【引言】拙文《千年光环下的石刻之乡》发表后，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一些热心读者以留言或电话方式多次与我沟通交流，有的专家学者也转来相关史料予以热情指导，值此深表谢意！现就富平石刻“五虎上将（匠）”缘由另做考证，以飨读者。清末民初富平石刻
五虎上将（匠）考略
文/孙文雄
富平民间有关“清末民初石刻五虎上将（匠）”的说法由来已久，经年口口相传，而表述不尽相同，颇令人疑惑。最近笔者再次深入宫里镇探访，兹将相关史料解析及最新考证分享给大家，期望能一起宣传好富平石刻，传承先辈们留下的技艺瑰宝和石刻文化。
凤凰山下名匠辈出
富平早期石刻是在宫里镇兴起和传承的，这得益于凤凰山产墨玉石。远在唐代以前，凤凰山周边村堡就有诸多从事石雕的工匠，进而子承父业逐渐成为石刻世家。但在封建社会石匠地位卑下，被人讥讽为“揭石头皮的”。但正是这些地位低下的民间石刻工匠，创造了辉煌的传世业绩。关中唐朝十八陵的众多石碑、石雕，大多出自富平工匠之手，规模宏大的唐睿宗桥陵石刻翁仲底座上就刻有“富平田氏”字样。西安碑林古碑复制、兰州烈士陵园墓碑、甘肃、河南等地的石刻群雕等等，都留下了富平石刻工匠的印痕。
凤凰山，古称龙泉山。因石材之名，从古至今都是孕育富平石刻大师之地。而凤凰山下的南陵村更是人杰地灵，是辈出石刻大师的最具代表性村子。当然，紧依凤凰山前居住的宫里凤西、涧头、三凤、桥北、南陵、北陵等村在古代就出现了石刻专业户，世代相传。凤凰山后的韩家窑、大郎沟、二郎沟以及党家沟也有开山采石、从事石刻、石雕。只是人数不多而已。周围的大樊村也是偶有名匠。这些村庄在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优势。涧头村的专业优势就是以雕刻各种人物造型闻名遐迩，例如涧头关帝庙的关帝庙的关羽石像、其中关平、周仓石雕像已经成为陕西省的瑰宝。凤凰山东隅的北陵村人就以开山采石见长，当地人将采石矿井俗称“石头塘子”，北陵村人也积累了他们独到的丰富经验。不过这项工作多年前因环保和安全等多种原因已经停止了。南陵村的工匠们是以镌刻文字见长。有明代时孙丕扬的专属刻石大师李信，所刻的孙丕扬碑石作品刀法娴熟、工艺精细、富有神韵。有南陵赵家的赵致褀，代表作有岳飞《出师表》、与刘来福合作镌刻的《赵士善墓表》等。有以善刻清末高陵人白瑜道的书法而闻名的杨家麟。有在精雕细刻下，墨迹在石碑上维妙维肖的刘齐廉。有为省历史博物馆复制的《曹全碑》和《二王法帖》，得到专家充分肯定和赞誉的刘英贤，有为郭沫若刻字的刘云建等等……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有一位刻碑技压群匠，德才双馨的国之大匠，他就是当时最有名的镌刻大师南陵南堡的刘生荣（1841—1908）。他是富平石刻界名副其实的泰斗人物，其镌刻代表作有《虞恭公墓志》、（欧阳询丹书）岳飞的《前出师表》，此人镌刻作品解放后均为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等。五虎上将（匠）探源
宫里南陵村一直流传着清末民初“五虎上将（匠）”之美谈，但细究起来说法各异，前后涉及到了七个人名。截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终未见诸于任何文字记载。后来，在一个记载赵致褀的史料中，第一次见到了的关于五虎上将的具体文字记录。记载的是刘生荣、赵致祺、刘来福、杨家、刘先乙。且不管此材料的准确与否，毕竟是见之于文字了。随后我便深入南陵村细探究竟。
据我了解，南陵行政村共有四个自然村（堡）。分别是铁炉堡、南堡子、北堡子和赵家堡。铁炉堡和南北堡子多是刘姓，赵家堡除赵姓外，还有杨、陈、刘、田、韩、张、姚、王等诸姓。各自然村均有名匠传世。宫里南陵村全貌
先说说五虎上将（匠）的来由：五虎上将在《三国演义》中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中首次出现。书中说刘备攻取两川，诸葛亮等拥刘称帝遭拒，遂称“汉中王”，随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上将”。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五个人是按其政治地位排列的，并非是按战功或年龄排序。此后民间亦循例效仿，以“五虎上将”称谓赞誉杰出人才。笔者在《千年光环下的石刻之乡》一文中曾写到：“刘生荣的石刻技艺当属五虎上将（匠）之首。”后又经过和更多的石刻文化研究者交流和更深入考证分析：刘生荣当为清末石刻泰斗！而“五虎上将（匠）”之美誉，则出自刘生荣老先生之口。事情是这样的。