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进入汉语就不是干巴巴的数字了，个中趣味颇多很耐咀嚼，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20字的一首诗数字占了10个，却把一幅山村小景描绘得活灵活现，数字也生动鲜活起来。白居易有首《耳顺吟》七绝，28字也是数字占了一半：“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
在数字中，大概“二”字最有趣。
二很好理解，一加一呗。幼儿学的人生第一道数学运算题永远是这道。俗话说，一是一，二是二。其实不然，在数字中唯有二的名称不止一个。如“两”，如“俩”，如双、对，甚至一而再的再，倍数的倍，都作二讲。
单纯从数字说二和两的区别是，凡是后面不带量词的，一律用“二”；凡后面直接带上量词的（如个、只、条、本、张等等），一律用“两”。例如说：“两张报纸”“两份杂志”，如改成“二”则不合语法要求也不合口语习惯。而且有时不能互换，一换则意义全变，像“二层楼”和“两层楼”、“二月”和“两月”就是如此。
“二”的趣味，多体现在诗词里。
唐代诗人刘禹锡《敬酬彻公见寄二首》诗：“凄凉沃州僧，憔悴柴桑宰。别来二十年，唯余两心在。”如果诗中的二、两相换，绝不能成句了，“两心”虽然是“二颗心”，但若说成“二心”便顿生歧义，因为二心的词义是不遵从，“二心”意味着背叛反叛。
李白《长干行》诗脍炙人口，其中“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此即“两小无猜”的成语，如作“二小无猜”词义顿失。当然二和两作数词使用时可以互换，如杜甫“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还有“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
二和两的用法还是各臻其妙的，“词雄两月读，理足三语妙。”一看就知道读词读了两个月60天，绝不是“二月份”这一个月。在数字的使用上，“两”的感情色彩浓厚，这个一和那个一有关联性。李白有《代别情人诗》：“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原本像是同一池中的鱼，如今分离成了各栖一枝的鸟，有很浓烈的情愫于其中。正因为这“两”，逗引出下一个“双”字。
若说两是此一和彼一的关联，那么“双”就是拆散不开的“二”了。如“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回翔。”双鱼对两鸟，耐人咀嚼。唐人皮日休亦有“两鹤思竞闲，双松格争瘦”，虽然二鹤对二松，颇有比翼连理之喻，糅进许多情愫于其中。君谓不信，更有王勃诗——“鸳鸯池上两两飞，凤凰楼下双双度。”
在许多二和三连用时多是数量词，诸如“小树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两三条”，“忺时更改三两字，醉后吟哦五七篇”，“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二和两以及双，在作为数词使用时是一样的，但在另外的意义使用上，“二”字有很大的变数，已成为相声小品中的笑料元素。如时下很风行的“二”的用法，形容这个人不着调脑袋进水缺根弦什么的，说这个人“二”。有一俏皮话道：长沙到北京火车——特二。从一到十，到百千万亿，数字多的是，为什么“二”字担了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名声呢？
其实由来已久。
二作副，与正相对；古人认为二是偶数，属阴。和一比起来是排后的，当然成了一个“筐”，一是正的，严肃权威的，而“二”自然是一个盛放另类的筐。像一些民间俗语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形容莽撞简单鲁钝用“二乎”，或二二乎乎；形容肚里弯弯绕心眼多称二嘎子；若是游手好闲流流逛逛不务正业者叫二流子、二杆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人们把追随鬼子的军人即伪军叫二鬼子。至于不阴不阳的双性人，其称谓仍离不开“二”，即二尾子。就是“二小”，在天津方言里是一种被奚落嘲讽的角色。高英培相声中的“二姨夫——甩货”也误打误撞上了“二”，岂非天意？
“二”被关注，歌手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有句歌词“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很多人以为这里的“2路”是相声语汇，且停靠在八楼，肯定是比喻不靠谱不着调不贴边儿。及到有人解释才知道，八楼是乌鲁木齐当年最高的酒店建筑，2路是最早的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