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恩情

文/鱼羊儿

早就想写一些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字，但每次提笔，总因为种种感情的牵绊而未能如愿。我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像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亿万农民一样，父亲具备他们共有的勤劳善良节俭朴实吃苦厚道等优良品质，同时又有胆小、吝啬、怕事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在关中人的方言口语里，父亲被称呼为“大”，声调阳平。但这一富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亲切缠口的单音称呼正在逐渐被“爸”所替代。在我们村里，一般家庭的儿女都称呼父亲为“大”，只有少数的经济条件较好，或者父亲在外工作的家庭儿女，才称呼父亲为“爸”。时至今日，我已年过不惑，在电话里或者父亲面前亲切自然大方地喊一声“大”，竟让身旁的同事们感动不已。我不习惯称呼父亲为“爸”，就像我的女儿不习惯称呼我为“大”一样。父亲幼年时体质较差，经常得病。因为患病，不慎将视力损害成近视。父亲曾上过几年小学，识一些字，书本报纸勉强能读下去。但因为当时家庭并不重视孩子的读书，经常因为农活忙而被爷爷安排在田地里，耽搁了学业。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和成人一样辍学务农了，因为视力不好，父亲就成了村里唯一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戴着近视眼镜的人。村里人就送他一个绰号,“眼镜”。

    我的父亲生于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他才十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动荡不安，建国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改革开放以后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他们那一代人，一生几乎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上的饥寒交迫、肉体上的苦难折磨还是精神上的艰难坎坷，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每每想起这些，我才会感觉到自己前些年在白庙山村里教书时经受的境况能算什么呢，自己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一时偶遇的逆境又会是什么呢？

如今，父亲已经年过古稀，黄铜般的脸面上横七竖八地布满粗而深的皱纹，脊背微驼，双腿因长年过度劳作，行走艰难蹒跚，一双长满厚茧的手掌，已经不能完全伸直。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一生劳碌辛苦所致。我的父辈就父亲和姑姑兄妹俩人，除了堂兄妹外，弟兄姊妹再无他人。姑姑出嫁后，一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父亲和母亲身上。父亲母亲拉扯养大我们兄妹4人，又把我的爷爷奶奶养老送终。当我们兄弟姐妹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时，父亲母亲却都进入老暮之年。除大哥外，我和弟妹三人还算运气好，都先后考学分配，现在我和妹子在县城工作，三弟在省城上班。父母两人每年根据时节变换，不停地地在四个儿女家中轮流走动居住，吃的饭菜好起来了，穿的衣着也好起来了，既不愁钱花，也不愁房住，比起村落里同一跑受苦受难的邻居们，父母的苦也算没有白受。

    按说，父母现在已经到了苦尽甘来，安享清福的时候了。但他们却一直闲歇不住。每年春节前后，父母总要在老家大哥那儿住上一段时间，为的是能见到只有在春节时候才能见一面的亲戚们；然后是在夏忙、收秋之际，他们要住在乡下，虽然父母早就干不动地里的体力活了，但这个时候，他们在哪里都住不安心，只有住在老家，看着人们收呀种呀的忙活着，他们才安然。其余是时间，他们会在我们兄妹三人这里没有什么限制地轮流着住。但不管在哪一家，他们都闲歇不住。母亲住在谁家，基本上把谁家的买菜做饭就包了，谁都禁不住，谁都劝不住。她的借口是，她还干得动，她不累。而父亲则是背着我们捡破烂，偷偷地积攒在煤棚里不易被发现的角落里，隔段时间卖掉换来几块几角钱。最初我们都爱面子，嫌父亲捡破烂不雅，丢人，为此我和他没少拌过嘴。但慢慢的，我接受了。只要父母乐意的事情，就随他们去。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人生所受的艰辛，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难体味的来，只有他们才有真切的体会。

