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白风清送杨绛
文/一孔
文/一孔
杨绛一家（我们仨）
5月25日凌晨，杨绛走完了属于她自己的一百零五岁历程。
就像前段时间陈忠实先生逝世一样，媒体平台上立马热闹起来。名人的逝世是件大事，在这个资讯爆棚且又资讯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是媒体人，有这么一件事情，自然是不甘落后的。于是，无论是QQ空间还是微信圈，铺天盖地的都是杨绛的信息，你闪不开、躲不了。
我说资讯爆棚是因为每天都貌似有很多，我说资讯贫乏是因为这些所谓资讯有些连个谈资都算不上，一来无趣，二来多半失真。
我知道，后续的一个事情是她那几本书马上也会热销。当然这是好事，她老人家是不要稿费的，她的收入应该直接到了清华大学，多少还是能帮助一些学生的。
我还知道这样的热闹持续不到一周，就会被新的看点所替代。那个老太太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想成为媒体的消费者，但她逃离不了人间烟火，就是故去了，也不见得消停。不过稍可欣慰的是，这些追思的人当中，多半说是被她老人家与世无争的淡泊心性所感染，也会有人发自心底的祝愿，希望那一家三口在天堂里再次重聚，有的还会偷偷地替她抹一抹眼泪。
我没多少感触，不管多大年纪，逝世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既然无法挽回，那就目送一下，体悟一下老太太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然后，回归生活，一切照旧。
她至少到晚年生活与世无争的，包括后期的葬礼都极度简单，再次体现了她悄然地来，悄然地去的意愿。那么我们也就以一种最为沉静的方式送她走吧，就像天气，我们选择在月白风清的时候。
她应该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
从她逝世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想到些什么？我绝对不是推销自己的观点，只是杂乱地坦白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是我刻毒，至少她让不少人知道了那个“绛”字的正确读音，然后也有不少人开始知道了原来女子也可以称作“先生”的；还有我们知道了一本叫做《我们仨》的书和书背后的家庭，；然后就是半真不假的关于她的《百岁感言》还有什么语录——不好意思，我对于“语录”这样的字眼从本能上就感到不舒服，然后可能就是好像瞬间顿悟，再也与世无争，静候长命百岁了。
我其实有预感，那个什么感言可能是假的，倒不是她说不出来，而是我觉得民国过来的文人学者，多半精力在于治学，经典的句子是有，但多半是流于谈资，述而不作。倒是一些诗人或者政客在这上面多一些，因为这些句子可以博眼球，可以迅速地征服读者尤其是阅历不是很深的读者以及听众。像钱钟书、老舍等等都是非常幽默之人，可让他们编纂什么名言警句估计是不大可能的。心灵鸡汤不适应于他们。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臆断，即便我猜对了，这事本身也谈不上是什么坏事。鸡蛋好吃，谁下的不重要，如果你的确被感染了，那你就收获了，和真假无关，和杨绛本人无关。
就像尽管我们这么热诚地追思老太太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她其实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的经历不可复制，和你我相比，她几乎是在云端，连一点效仿的可能性都没有。我们与其似乎很难过地哀悼她的时候，不如去思考一些与她有关无关的一些问题，关于生活，关于生命。
她活了一百零五周岁，读了那么多书，家里曾经还有个如图书馆库存那般容量的天才丈夫。仅就这两条，她就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一出生就能看透世事，即便看起来是看透的，也未必真心做到，是岁月的堆砌让她参透繁华的。杨绛，尤其是钱钟书先生终其一生都是文人的秉性，年轻时是很有锋芒的，比如钱先生当年似乎就讲过整个清华没有人能当他钱钟书的老师这样的话；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和一众教授关系处得也不是很好，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就曾指出过他的傲气；另外因为杨荫榆（杨是杨绛的姑母）的缘故，钱氏夫妇对于鲁迅也颇有怨怼；至于一堆人心目中的民国女神林徽因那就更不招这两口子待见了，这是公开的秘密；文革期间，因为钱先生无与伦比的学识，主持翻译过毛选，所以受到的冲击较少。即便如此，还是在干校呆过，也曾和林非夫妇动过手，杨绛本人可能还咬过林非夫人，赶来的钱钟书抡起木棍，险些将林非致残。而自始至终，杨绛都是钱钟书的坚定支持者，她说自己就是钱钟书的保姆和老妈子，她也没那么平和。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细节，说费孝通先生早年好像恋过杨绛，九十多岁的时候，费看杨绛，杨绛把他送到楼梯，临了还招呼着一句：年纪大了，上下楼梯不安全。其实就是在下逐客令。
我无意于因此来贬低钱氏夫妇，相反，这样倒可以见到真实的钱氏夫妇。原本就是书生本色，不是油盐不进。只是，到了后来年纪大了，尤其是钱先生父女先后离世之后，心境自然趋向平和。这是岁月的堆砌，搁在谁身上，都不会争的——你一百岁的时候，会和人争吗？只是你首先得活到那个年纪，这，太难了！
