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糖僧
一孔
这不是什么别字，就是糖僧，与念经取经的那个和尚不是一个人。
那个唐僧知名度大许多。一来长得帅，妇女之友，从女妖精到女国王见到他都挪不动脚步；再者质地好，谁吃一口他的肉就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活着，性价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按照周星驰的表述，他心肠好，爱护小动物、保护环境勤晒被子什么的；最后人家背景也好，在天上是如来的转世，在地上是皇上的御弟，黑白两道通杀，羡煞众人。
最不平衡的就是他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愣是有几个能耐通天还死心塌地的徒弟。连摔孩子的戏都不需要演，就那么晃晃悠悠地成佛了。比那些妖精或凡人动辄要死多少次经过多少世的轮回要利索多了。
我说的这个糖僧也是想过成就一番事业的，不过他的运气要差的多。
当然，他也是僧人，而且，“糖僧”这个名头也不是我为了替他和唐玄奘攀亲有意取的，他自号就曾经叫过“糖僧”。因为他牵涉到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学史，所以，这个糖僧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很别样的一笔。
他就是苏曼殊。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
倒也不是他革命做得比别人毅然决绝，也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足以傲视群雄，尽管他是可以以革命者和文学家留名的。他的传奇在于他行为的另类，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畸”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复制的一个人。
毕竟，这个社会存在着太多的至少看起来的正常人。
一
他只活了三十五岁，到死不过还只是一个大龄青年。
至于他在革命上的成就，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想法上，并未有过多少的实际行动。即便是想法，也还形成不了理论，多半和那时的激进年轻人类似，提倡暴动、暗杀、行刺之类。不比汪兆铭自己当真还埋过炸弹，也不比秋瑾徐锡麟最终能以烈士报国。不过，他参与革命的确算早的，十五六岁在日本留学时就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一九零二年春天，中国在日本的第一革命团体“青年会”成立，虽然响应者寥寥，但苏曼殊还是积极性挺高，“至为乐从”。到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旅日学生因为俄国对我国东北的领土野心昭然若揭，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苏曼殊也是义无反顾。谁料到清政府觉得这拨年轻人不大对劲，名为抗俄，实则抗清，一面要求日本政府解散这个团伙，另一方面密令政府官员搜捕回国的青年。于是，团体分化，大部分退出，少部分继续，索性还就真反清了。“拒俄义勇队”改成了“军国民教育会”，宗旨明确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手段确定“鼓吹、起义和暗杀”。这个节奏，是摆明着跟清政府对干，风险系数自然不言而喻。
苏曼殊当时是依靠表兄的接济留学的，表兄林紫垣是个商人，图的是生意顺畅，反对苏曼殊这么干，并以断绝接济为要挟，强令苏曼殊回国。苏曼殊宁可挨饿就是不愿意退出“军国民教育会”，还写了一封假遗书，上面写道：“今日黄浦投江死”以诈死来表示反抗。
当时，民族主义高涨，大家对于那些历史上的义士如鲁仲连荆轲等都是充满膜拜的，所以对于蹈海而死觉得是舍生取义的壮举，比如比他大九岁写出《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后期就是在日本投海而亡的。他想到了这一出，估计也不是兴之所致，似乎之前也曾考量过，毕竟那么年轻轻的，真要是下海也还是需要毅力的。
他是摆脱不了世间的欢愉的。
问题是他一个青年的革命者革命没出名，诈死却出名了，这个名出得有些尴尬，他也从此获得了“怪人”的称号，慢慢地从主流当中游离出来。
不过，他的革命事业并未结束。回国之后，先是谋了个教书的生计，后直接到上海，热情高涨，耍起了革命的笔杆子，给宣传革命的报纸写写稿子，并与陈独秀，章士钊等等共事，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早期革命宣传家。无奈清政府随即查封他效力的《国民日日报》，他继续辗转于香港，借助于老同学冯自由的介绍信找到了陈少白，供稿于陈少白主持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这本来是他延续影响力乃至于逐渐成熟的非常好的舞台，然而他却又与陈少白产生误会，某日忽然要求出家，陈少白知道他的性格是留不住的，也就赠金送行。苏曼殊在花完这笔钱之后，在惠州敲开了一个叫做惠龙寺的破庙的庙门，让庙里唯一的老僧给他剃度，开始自己的僧人身份，时年虚岁二十。
千万不要以为他从此潜心礼佛了。和尚做了不到两个月，他偷走了老僧仅有的二角银元离开了师傅和破庙，再度找到陈少白，成了一个披着袈裟的革命者。大概觉得老是赚哟呵太过乏味，忽然提出要想刺杀康有为，被陈少白劝阻，又赌气离开。在这之后，虽然参与谋划过起义，也尝试过和鲁迅办杂志，也都没有成功。即便是辛亥革命之后，他也只是短暂地狂热了一段时间而已，继续着自己的漂泊，直到“晚年”凄惨地病死。