在物欲横流、奢靡泛滥、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父母惜财爱物、节俭朴素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有时甚至让我感觉到他们的吝啬甚至可笑。有两件事情，让我哭笑不得。每次我把这两件事情讲给朋友或者同事们听，我都会笑出眼泪来。记得第一件事情是父亲刚来县城不久，我和妻子忙着上班，有时顾不上给父亲做饭，便给他钱让他在街道买饭吃，但他总嫌贵，不肯花钱去买，所以每天早饭我不知他怎么凑合，反正只能在妻子下午回家后吃一顿可口的晚饭。为解决父亲的早餐问题，我在一家饭店给父亲购买了20张自助早餐券，让他每天去饭店吃早餐。几天以后，妻子对我说，这几天不知咋的，父亲下午总没胃口，是不是病了。我便问父亲，是不是肠胃不舒服还是咋的。父亲连声说啥都好着哩，啥都好着哩。我也没在意就过去了。有个礼拜天，我带妻女和父亲一块去这家饭店吃早餐，等到父亲打着饭菜端他过来时，我一下子惊呆了，也明白了。父亲的餐盘里满满当当的，各种凉菜热菜、面包馒头包子油条等等，应有尽有。我瞪着眼睛小声给父亲说：“大，这么多你能吃得了吗？你少来点，一次不够还可以再去打。”父亲说：“我打这么多就能吃这么多，你别操心。再说，一张票五块钱呢，也值这么多。”我哭笑不得，有点狠狠地骗他说：“这票是人家赠的，没掏钱。再说，你一次吃这么多受得了吗？不害怕吃出病来？怪不得下午连饭也不吃了。”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强忍着没发出火来。回到家里，我又对父亲陈明利害，让他再不敢那样吃饭。父亲嘴里应着，但表情明显是心不在焉，认为没啥。另一件事，还与吃饭有关。父亲爱吃面食。我家不远处有家杨凌蘸水面馆，时不时我就和父亲过去吃面。有一天我和妻子有事外出，便叮嘱父亲吃饭自理。晚上回家后我问父亲中午吃的啥饭。父亲说：“杨凌蘸水面。”到了礼拜天，我又想和父亲一块去吃蘸水面，父亲却有些为难地说他不想去。我问原因，父亲不说。再三问，父亲才不好意思地说，上次他单独去吃面，故意少付了老板一元钱。我问咋少付的。父亲说，他吃了三条面，每条一元，蘸水面的汁子一碗一元，这价钱他都知道。但他付钱的时候故意只给老板三元钱。老板解释说，三条面，一条一元，汁子一元。父亲却对老板说：“就你那一小碗汤还收钱？我在芳香饺子馆吃饺子的汤都不收钱，你的面汤还收钱！”老板听了，又见父亲年纪大，不便与他理论，让他走了。父亲明知理亏，可心里高兴，省了一元钱啊！我听了心里又憋气，又好笑，不知给父亲说些什么才好。

母亲也是俭省节约的模范，平常硬是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家里的剩饭剩菜，总要搁在冰箱里吃了又吃，一丁点儿也不肯倒掉。实在不能吃的菜，我和妻子只好背着她偷偷倒掉；家里买回商品用的各种包装盒子，大大小小她都舍不得扔，仔细分类收集在几个纸箱子里，等到积攒得够多了，也不肯卖给那些吆喝着上门来收废品的，而要亲自送到废品收购站，为的是能多卖几块钱；有段时间，母亲总是早早起床，匆匆下楼，像赶什么场子一样。到晚上我问母亲，这几天起来那么早，有啥活动？母亲说，有家药店搞活动，买药赠礼品。我问赠什么？她说有盐、洗衣粉、饮料等等，都是小包装。我又问，那人家是买药才赠礼品，没病没痛的，你每天都买些啥药？母亲说：“我买薄荷片，人丹啦啥的，只花一毛两毛钱。”我说：“你天天排队等上两、三个小时，就为用一两毛钱换一块来钱的东西。你不怕站在那儿腿疼或者把你累着？”母亲说：“我腿也不疼，人也不累，站队的全是老婆老汉。”我没有办法，母亲高兴就让她去罢。也许这是乡下人进城后最乐意干的事情之一。

父亲母亲劳碌几十年，那一代人所经受的苦和难他们几乎都经受过，许多苦难是现在难以想象的。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所想，是和他们的经历密不可分的。父亲曾经和村里的叔伯们到陕北换过粮食，百十斤粮食，硬是用两只肩膀步行几百里山路背回来的；记得刚刚实行责任制时，家里分得一块六亩大的地块，整个暑假，我和父亲一人一把铁锨，一只踏铁锨的踏板，每天十一点前和三点后，分两晌到地里去，一边放羊一边翻地。整片地翻完以后，村里人惊叹道：“你们父子俩把大寨的陈永贵也要吓住了！”父亲是改革开放后村子里最早出门打工的农民，先后到铜川、咸阳等地的建筑工地干体力活挣钱。1982年前后，为了解决家中劳力不足、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务的问题，父亲从铜川便宜买回一头驴饲养着。随后有好几年，父亲一直在农闲时给本村的私人白灰窑出窑。当时农村挣钱的门路很窄，这个活路还是因为父亲和白灰窑老板关系要好才拿到手的。自家的驴、自家的架子车，然后是我、大哥或者母亲，不是很确定地轮流给父亲帮忙拉下手，驴和架子车每月固定给十元钱的费用，父亲的工资按所出的白灰吨位计算，一月能挣五六十块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可观的收入了。出白灰的活路是重体力活，要忍受刚出窑白灰的高温炙烤、白灰粉末的呛鼻和灼伤，因此出窑时一定要穿一身旧衣裳当做工作服，戴口罩。父亲从没嫌弃过苦或累；1988年前后，父亲又辗转到乡上水泥厂去干活，干破碎石头的活。到了暑假，我硬是要替父亲干一段时间，起初父亲不肯，后来也就同意了。水泥厂上班是八小时制，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中午一顿饭是自带干粮，两个蒸馍，开水泡着吃，两根青葱，几个绿辣子角，凑合一顿，舍不得花几毛钱上厂子里的灶。破石头的活路也是重活，有的石块太大，进不了破机的锷口，要抡起十八磅的铁锤击破后再破碎。活重倒没啥，我最害怕遇到冥顽不破的麻石子，久破不碎，在破石机的镗口里面和锷板相互撕咬着发出的咯哇咯哇声音，犹如千万枚钢针扎刺进你的脑子和神经，实在叫人难以忍受；1990年前后，父亲回到我们村里一个远房叔办的水泥厂，和母亲一起，手工印制水泥袋子，就是用颜料把自制的浆糊染上一种单色，然后用一把宽大的板刷，通过一张丝网版给水泥袋子上印制品名商标规格什么的，印一个袋子零点四分钱。活路虽然不重，但是也颇烦，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劳动密集型工种，而且是枯燥单一的重复劳动，也非常辛苦。通常是父亲端着丝网版，母亲手持着板刷，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把丝网版放在水泥袋子上又抬起来，母亲则一次又一次地用板刷蘸着带色的浆糊以最快的速度在丝网版上均匀地刷上一遍，等父亲抬起丝网版的间隙，迅速将印过的袋子甩到一边的空地上去，等着风吹日晒慢慢晾干。一大晌几个小时下来，父母劳作的四周的空地上，便呈放射状凌乱不堪地躺满了花花绿绿的水泥袋子，老远看去，竟然也是一种好看的风景！这时候父母也累了，两人一边慢慢捡拾整理着晾干的袋子，一边清点袋子数目准备入库。每次他们一口气都能印上三、四千个袋子，要挣十多块钱呢！