西哈努克亲王在临死之前，好像还在感慨，他都活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死啊！季羡林曾经对一个指出他错别字的年轻人说过，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写个错别字都不可以啊！他们都没活过一百岁，可是，他们当时的心态不能不说与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因为与世无争而长寿，而是因为长寿与世无争，尽管心态平和可能会延年益寿，但是，不到那个年纪，还真不需要太拿这个说道，即便天天念叨，也未必能做的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们总不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嚷嚷着看破红尘，三十岁就说自己与世无争吧，尤其是看到至今还是鲜肉级的小孩也跟着大谈人生感悟，多少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意思。
杨绛的所谓感悟多少会有人启发，最多也只是启发而已，真正的生活只能自己亲历才能理解，几乎没有捷径。
我们怀想老太太最重要的还是她的成就，她翻译出了最好的《唐吉歌德》，让那个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还在战场上变成残废的塞万提斯在中国广受喜爱，成为中国人喜欢最多的西班牙作家；她整理了钱钟书数以万计的读书笔记，她发掘并放大了钱钟书的价值，显然，这项工作别人无法替代，因为无论是文化功底，自由穿梭于东西方以及古代和现代的大学者已经少之又少，再加上她独有的条件，了解程度以及身体的许可等等，只能是她！而事实上，她做得很好；她还用她特有的文字质感写出了最无修饰的散文，让我们知道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是怎样地洗去铅华，修饰和堆砌几乎毫无意义——你如果细挑的话，你会发现她的行文当中连形容词用得该有多么吝啬。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形容词的使用都会人为地携带着情绪，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植入其中，既有可能偏离事实，更有可能误导读者。
写文章也好，做人也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作者只是呈现一道风景，至于这道风景会给读者带来什么，这个任务应该留给读者自身，而不是包办——包办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有时会适得其反。
撇开学者层面上的因素，就文学写作来讲，这应该是杨绛给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而我们的很多读者对于事情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微信圈上，陡然之间这个老太太成了神一样的人物，人云亦云，多少反应了我们对于公众事件来临时的轻浅与浮躁。这样的肤浅化会让我们习惯性地懒得去理清很多事情。拿钱钟书来说吧，我们有不少人仅仅是停留在知道这个人写过《围城》，以及那么一句“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上。然后就开始指点这个那个的，其实是不妥当的。钱钟书应该是整个过去一百年为数极少的读书的种子之一，是公认的天才，他的纵横捭阖穿行自如让人叹为观止。他的学力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前面的学者很少有他那样的外语造诣，而他后面的人又很少能有他那样的经学功底。杨绛知道他的价值，始终说自己是他的学生，我们其实离他的学生还很远很远。一套《管锥篇》搁我家里，我如入魔界，满眼长草，如盲人摸象。如果那是一座城堡的话，我连把钥匙都背不动。我想起了齐白石之于徐渭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才是大师的魅力，也是学人的品性。
至于养生、保健，修生养性只是他们做学问乃至于为人的附带物，估计靠学也学不来。
不过，现在我们的节奏应该是最为重视长寿的，这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好端端的人都能挑出一些疾病。那么我倒想起了另外一个老人，周有光先生，今年应该是111岁了。他学经济出身，后研究汉语拼音，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后来研究研究文化事业，写写文章，一辈子倒真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得都还挺好。他正儿八经出过《百岁口述》，读其文如在听他和声细语地和你唠嗑儿。他心性寡淡，苏州老家的房子他看了一下，里面已经住了人，也就给了人家。但其思想独立，敢说真话。我记得他对于毛泽东读书的说法就完全遵从了一个独立学者的可贵品质，他很清楚地说过，人们都说毛喜欢读书，我不反对，可我去过他的书房，他整个书房里没有一本是站立的书，全是盒装的，可见他对于新事物认识的兴趣不如对于古代的兴趣大。
这样的话，以前说得人很少，以后也很少，倒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进过书房的人都应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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