他只是一个革命的时常参与者，一个情绪化的革命人，离真正意义上强大坚定执着的革命家距离甚远。
不过，他毕竟为革命做出了一些贡的献，他的名气和他的才气还是影响了一批人，比如那首：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看起来就似曾相识，因为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当然不是巧合。
二
他的文学成就呢？
百度上的介绍是“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评价相当高。我们不能诋毁逝者，但这更像是他的文学范围。他写过几篇小说，百首律诗，翻译过一些名著，都是事实。但是，他的诗歌虽然“清艳明秀”，但多是感怀之作，多半也就是感怀身世，绕来绕去离不开自己以及自己的那高得离谱的情商；小说也是套路化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无非男女青年追求爱情而不得的概况，当时影响不小，但也只限于当时；至于翻译，也就是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拜伦的一些诗歌而已，至于能否堪称翻译家也实在是说不清的。
文学作品肯定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前几年一个诗人一年只写一首并不影响他获诺贝尔文学奖，问题是苏曼殊一来写得数量不多，二来能流传下来经受时间检验的也不多，所以单就文学乃至于学术成就来讲，并没有超过他的那一帮同学。
比如章太炎，公认的国学大师，国宝级的人物。再比如冯自由，为孙中山担任了多年的机要秘书，晚年还写了多部史书，以当事人的身份还原了大量的史实，是对于正史的很好补充，相关人物一网打尽。其中《革命逸史》影响很大，乃至于我现在查的苏曼殊的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它，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革命轶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几乎是肯定的。
还有陈独秀，一方面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家，另一方面还主持过北大文学院，也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而那时，苏曼殊已死。
苏的才气是圈内公认的，他就是一个天才，他总是能很少的时间学会很复杂的事情，无论是写诗写小说，他几乎信守写来，浑然天成。据冯自由讲，其实苏曼殊才去日本的时候，文字并不好，当时西学东渐，翻译一些西方的著作一般是不愁退稿的，还能挣点补贴，苏曼殊只一年时间，就从水平较低的乙班升到甲班，并且翻译得像模像样。而且在翻译得时候，他不仅仅是意译，而且还掺杂了大量的自己的东西，甚至直接改写。他翻译得《悲惨世界》大约只有开头和结尾与雨果仿佛了，中间的全是自己的发挥所致，那个作品应该介乎原创和翻译之间。
他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翻译得时候玩了一些小技巧，就是利用起了谐音。他的作品里有人名为范桶，有人名为吴耻，还有人名叫满周苟。你要是说这是创新吧，也不见得，太过直白了，没多少技术含量，但在当时的确也能引起人会心地一笑。
他学的快不仅仅体验在文学与语言上，也体现在绘画上。冯自由谨慎地赞同他的文学成就，但是对于他的绘画天赋倒是赞不绝口，他俩是三年的同学，冯的判断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南怀瑾的评价可能是中肯的：“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
他只是一个极富才情的“畸”人，与大师相去甚远。
三
“性情中人“和”畸人“看起来是矛盾的，南怀瑾把这两个词搁在一起，我们或许会误解。
其实不然，大多人都想由着性子来，尺度把握的好就叫性情中人，尺度过了就是畸形了。
比如吃糖吧，为了避免糖尿病之类一点不吃就叫克制，知道吃点没事也就吃了就叫性情中人，然后坚决吃，一直迟到肚子痛那就叫畸形了。我说的不是假想的例子，而是苏曼殊的实事。他素来贪吃，对于糖类嗜好成癖，这也是“糖僧”的由来。根据回忆，在“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如故。
这还想不想活啊！
他的轶事还有很多。出家之后，没钱就继续披起袈裟寄宿寺庙，有钱就穿起西装纵情挥霍；没钱的时候敲掉金牙换饭吃，有钱的时候一甩手给为他做布衲的妇人十金。
他经常对人说自己就喜欢住高级旅馆，几天不住，浑身颈骨不舒坦。想说明什么呢？
像这样的僧人当然不会远离爱情的。
事实上，据说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喜欢过一个姑娘，不过人家父母不乐意，姑娘自杀了。这件事应该对他的打击不小，也可能影响了他的爱情观，既怕伤害自己也怕伤害别人，毕竟袈裟一穿，是不需要成家立业的。可是这样一来，他也只能在青楼里厮混了，不过，看得出他还挺享受。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
湘弦洒遍胭脂泪 ，香火重生劫后灰。”
“小楼春尽雨丝丝，孤负添香对语时。
宝镜有尘难见面，妆台红粉画谁眉？”
写得都是情思绵绵啊，不过真是好诗，看不出半个假字，柳亚子说：其哀在心，其艳在骨，编是编不出来的。
《本事诗》比较长，挑几句吧：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春水难量旧恨盈，桃腮檀口坐吹笙。
