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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协和八

「死亡五联单」可以算是医院内的半个「黑话」。

每当有患者在医院去世,主管医师需要开具「死亡医学证明」,因为要分别提供给殡葬部门、户籍部门以及医院、疾控和保险部门留档,所以一共五联,业内俗称「五联单」。

刚开始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如果听见哪个大夫被别人议论每逢值班总是填「单子」,就是说他/她运气不好,总是送走病人。

我还记得我人生中填写的第一份五联单,是在 2013 年的五月。当时上班刚半年多的我,在普内科的第一个夜班,就送走了一位免疫抑制后重症肺部感染的患者。为了不把单子填错,我哆哆嗦嗦地用铅笔写了再用签字笔描。即便这样,我还是填了三份才最终填对。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是那个别人眼中的「忙命」大夫,送走了一些病人,但是不记得再有填单子战战兢兢的时候了。特别是协和医院后来在his系统中上线了电子版的「五联单」,很多患者的信息自动从入院录入的信息中读取,简化了工作流程,一两分钟就会填好。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时也弱化了这个过程的仪式感,不管是对于家属还是医生。

出乎人意料的是,若干年后,我会在武汉重新填写这样的证明书。

用席卷全国来形容 2019 年末开始的这场瘟疫一点都不为过。作为一个普通医生,也作为一个新手爸爸,我对疫情的发展保持了持续的关注。有一些朋友亲戚询问我,夏大夫,你说这个肺炎严重不?我都宽慰他们,经历了 SARS 考验的中国公卫防控体系,应该会及时扼制疾病的传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从充满信心变得有些拿不准。直到看见武汉本地的同道们在阖家团圆的时节里无比悲壮地向外界求助,我才意识到事情已经演变出超乎大多数人想象的困境。

没多久,国家开始陆续组织军队和地方医疗力量支援湖北,协和医院也在春节当天派出了第一批援助的医疗队。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各个渠道传回来的消息依然是前线吃紧。2月6日下午三点来钟,医院开始统计有监护室轮转经验的医生名单,我就明白了这是要为支援前线做准备。我从报名到被通知次日出发,不过两个小时。

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当晚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处理情绪上的转变,应答四面八方的问候,以及收拾行囊。待到我想和妻子好好说几句话的时候,已经半夜了。

第二天一大早,匆匆扒了几口饭,和母亲、妻子匆忙的告别,没有拥抱,也没有细腻的言语,一句我出发了,就迈出了家门。

我们接管的是一个新组建的 ICU 病区。通常来说,ICU 病房收治的都是呼吸循环或者某些重要脏器出现严重功能损伤的患者。一般来说,ICU 的病人虽然重,但是不会全都是各脏器衰竭得一塌糊涂,也会有相对单纯的病人,比如就是普通肺炎呼吸衰竭的、感染性休克、急性肾衰需要血滤……

严峻的现实则是,在这个 32 张床的 ICU,我们遭遇了让所有人感到心力交瘁的困难局面。刚来的那几周,病房病人气管插管率高达 9 成,相当比例的患者存在除呼吸衰竭之外的多器官功能障碍。即便我们紧追着病情调整治疗和处理,但是依然不能避免有病人去世。

有人去世,就需要填写「五联单」。

有一天我当班在缓冲区处理医嘱,碰上病区里有患者去世,对讲机要我尽快把「五联单」填好。我从同济的主管护士老师手中接过厚厚一本已经填了大半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我翻看着之前已经填写过的内页,日期都如此的密集接近。饶是见惯了生死,我依然觉得有些手抖。

病人的入院应该都是比较仓促的,医院的信息系统里只能查到患者的身份证号和一个联系电话。没法子,我只能硬着头皮再打电话询问家属其他必须的信息,尽管这个过程对于家属来说可能仍是非常悲痛的。

电话里家属的哭声让我不忍心打断,但是遗体处理总要进入后续的流程。我只好跟家属说,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由于是乙类传染病,家属确实见不到病人,这个确实非常令人难过。我帮你们把证明书清楚得填好,将来等疫情结束,才有更大的保证帮助你们能重新找到病人。家属就敛了哭声,断续地告知我所需的信息。

这样类似的通话,后来在别的医生和家属之间,又发生了若干次。

人生在世,自然有所谓理想和事业。但是在危急时刻,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我们留恋的基本上都是亲人。也正是就是有了家人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更加完整和富有意义。社会演进到现在的阶段,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明白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的。但是即便如此,除非家有沉疴已久的病人,我想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想过应该如何去跟家人做最后的告别。

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逼着数以千万计的人要去面对这样困难和悲伤的情境。

由于是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患者去世的时候,平日陪伴左右的近亲属往往也可能也染病住院,运气好些的多半也在接受医学观察。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将无法在床旁与去世的亲人做最后的告别,病人也基本不可能留下什么话。

这种伤心、悲痛和不甘,我确实很难体会。

后来又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在各项客观指标都不算太糟糕的时候突然就室颤了。大家费尽力气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两次,但是却要以来超大剂量的药物来维持生命体征。任何一个医生都明白,大势已去。

我跟患者家属通了好几个电话,逐步告知情况。家属从一开始的崩溃,慢慢到接受和冷静,最后主动表示放弃创伤性抢救。几个小时后,病人离世。

在这几个小时里,通过一部手机,我成为家属跟病人告别的唯一桥梁。

这种微妙的状态,促使我小心选择自己说出的话,希望既能清晰告诉家属病人的情况危急,状态已是灯枯油尽,又不至于太刺激家属,让他们觉得痛苦。我特地告诉家属,病人接受了镇静和镇痛的治疗,没有太多痛苦,聊做安慰。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够不够。

3 天以后,同事告诉我,老先生家属又打电话来要找我问病情。我回过电话去,问他们想了解什么?让我意外的是,家属说,我们就是打电话来对您表示感谢,告知了我父亲最后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安慰。

中国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朴实、善良、勤劳、隐忍的,大家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循环,也相信个人的牺牲换来集体的利益是值得的。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面前,国家和民族,家庭与个体,都付出了巨大牺牲和努力。

很多人没有机会去和家人告别就走向了前线,很多人没有机会和亲人告别就已经天人永隔,还有无数的普通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告别了自己的工作、理想、爱好和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

直到今天,大势趋于稳定,所有人的忍耐和付出也终于迎来了曙光。

此时回看这一切,我也终于明白

所有的告别,不论时空的距离是多么不可逾越,也最终都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写于2020年3月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 夏鹏主治医师
编辑:覆萝子木,如日中天
审阅:燕白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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