农村人的日月就是在艰难艰苦的劳作中苦苦支撑维系下来的，一家跟一家一样，一家跟一家又不一样。清贫的农家人就是父辈们用心血和汗水换来儿女们的考学就业、出人头地，过上和父辈们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当父辈们步入老年，儿女们又想方设法带他们来到城市，成为城市里特别的一群人。

对父亲来说，要他丢弃在乡下住了大半辈子、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厦房老宅到城里居住，无异于一场革命！父亲对自家厦房里的角角落落了如指掌：夏收的农具，大件的都架空在厅房的屋架上，小的割麦镰刀、抱麦耙子等都挂在山墙的台沿上。农具只有夏忙时才用，平常放在不碍事的地方。犁耧耙耱都拾掇在老牛圈里；有危险、容易造成人体伤害的刃片刀子全用油纸裹起来，放在木柜子的抽斗里；磨刀石总是放在天井的出水口，保证经常湿润好用；爷爷奶奶的拐棍，虽然并不常用，却老是放在卧室房门的背后；存放粮食最小心了，以前用的是山上黄瓜条编的条子囤，里面均匀地抹上薄薄的一层渣泥，等风吹日晒干透后，盛装粮食；后来粮囤都用砖砌的，选址在厦房之下既不漏雨又不暴晒的墙角，囤底是一层中空的立砖做支柱，然后砌一层平铺的砖块做囤底，再根据一年的收成多少，一层一层砌上去；再后来，粮仓换成水泥预制板，每块板上预制几个眼，需要装粮时安装起来使用，不装粮时就拆下来码放在一边，在有限的屋子里不占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合成橡胶或者钢制的了，可以根据收获粮食的多少分层使用，既轻便又耐用。父亲每年存放新粮时，都要在平砖底上铺上一层厚厚的新麦糠，均匀地撒上防虫粉，再铺一层一直苫到四壁上的牛皮纸。顶上的保护措施一样细致，一层粮虫净，一层纸，一层严严实实的薄木板，防鼠雀、防霉变、隔湿潮。在老家的厦房底下，大的物件就不必提了，小的诸如一块砖、一根木柴棍儿、一颗小钉子、一截麻绳头、铁丝环、破布头等等，这些在父亲的眼里都是有用的东西，他都会收拾起来，放在他随时用随时能想得起的地方。很早的时候，厦房的后院里，还有两棵花椒树、一棵石榴树、一颗苹果树，我儿时的很多有趣的、可笑的事情都跟它们有关。在这个家里，父亲生活了大半辈子，日子虽然清苦劳累，但他在其中活的得心应手，出入自如，就好像这个家里的一切，都长在他的肉里，流在他的血管里一样，他和这个家早已经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了。真正要让父亲离开老家，无异于割身上的肉，抽血管里的血一样。

为了帮助我们我们兄妹照看孩子，父母最终都走出了老家，母亲很快就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但父亲一直不习惯，但当父亲再想回到农村的时候，我却发现他竟然回不去了。在城里人的眼里，父亲永远是一位乡下人，而在村里人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城里人了。我深切地感觉到父亲内心度日如年又无法相比让人表述的苦楚，因为他在哪里都不舒心。他失去应该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圈子。无论在老家还是城市，所有人都把他当作圈外的人对待。为此我的心里一直很纠结。我后悔当时千方百计把父亲接到城里来，现在我真的是无法再将父亲送回到他本来可以安然生活的农村环境里去了。但我又不忍心让父亲在老家的恶劣环境里度过晚年。这样的纠结一直让我不得安心。

所以，我一直打算找机会把老家的房子再收拾一下，想办法让父母回到他们自己的圈子和环境里去，在有生之年能够快乐一些、舒服一些，幸福一些。

仅此而已。

201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