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张籍《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曾记否？哈哈，和尚动了真情了。
情僧也，诗僧也！
四
百年过后，当人们偶尔谈及他的轶事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兴奋。言语之间，敬佩他的才气，欣赏他的狂狷，羡慕他的特立独行，夸大他的成就。恨不得给他树了个性解放的牌坊。
除了他的天资的确聪颖之外，至于他的言行举止，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一个病人或者说是一个孩子。
据冯自由的朋友林广仁说，在日本时，他就患过精神病。林广仁举的例子是声更半夜的时候，苏曼殊赤身裸体跑到刘师培夫妇的卧室，指着洋油灯大骂，搞得人家两口子莫名其妙。
他的出格言行真要是用精神病来解释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不过像在刘师培卧室里的那个情形毕竟只是偶尔，所以，我们姑且不认为他是病人吧，或者说程度还未到。所谓畸形自然是指发育不良，他要么没有长大，要么就是没有长好，这个说法要准确一些。
很多时候，他所谓特立独行的表现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是为了表示着自己的存在感。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为了节省油费，他不用油灯。别人很诧异，他说读书一遍不就记住了，再默诵几遍就行了。这固然说明他的智力超群，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都不需要灯火了，那你直接闭着眼睛睡床上默念不就得了，干嘛还要那么正襟危坐呢？
他用诈死来对抗表兄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真要是热心革命，何至于此？他回国之后，已经成年，应该能够养活自己了。周边也不乏真心革命之人，直接撇开林紫垣想干嘛就干嘛呗！写那么个遗书干什么呢？这只能让人想到站在客厅里的小孩，一边拼命抹眼泪说自己要吃糖，另一方面却在手指缝里露出眼睛的余光等待你的反应。
包括他在陈少白那儿嚷嚷着要刺杀康有为。人还没杀，已经广为知晓了，报纸上都开始登了，有这样刺杀的吗？最多只能是恐吓而已。陈少白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莽撞。可他呢？又是失望又是心灰意懒，并直接出家。这与他思想深处受到佛家的影响有关，但我始终认为，他依然有一种最为表面化的狂热在起作用，他更想做的恐怕是以标新立异之举广为天下礼赞吧！
我甚至怀疑，陈少白要是同意的话，他会不会就当真去刺杀？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时候，没跟人打招呼的，几枪也就结束了。真要是杀康有为，应该比刺杀日本首相容易许多。
他取个法号都与众不同。曼殊啥意思？就是指文殊菩萨。那可是四大菩萨之首，佛祖的侍卫。看来他没叫苏如来已经是给足了释迦牟尼的面子。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有点悸动也有点胆怯的。
我总觉得他披着个和尚的袈裟是因为有一种恐惧感。
当和尚的最大好处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找个栖身之所。没得吃可以化缘，没的住可以躲进寺庙，谈个恋爱可以不负责任。他没有想到自己如果老了，身边每个人是多么的孤寂，他也没有想到寺庙里的青灯古佛不是随便哪个人都是能够适应的。
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倒是化用的挺圆满，日子好了就花天酒地，日子差了就吃斋念佛，衣柜里永远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皱巴巴的僧袍，一套是油腻腻的西装。
我这样说有些不善，他出家也绝非完全因为混日子，也与自身的思想有关.他和革命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满脑子的极具浪漫与豪侠气概的激进思想。可是一旦不如意的时候，就想起了和他一道混过的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体系，章的佛学造诣是很深的，有过非常深邃的论述。
而且，章太炎当时也被人称为章疯子，他跑到总统府大骂过袁世凯，他的二女儿上吊自缢。
是一个激变的时代让那些脱胎于旧体制得益于新思想的许多杰出知识分子时常无所适从，况且苏曼殊还有着极其特别的个人身世，于是，他也就是一个长在变态土壤之下的畸形之花了。
五
他的身世是我们研究他绕不开的话题。
别人也问过他，他的回答竟然是：马马虎虎啊！这样的回答闻所未闻。
尽管对于他的身世依然有争议，但大体上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信息来源于他的表兄林紫垣以及他的妹夫杨锡垣，也包括他的同学冯自由，加上后期南社的同仁柳亚子等等。按照较为认可的说法，他祖籍广东香山，父亲是旅日华侨富商苏杰生。苏杰生一妻三妾，其中一个小妾叫做河合仙，河合仙嫁过来的时候带来了自己的亲妹妹若子作为女佣。若子时值妙年，苏杰生听说若子胸有红痣，是贵子之相，隧与之有私，可是家人不再同意苏杰生继续纳妾。苏没有办法只得另觅住处安顿若子，若子生下曼殊之后毅然出走，再无音讯。苏家便把曼殊抱回家交由河合仙抚养。苏六岁的时候，苏家鉴于男丁少便把苏曼殊接回广东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开始私塾教育。九岁时，苏杰生破产，丢下河合仙回国。苏曼殊又只能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非生母在一起生活，常受虐待，以至于有一次生病，非但不给他治疗，反而扔进柴房听其自生自灭。
