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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七四

我的一九七四

文/李立民

一九七四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文革时期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早有定论)这一年,我刚高中毕业。做了时代赋予我,还有我们“高七四级”毕业的所有同学一个美好的称谓,叫做“回乡青年”。以此来区别城里来的下乡“知识青年”。仅两个字之差,很明显我们就低人几等。

不管咋说,回乡青年也好,知识青年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的去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都一个屋檐下的群体。用方言解释,都是“打牛后半截的人”。(种地,梨地而已)

提起一九七四,让人最不能忘记的是“高七四级”这届毕业生。生于大跃进前后,吃过公共食堂,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苦,长在文革十年期间。之后又进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下海经商,下岗再就业,晚婚晚育,计划生育,退休前又来了个“并轨”。虽然年龄,阅历比不上1930年前后那些伟人们。比不上那些将军,文学家,科学家,包括政治精英。但是,我们在历史进程中。阅览了旧中国,新中国的历史长卷。经历了几代人的沧桑。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祖辈们的血液。我们与共和国的年龄不同岁,但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步的。上至国家栋梁,下至黎民百姓大多是“五零”后的人。见证了每一次的时代变革。现在仍以不同的身份扮演时代的角色。

 “五零”后的一代人,像一台时代刻录机一样记载,保存了世纪之交前后六十多年的历史演变。每一次发现都出乎意料,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也都是头一遭。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次群众运动,真可谓惊涛骇浪,暴风骤雨式的革命。邪气占了上风。善恶不分,良莠不辩。坏人整好人,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把个一穷二白,建国初期的中国折腾的是七零八落。一片汪洋漫灌。从上到下,各行各业。翻了个底朝天。

教育界更是深受其害。大中小学,无一幸免。教师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文革”那十年,学生革教师的命,青年教师革老教师的命。互相撕杀。大字报,小字报满天飞。谁想整谁就整谁。学生不上课,不学习。停课闹革命,好不热闹!

文革前的招生制度,悉被破坏。大、中专停止招生。中小学几个年级合并压在一块,爷爷孙子老弟兄。时而又复课闹革命。不停地否定……肯定……又否定。错误……正确……又错误。朝令夕改,莫衷一是。就这样,全国的青少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知识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围剿。最终把一代人的理想前途,命运消磨在这场运动当中。每一次社会波动,我们都充当了试验品。从另一个角度看,又锤炼一代人意志品质。

一九七四,倒退两年就是一九七二年。后半年,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提出初中升高中要考试。这下好了,胡成乱捣总算消停了几个月。

所有的本届初中生,如雷贯耳,急起直追。埋头复课。达到头悬梁锥刺股这种程度。那时我们还没有电灯,天不明就到学校,拿上用墨水瓶制做的煤油灯。刻苦努力地学习。没有书,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数、理、化旧书。复习了不到半年,考试时间好像是在寒冬腊月。到考试的那一天。学校只告诉了具体的考试时间。发个不像样的准考证。也没有什么组织规模,也没有家长送行,同学之间提前找个伴。背个烂布书包,装上几个跟砖一样的玉米面馍馍。家境好点的同学还能拿点纯麦面馍,再好一点的拿的是锅盔,是麦面还是杂面就不知道。到考试那天,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提前跑到考点,寻找自己所在的考场。没有任何压力按时进入考场答卷。也没想考的结果怎样,只是想明天回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考试结束。第二天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考的好坏就没进脑子去。没有一点感觉。等了几天,成绩下发,我们学校一下子就考上了七十多个。当时占到曹村高中招生比例的三分之一还多,总共四个班级才二百来人。这个惊人的升学数字,我们原来的七年制学校红了,校长红了,教师红了。

过完年,就是阳历1973年春,参加中考拿到通知书的同学,准备报到上曹村高中去。是兴奋还是郁闷,五味杂陈。穷的叮铛响。心想,在家门口上学还能吃一口热饭,现在离家在外,吃啥?咋吃?住那?睡那?都是问题。结果,吃自己背的馍,睡大通铺土炕。就这样度过了两年。

当时的高七四级学生,全国都一样。因文革小学,初中都是在混乱中过来的。通过这次考试,能进入高中,那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也懂得生活的艰难。每个同学都下茬立势,刻苦努力的读书。

记得那时候,在校一周六天,三天背一回馍。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无法用言语表达。星期天下午一到学校,放下馍布袋,打一杯开水,各做各的事。有在外面台阶上读的,有在操场边背的,有在教室埋头写的。学校晚上按时熄灯,有些同学被老师从教室里往宿舍赶。这样的学习热情,前所未有。互相竞争的学习氛围。至今令人感动。

