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进入汉语就不是干巴巴的数字了,个中趣味颇多很耐咀嚼,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20字的一首诗数字占了10个,却把一幅山村小景描绘得活灵活现,数字也生动鲜活起来。白居易有首《耳顺吟》七绝,28字也是数字占了一半:“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
在数字中,大概“二”字最有趣。
二很好理解,一加一呗。幼儿学的人生第一道数学运算题永远是这道。俗话说,一是一,二是二。其实不然,在数字中唯有二的名称不止一个。如“两”,如“俩”,如双、对,甚至一而再的再,倍数的倍,都作二讲。
单纯从数字说二和两的区别是,凡是后面不带量词的,一律用“二”;凡后面直接带上量词的(如个、只、条、本、张等等),一律用“两”。例如说:“两张报纸”“两份杂志”,如改成“二”则不合语法要求也不合口语习惯。而且有时不能互换,一换则意义全变,像“二层楼”和“两层楼”、“二月”和“两月”就是如此。
“二”的趣味,多体现在诗词里。
唐代诗人刘禹锡《敬酬彻公见寄二首》诗:“凄凉沃州僧,憔悴柴桑宰。别来二十年,唯余两心在。”如果诗中的二、两相换,绝不能成句了,“两心”虽然是“二颗心”,但若说成“二心”便顿生歧义,因为二心的词义是不遵从,“二心”意味着背叛反叛。
李白《长干行》诗脍炙人口,其中“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此即“两小无猜”的成语,如作“二小无猜”词义顿失。当然二和两作数词使用时可以互换,如杜甫“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还有“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
二和两的用法还是各臻其妙的,“词雄两月读,理足三语妙。”一看就知道读词读了两个月60天,绝不是“二月份”这一个月。在数字的使用上,“两”的感情色彩浓厚,这个一和那个一有关联性。李白有《代别情人诗》:“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原本像是同一池中的鱼,如今分离成了各栖一枝的鸟,有很浓烈的情愫于其中。正因为这“两”,逗引出下一个“双”字。
若说两是此一和彼一的关联,那么“双”就是拆散不开的“二”了。如“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回翔。”双鱼对两鸟,耐人咀嚼。唐人皮日休亦有“两鹤思竞闲,双松格争瘦”,虽然二鹤对二松,颇有比翼连理之喻,糅进许多情愫于其中。君谓不信,更有王勃诗——“鸳鸯池上两两飞,凤凰楼下双双度。”
在许多二和三连用时多是数量词,诸如“小树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两三条”,“忺时更改三两字,醉后吟哦五七篇”,“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二和两以及双,在作为数词使用时是一样的,但在另外的意义使用上,“二”字有很大的变数,已成为相声小品中的笑料元素。如时下很风行的“二”的用法,形容这个人不着调脑袋进水缺根弦什么的,说这个人“二”。有一俏皮话道:长沙到北京火车——特二。从一到十,到百千万亿,数字多的是,为什么“二”字担了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名声呢?
其实由来已久。
二作副,与正相对;古人认为二是偶数,属阴。和一比起来是排后的,当然成了一个“筐”,一是正的,严肃权威的,而“二”自然是一个盛放另类的筐。像一些民间俗语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形容莽撞简单鲁钝用“二乎”,或二二乎乎;形容肚里弯弯绕心眼多称二嘎子;若是游手好闲流流逛逛不务正业者叫二流子、二杆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人们把追随鬼子的军人即伪军叫二鬼子。至于不阴不阳的双性人,其称谓仍离不开“二”,即二尾子。就是“二小”,在天津方言里是一种被奚落嘲讽的角色。高英培相声中的“二姨夫——甩货”也误打误撞上了“二”,岂非天意?
“二”被关注,歌手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有句歌词“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很多人以为这里的“2路”是相声语汇,且停靠在八楼,肯定是比喻不靠谱不着调不贴边儿。及到有人解释才知道,八楼是乌鲁木齐当年最高的酒店建筑,2路是最早的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