这大概就是他的童年。一个中日混血儿，一个来路不正的私生子，一个破落之家的末代少爷，从未感受到丝毫亲情，始终阴郁始终孤僻。
其实，林紫垣对他算是好的。毕竟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把他接出来上学了，后期也一直资助他，包括以切断资助要挟他远离革命党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革命毕竟是有风险的。然而，苏曼殊不可能理解到这一层，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变了，他不知道怎样沟通，也不屑于沟通，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陈少白对他不错的，只是劝他听听苏杰生的一件，他竟不辞而别，乃至于陈认定他“天性凉薄”。他父亲和祖母去世的时候，他不回去奔丧。父亲可能做得不太妥当，但祖母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做法在当时也是离经叛道。
冯自由和他挺好，苏也给他的书写过序言。不过我读冯自由的文字，很难看得出他们有多少总角之谊。
再说，就他拿走老和尚的那二角银元，实在是有辱声名，哪有这样对师傅的呢？除了自私，你还能用什么光鲜的词汇来修饰这一严重倒胃口的行为？
倒是见到河合仙的时候，他情绪难抑，写下了“九年面壁成空相，万里归来一病身”，真像是在对亲人倾诉——面对为数不多的亲情，我们又很能理解这个孤僻执拗的汉子。
他对别人不好，是因为他认为别人对他不好，爱从来都是交替的，没有获得，便很难给予。
他能在青楼妓馆里写出那么多动人的情诗，可能是因为他很罕见地得到了别人的垂帘，尽管，那可能只是明码标价的，可是饮鸩也能止渴。
越发地觉得他可怜了。
六
斯人已去。
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身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好奇地看着他，他给人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有人把他当作正面的志士，竭尽粉饰遮掩，反复整容；有人把他当作行为适当的反面典型，以他为教训，另辟一条可以更加顺畅的康庄大路，在回首的路上，对他一面惋惜，一面鄙夷，然后喋喋不休地贩卖着所谓成功的心得体会；还有人把他当作天才与魔鬼来回穿插的案例，试图从他以及和他相同的一大批精英人物身上来标注天才与众不同的理所当然。比如杀妻的徐渭，卖画的唐寅，当官的郑板桥等等。
但是，这些都与他以及他们无关。
或许，他应该有个确定的父母，稳定的童年，生活在安定的时代，享受着固定的亲情。然后，慢慢长大，汲取知识，享受爱情，然后成家立业，安度一生。
他或许依然过目不忘，那样他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作家教授。他也可能是妙手丹青，那样他可以信笔挥毫，字字珠玑，不时一阵微风吹过，满屋子墨香，他刚蹒跚学步的儿子或女儿跑过来捡起字画，脸上顿时留下一个巨大的墨痕，门口，他贤淑的妻子忍俊不禁……
他没有，都没有。一九一八年，他以三十五岁的盛年死在了上海的医院。比他大三岁的鲁迅当时正构思着中国文学史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比他大五岁的陈独秀正酝酿新文化运动，比他小七岁的胡适已然以青年才俊的勇气推动着白话文改革，并成为一代宗师。
他死于肠胃病，死因只能是因为他的生活无序，他以糖僧的诨名践行了自己的死亡。
以后，他能见到他的亲生母亲以及养母吗？
尾声
最近，微信圈里关于海子的挺多，因为3月25日是他的祭日。
对于海子，我不想说太多，我只觉得一个农家孩子怀揣着与生俱来的天才与骨子里田园牧歌式的畅想来到了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是怎样的寸步难行。
通俗意义上的成功只不过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巨大的黑洞，他如果不作妥协，只能栖身其中，深埋黑暗。
他没有能力给弟弟妹妹更好的学业，没有能力让自己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没有能力出版自己的诗歌，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爱情。
有人在分析顾城和海子时是这样说的，顾城由于天生的高贵，所以把斧子举向了别人，海子由于天性的自卑，把斧子对准了自己。
这些热热闹闹的惦记与我无关，我不懂诗歌，我甚至怀疑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所以流传是不是因为房地产的广告所致。
一万多插满鲜花的祭日换不来老父老母的眼泪，你们为什么非要执拗在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呢？
苏曼殊，不懂你的人以为你是个笑话；
海子，不懂你的人以为你说个傻瓜。
请原谅我的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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