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质问莫言小说中吃煤的细节真不真实，言外之意是，莫言夸大了那个年代饥饿的程度，进而又想再进一步质问莫言什么用心，再进一步得出一个诋毁某主义的大帽子来。
其实他们还没读完莫言的作品，莫言还写了吃铁丝呢？
卡夫卡还写了人变成甲虫；
蒲松龄还写了人变成促织；
照这群攻击者的思维，《百年孤独》是什么玩艺，胡编乱造！
《日瓦戈医生》绝对反动；
《等待戈多》有屁价值，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
等等，等等！
写到这儿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句话：我是大老粗！
这句话被作为流行词光荣语传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分里的大地上：在大小会议上，在街头田间，许多人一句“我是大老粗”，洋洋自得，光荣得很！
时间过去了近一世纪，没想到不仅没变细，还变得更粗，这种粗还更让人恶心，因为在“粗”的外面包装上了文化与爱国的外衣。今天看到某马的豪宅，书房很大，一派文化气息，正是这种文化气息让那些“粗”变得媚态可掬、风流成性！
莫言的小说是文学，文学是要用文学的方式来阅读的。
《生死疲劳》写得真好，这个好不是才气高，而是有一种洞彻世间的眼光，正如刘亮程的《寒风吹彻》，看透了生命的前生今世。
西门闹，并不坏，甚至说是个大善人，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一大早就要去拾粪，“大老远就能闻到狗屎的气味。一个地主，如果对狗屎没有感情，算不上个好地主。”正是凭着这种对狗屎的感情，他成了地主。“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他救了蓝脸的性命。这样的一个地主，就因为他有地，于是他就成了坏人，被枪毙。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违背常理与人性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了民族的劣根性，仇富嫉有，喜欢不劳而获，同时，还要给不劳而获、侵占私欲加上一个光明正大的帽子，延续着阿Q的基因：我要谁就是谁。再推一步就是愚氓的皇权梦。推翻皇帝的目的是想自己当皇帝，是想拥有皇帝那样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想享受那种气派与自由。这种劣根性并没有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而消失，倒是越来越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了展现这种灵魂的方便，于是在网上又形成了这个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
莫言的智慧在于让西门闹变成了一头驴，以驴的视角来观察、体验这个颠倒的社会，形成虚幻中的真实与真实中的荒诞的鲜明对照，在人性的撕裂中展现人性的丑陋。“尽管我不甘为驴，但无法摆脱驴的躯体。西门闹冤屈的灵魂，像炽热的岩浆，在驴的躯壳内奔突；驴的习性与爱好，也难以压抑地蓬勃生长；我在驴和人之间摇摆，驴的意识和人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时时想分裂，但分裂的意图导致的总是更亲密的融合。刚为了人的记忆而痛苦，又为了驴的生活而欢乐。”西门闹成了人驴难以区分的混合体，这种荒诞感把人性的复杂巧妙地展现出来。
这让我们想起了莫泊桑的《珠宝》，当郎丹先生得知自己的夫人为自己戴了一顶大大的她绿帽子的时候，他几乎昏死过去。可是等他稍稍恢复了知觉，就抑制不住地去享受他夫人用肉体换来的珠宝了。
人世间，人与驴，善与恶往往是如此妙合无垠地结合在一起。真真是生亦疲劳，死亦疲劳。
当攻击莫言者呼啸而来的时候，这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因为做稳了，就特别享受做稳的快乐，不愿任何打碎其梦想的言语出现。
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是想把反思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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