清光绪末年（1900），宫里南陵村年近六旬的石刻大师刘生荣，亲率宫里南陵刘家、赵家、桥北等村的一批青年工匠应邀远赴河南开封，为袁世凯的五叔父、大收藏家袁宝恒镌刻传世书法名品，复制书画名帖历时三年之久。在这三年的镌刻技艺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镌刻高手，雕刻作品上千件（一说数千上万件）。袁宝恒对这批雕刻作品赞不绝口，一日问刘生荣：“你手下技艺最高的几个人是谁？”刘生荣随口说出了五个工匠的名字：“刘齐廉、刘来福、赵致祺、刘应文、杨家麟。”后来便由此演化为“清末民初宫里石刻五虎上将（匠）”的美誉故事。 刘生荣从这一批青年才俊中无形中评出“五虎上将（匠）”，这是他们的长辈、师傅在石刻实践中发现并赠予的美誉。也就是说，刘生荣是五虎上将（匠）的授名者或上级。从年龄上看，刘生荣在此时，已经年过花甲，他家宗谱明确记载他是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出生。比其率领的部下平均要大将近三十岁，以他当时的技艺水平、社会地位，肯定在众工匠之上，正如刘备与部属五虎上将的关系一样。刘生荣老先生所言“五虎上将（匠）”，是对当时五位能工巧匠的褒奖，也为他们的家族带来了荣耀的光环，成为了工匠们学习的榜样。五虎上将中的刘齐廉比刘应文大八岁，估计是1858年出生的约42岁，刘来福大约是1860年前后出生的人约40岁，赵致褀约45岁（？），刘应文1866年生人为35岁，杨家麟岁数未能确定。而一些史志有载五虎将中有刘先乙的名字，据我调查，刘先乙是刘齐廉的二儿子，1887年出生，在1900年时仅有13岁，正处于孩童时期，不可能下河南刻字。另据南陵的老人们认为，应该是其父刘齐廉而不是刘先乙。笔者亦认为南陵老人们的看法正确。据细查，当时这个资料的提供者也是根据口头流传而考证不足而致，故而有误亦是难免。另外，赵致褀生平文中提到五虎匠中的“杨家”，据考应为“杨家麟”。笔者在南陵四堡及宫里石刻界多次查访，皆无“杨家”其人信息，而同期却有一位石刻名匠“杨家麟”，其经历也证实此人是“五虎上将（匠）” 最末一位。推测其时撰文者或遗忘了“麟”字，此后一直延误为“杨家”。应当说，五虎上将这仅仅是一种美誉而已，并不是石刻界的最高荣誉，当时像刘生荣这样级别的大师才应配有最高荣誉。所以，把刘生荣列入五虎上将是当年提供资料人的一个历史误会。如果成真，那是对刘生荣先生的一种贬损。南陵年已95岁的刘兴汉老人说，关于五虎上将的有各种说法，都是口头流传，名字大同小异。始终未见文字正式记载。
我还走访了刘应文的嫡孙、77岁的刘静波先生，他说小时候每年清明节跟随父亲给爷爷上坟，父亲总是说，你爷爷因个头矮小当年被称为是“五虎上将”里面的“小赵云”、并说当年如何是站在架子上，镌刻“望湖楼”上的匾额的大字的等等事迹。那时，几乎年年提及这些事。作者与刘静波
被忽略的镌刻大师
在刘生荣的五虎将中，有一个被忽略了的镌刻大师，史料上也很少有记载，这个人就是刘应文。刘应文随刘生荣之邀远赴河南开封，之后名列“五虎上将（匠）”，因其个头矮小，被称“小赵云”。从河南回来后，因年岁渐长，刘应文就一直在关中各地从事镌刻职业。恰好就是在这二十年里，刘应文的镌刻技艺已经显示了炉火纯青的水平。镌刻声誉日隆，也创造了一个民间石刻工匠绝少达到的影响力、荣誉高度。
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存的历史文物资料。在上世纪前三十年的陕西关中的名刻、名人书法镌刻多出于此人之手。如中国近代书圣于右任给陕西的书法镌刻都是指名刘应文镌刻，已经看到的有：1920年刘应文携其徒弟樊鼎新合作镌刻的于右任先生为张义安书丹的《张中将義安墓志铭。章炳麟（太炎）文，刘守中篆盖；1919年刘应文镌刻了于右任先生为刘守中父亲“刘仲贞”撰写碑文并书丹的墓志铭《富平刘仲贞先生墓志铭》，泾阳县柏堃篆盖；1920年刘应文镌刻了于右任先生为悼念陕西辛亥革命元勋井勿幕书丹的《井勿幕诗稿》；1925年携其徒弟樊鼎新、王万有合作完成镌刻于右任先生为胡景翼撰文并书丹的《延威将军胡勵生之墓志铭》。吴昌硕篆盖。及其墓前的主碑镌刻；1926年携其徒弟樊鼎新合作镌刻的于右任先生为董振五撰文并书丹的《董少将振五墓志铭》，刘守中篆盖。以上镌刻作品，全部有于右任先生亲笔为工匠刘应文题字留名。因为刘应文长期为于右任先生的墨宝镌刻，和于右任先生也有了私人交情，于先生偶有书信直接致刘应文，遗憾的是这些国宝级的书信，1966年文革中付之一炬了。由于刘应文当时在石刻界积累了较高的声誉，所以我县当时一些重要的碑石都是指名刘应文镌刻。1916年泾阳县辛亥革命先辈高又明先生为其母的墓碑，关中名儒宋伯鲁撰文并书丹，请刘应文镌刻完成；1920年张元济撰文、关中名儒牛兆濂书丹的“富平洪水朱文清墓志铭”，也是刘应文镌刻；1920年我县解放前曾担任过县长的郭锦屏（郭藩）母亲墓碑，由我县名人计照书丹，聘请刘应文镌刻。1921年胡景翼题写立诚中学校训三句话，亦是由刘应文独立完成镌刻的；同年还完成镌刻了胡景翼撰文并书丹的《张义安墓圹纪诗》；