高七四级的学子们,就像战后的日本,青少年在残檐断臂下奋发读书,努力改变自己的国家。没用多长时间,经济状况大大好转熄。增速明显。六七十年代就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令世界嘱目。

文革这十年,除过高七四级是考试上高中,其他的不是断茬了,就是推荐上高中。

一九七八年前,上大学也是推荐,当时叫“社来社去”。推荐主要是家庭出身好的。什么是出身好,就是家里不是贫农,就是下中农的。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连门都没有。说到出身,不懂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人,是不懂的出身这个词的意义,(见毛选四卷,阶级分析)简单说,我家里是富农,富农就是比地主低一个层次,原则是按解放前祖辈,父辈们的家当财产,土地多少。雇佣不雇佣长工,或者短工划分的。

如果划成地主或者富农,那今后有你吃不尽的苦头,受不完的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创造了一些新词语。地主,富农的娃叫做“可教子女”。我就获得了这一“殊誉”。从此永无出头之日,总觉得自己低人几等,十分自卑。

成分一旦划定,给家里父母就带一顶像金箍咒一样的帽子,叫做地主分子或者富农分子,还有两类人,是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统称为四类分子。

长话短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用“茫茫宇宙,黑暗如漆,茫茫宇宙,冰冷如铁,茫茫宇宙,腥秽如血来形容”。出身不好,经常受到来自无辜的打击和排挤,游离于社会之外。

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昭雪,取消阶级成分,在农村所有的人都叫社员。好不容易才跟其他人平等。

那时候,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经济上匱乏,吃不饱,穿不暖,社会动荡,大部分人温饱都没有解决。可以断定,高七四级的同学没见过面包,牛奶。见过猪和鸡,但没吃过大肉鸡蛋。鸡蛋家里还要去供销社换盐换碱。包谷馍,红苕只要能吃够就很不错了。真正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们这群人,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就像干渴已久的人,不要说喝牛奶,就是地上的污水也恨不得喝下去。这是他们对知识的喝望。

1973年春开学,好的教风,学风正在形成。老师拼命的教书,学生如饥似渴的学习。好景不长,到1973后半年,又不知从那又刮来一股旋风。叫做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教不成也学成,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受到冲击。这样的奇谈怪论,出了许多滑稽的事。一代高七四级就这样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刚来的教育春天,才发芽,还没来得及成长——又被霜杀的一干二净!

当时,班上有个叫陈某某(省略名)的同学,冬九寒天快到了,还穿着薄薄的秋衣,夏天快到五一节,还穿着把棉袄里边花絮撕了的两层里子和面子。不合时令的穿着。冷的时候瑟瑟发抖,热的时候满脸通红,真是穷到衣不敝体,食不裹腹的地步。但他把读书学习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偷偷摸摸地学习,他的胃肠里没有被食物填饱,可是他的腹腔里,头颅里装满了智慧,咀嚼数,理,化,甘甜的味道。把当时的学习环境总结一下。那就是为人求知的门紧锁着,为愚昧无知的门敞开着。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制度,他一次考中,最终以留美博士的头衔回国效力。这就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令高七四级所有人的羡慕和汗颜。

还有许多优秀的高七四级同学,从一校一县,到全国各地,这代人在改革开放后,工,农,商,学,兵各个行都有,也不乏有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在各个行业表现不俗,出人头地。出类拔萃。

那时候的老师,大多是解放前后家道较好人家的子弟,都上过专业的师范院校,或者其他院校,像那个俄语老师高佰崇,是前苏联专家的翻译。我也接受过流曲高中体育老师郭银州的培训,省足球队因伤下派中学教体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球技,至今难以忘怀。各有所长,并且吹拉弹唱样样来的,衣着朴素干净,文质彬彬,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以后高七四级也有许多人当老师,包括自己。和那代知识分子相比,自己觉得还有一定差距。我们遇到的老师,可谓一代师表,永远是学生的楷模。向健在的致敬,向走了默哀。致敬前辈!致敬高七四级!

一九七四,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对苦难磨难并不陌生。苦难是人生的老师。磨难对于弱者是通向死亡的坟墓,对于强者则是生发壮志的泥土。

一九七四,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代人的记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饥饿伴随着我们的童年,少年期。青年初期。我们也有棱角,不可能完美。也曾小偷小摸,饿了。偷生产队的红苕,萝卜,柿子。生吃。烧着吃,只要能把饥肠塞饱。那管做的对不对,那管好吃不好吃。这叫“饥不择食”。吃是为了活命。不管错对。这就是一九七四。出了一届高中毕业生,叫做“高七四级”。

当岁月年轮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圆上一圈一圈放大的今天。我又想起了“一九七四”。
2020.09.0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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