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规划“一带一路”版图并在国内多个区域建立自贸区，正是力图化解被新兴高规格贸易体系边缘化的风险，发挥经济影响力，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而主动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随着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由贸易区整体格局的形成，在整体规划上自贸区的战略布局已经呈现：两个直辖市（上海、天津），两个早期的经济特区实验省份（广东、福建），中国三大经济区域——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区以及目前正逐步形成的京津冀一体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自贸区试验将通过新一轮开放促进改革，进行机制创新。
四大自贸区的未来预期
目前，四大自贸区的发展重点也越来越清晰：中国上海自贸区立足长江经济带，将更多地定位于金融业的发展；天津自贸区配合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力图辐射整个北方地区；广东自贸区立足珠三角，面向香港和澳门地区，力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福建自贸区，侧重发挥对台优势，同时配合“一带一路”，力图在贸易等层面有所突破。
上海自贸区具有先发优势，在自贸区试验中已积累相当的经验，需要强化的是，在金融改革上，需要有更多的改革措施。最大的难题可能是，金融改革内在的困难在金融体系之外，更在上海本身的能力范围之外。最值得探索的是，如何强化事后的监管，上海在管理层面具有历史传统和优势，因而应该积极总结和进一步探索由“事前审批”变“事后监管”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天津自贸区面临较大的挑战。一方面，创新并不是天津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太靠近决策中心，但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影响政策决定的能力。放在北方经济区内，行政干预过强，导致经济活力不足一直是天津的老大难问题，天津自贸区在开放促进改革的试验中具有一些短板。因而天津自贸区侧重点应该是如何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提高自身对外开放的水平。
广东自贸区比较有可能实现政策预期目标。广东具有改革的传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更多地具有一定的“非禁即入”的特征，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较少。同时，市场主体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意识，敢于创新。广东自贸区试验应该力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鼓励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福建自贸区任重道远。需要避免当年厦门经济特区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需要加大勇气，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目前来看，除了对台湾的区域考虑，福建自贸区的优势并不明显。即使是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中，投在福建省内的也并不是最多。同时，福建本身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政府的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福建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值得观察。
在自贸区的政策设计上，一方面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化被动为主动，应对国际规则和竞争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深入实施。因而自贸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提高其自身的创新能力，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改革开放积累经验，并及时总结推广。
一带一路：融入全球化的选择
出于对中国自身的考量，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规模上的成就，但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任务依然艰巨。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风云变化，中国必须调整战略迎接变化。然而，中国自身的制度化建设还尚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需要推进，改革依然艰巨。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要改变一些“惯例”难度重重，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就是一种战略选择。这就使得全面的对外开放在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纵观如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更加倾向于扩大服务贸易，获得更广阔的市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仍处于从传统的农业和加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时期，很多国家的社会发展都面临诸多问题，普通家庭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利益不一致，对于规则的界定和诉求也不一致，矛盾和纠纷自然而然会产生。
中国正处于这两种格局和交锋的重要位置，往常那种韬光养晦的策略可能得做适度调整。一方面，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事实上具备了充分的影响力，在国际分工中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确实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此，我国规划“一带一路”版图并在国内多个区域建立自贸区，正是力图化解被新兴高规格贸易体系边缘化的风险，发挥经济影响力，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而主动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创建自贸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主动地推进自由贸易，迎接国际分工的新挑战。目前在发达地区设立自贸区，更多地着力于提高中国的服务业竞争实力。在竞争过程中，中国能够化被动为主动，积极提升金融服务、健康医疗等水平，从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并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相信，在更自由的贸易背景下，企业能够激发更多的活力，对国内的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系等形成改革的压力。
对外开放带来挑战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WTO）针对的是货物贸易，致力于推进各国降低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目前，发达国家力图推行跨越WTO的规则，通过区域间的自由贸易，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之间更广泛的一体化，如TPP等来实现。如果这些切实推行，确实能够提高各国的分工水平。这也就是区域间的自由贸易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对中国而言，美国通过新兴国际合作框架“重返亚洲”，联合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建立全球经济新格局，客观上弱化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努力。
鉴于此，中国必然要坚守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成果，同时顺应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趋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这就意味着，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不仅要积极融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同时也需要引领发展中国家，对相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帮助，以此带动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为了更多地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基本发展条件谋求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有能力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引领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贸易可以使各方都变得更好，而谋求双赢，避免过于计较得失，将是中国的对外开放迎接新时期挑战的战略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刊发于《中国报道》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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