1923年康有为来我县时的题字“图书馆”，淡村线润田母亲题写的墓碑正文，都是由刘应文完成的镌刻。正是由于以上镌刻声誉的积累，刘应文碑石匾额镌刻技艺造诣首屈一指。1923年胡景翼倡导重建的望湖楼，并亲笔题写 “望湖”、“藏书”、“尊经”、“建義”、“礼堂”五幅匾额的镌刻工作，聘请刘应文挂帅，与其族弟刘步盈（1886—1968）、其长子刘天坤（1899—1972）三人合作完成的。外人所不知的是当时由于工期紧张，匾额石料在未刻字之前就镶上了建筑物。其镌刻工作是其三人站在脚手架上完成的，其难度可想而知了。
可以得出“刘应文不亏一代镌刻大师”的结论，如有人能够为于右任镌刻一幅作品，尚且荣耀不止啊。更何况刘应文被于右任先生指名镌刻了万字以上的数幅作品，至今无人超越。不能不说是一个石刻工匠的最高荣誉了。驰名关中的大儒宋伯鲁、牛兆濂的书法作品、一代名人胡景翼的多幅墨宝都是由刘应文镌刻，可知其当时在石刻界的声誉何等之高了。这也是富平县石刻史料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富平石刻史上的光辉。近、现、当代的石刻传承中，以前刘兴汉先生、刘听汭先生在有关文章中已经共同给予了肯定。镌刻技艺的传承和定位：刘生荣（1841—1908）——刘应文（1866—1932）——刘天坤（1899—1972）——刘英贤（1915—1990）。可见刘应文在富平镌刻界的历史定位。刘应文，1866年生，宫里镇南陵北堡人。其父刘春秀，多年一直在三原县东里从事私塾教学并兼行医。结识了贺瑞麟等三原名儒。其母刘氏，桥西义门村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读古文诗词，尤其精通《太上感应篇》。刘应文幼年随父母在三原县长大，也学到并积累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光绪三年，其父在三原病逝，刘应文与其妹和其母扶柩还富平老家定居。十四岁时，跟随本村石刻名匠刘齐廉专心学习石刻工艺。十六七岁时，即到原渭南县渭河北边巴邑村为一富豪人家雕刻石墓、石碑、供桌、石羊、石马、牌楼等地面全套石刻设施，长达十数年。在此十余年间，刘应文掌握了石刻行业的全部技艺，成了远近有名“全挂挂把式”。约在1894年左右，刘应文应邀远赴兰州，为时任甘肃学政的光绪己丑殿试探花刘世安镌刻中国古代书法名品，长达数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关中爆发瘟疫，一代镌刻大师刘应文老人，不幸身染霍乱（俗称“虎烈拉”）猝然病故，享年六十七岁，葬于本村北墹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说，十九世纪末最有影响的镌刻大师是刘生荣，那么刘应文定是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富平乃至陕西最伟大的镌刻大师。后 记
无论是“五虎上将（匠）”，还是古代石刻世家，他们在延续中华文明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传承作用。然而纵览史册，有关石刻名匠的记载少之又少，令人扼腕叹息！弘扬富平石刻文化，探寻名匠尘封的往事，责任在肩。我以后还会继续在一些有限的史料或资源及后人的口述中了解一些，尽可能多样和全面的分享给大家，让富平的工匠得有人知晓，让富平石刻能够永远活在当代。富平石刻的精神是我们大国工匠精神的代表，也是我们富平人的精神。富平石刻要发展，首先要弘扬先辈们的工匠精神，那怕以商业为主，暂不论技艺的一些企业家，我觉的都应该转变思想，让富平人的工匠精神得以传承，让企业带上文化的翅膀得以更长足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品牌价值。富平清末民初石刻“五虎上将（匠）” 刘齐廉，刘来福、赵致祺、刘应文、杨家麟的故事，我们还需做更深入的挖掘，也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和相关企业或政府人员加入其中，把家乡的石刻文化讲好，把富平人的精神弘扬下去，为富庶太平之名正言。为此，一桩流传百十年来模糊不清的口头说法，可以有历史定论了。在此，我再次感谢曾经提供历史资料的同道志士和曾经对我撰此文有帮助的所有人士。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