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露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年年清明雨，年年思故人。
清明，这个充满思念的日子，承载着我太多太多的遗憾和酸楚，寄寓着我太多太多的哀思和祭奠。怀想起与父亲母亲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我的心头满是痛楚，追思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父母如山，而我这两座最高大的山，却都已离我而去。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二十五岁，与他相处的日子实在是太短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在无数个深遂的夜晚，我回忆起父亲与母亲，他们那坚强的性格、无畏的胆识、宽厚的为人，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他们那曲折而苦难的一生，像一幅幅生动图片一样，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睡梦中。
岁月无情，冲淡了一切，唯有对父母的感情永远难以忘却……
——写在前面的话 （一）初见父亲
父亲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可惜他走得太早了。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 25 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无畏的精神依然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
我出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为轰轰烈烈的 1968 年，也是父亲身陷囹圄、被隔离关押的时期，可以说刚出生的我，就被暂时被剥夺了享受父爱的权利。父亲是乌兰夫的本家侄子，他 12 岁时就追随叔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枪林弹雨、戎马半生，却在文革一开 始就受到牵连。因为他坚信乌兰夫不会反党，在乌兰夫被“打倒”时说了一些要誓死追随的话，被人告密后，被“办了学习班”，隔离了工作岗位，身陷囹圄。从 1966 年到 1967 年在内蒙古军区接受了一年多的批斗才回到家中。我出生后，随着运动不断升级，父亲又被关入“牛棚”彻底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因此，我的童年只有时断时续的父爱。
坚强的母亲独自带着我和姐姐，在艰难的岁月里苦苦地捱着。直到文革结束，她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她曾经受的苦难。有几次，我偷偷听到她和最要好的姐妹述说，才知道那几年她是怎么挺过来的，有段时间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是否还在人世，邻居们都被领导叫去谈话，要和母亲划清界限，要严格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来往信件都要被打开看了之后才能转给她.....
母亲于建国前就参加了工作，原是海拉尔市公安局的俄语同声翻译，经常参与审讯外籍违法犯罪分子的案件。后来，她因俄语非常优秀，被调到包头市交际处，给包钢的苏联专家当翻译。1961 年，经组织介绍，母亲和在内蒙古军区情报部任副部长的父亲认识了。在嫁给父亲之前，母亲是不太会做家务活的女知识分子。但是，在娇弱的外表之下，母亲却有一颗坚强的心。文革中父亲被“打倒”之后，以前的朋友都没有了来往，母亲独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家中所有书籍都被抄家时抄走（后期还回来的寥寥无几），酷爱读书的母亲无书可读，还要面对丈夫不知死活、窗户玻璃经常被打碎、家门上被涂上粪便或写上各种“打倒”标语等种种磨难，精神和体力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极度悲伤中，母亲经常失眠，学会了抽烟。
由于父亲被“打倒”，我们家随之发生了变故。1968 年的一天，母亲被通知“搬家”，而且仅给一天时间，她带着刚刚上学的姐姐和尚在襁褓之中的我被从大房子里赶出去，住到了“没有一根檩条”的窑洞房里，后来听母亲说这个房子是当时的工棚冬冷夏热，夏天晚上 12 点了热都散不出去，一进门是只能放进一个桌子的一铺土炕。远从东北而来照顾我们的姥姥不得已只好抱着仅仅几个月大的我回到了东北，直到母亲得知父亲还活着才把我接回家。刚刚记事的我看到别人家都有爸爸，而我家只有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就常常奇怪地问母亲：“妈妈，爸爸在哪呢？我也要爸爸！”每当这时，母亲总是转过脸默默地抹眼泪。知道父亲还活着的消息后，母亲一边偷偷地去看望父亲，抽时间也抱着我去找革委会主任求情，让父亲每周回家一次。记忆中，母亲是个不愿意求人的人，可是为了我们能见到父亲，只好低声下气地去求那些“掌权者”。幼小的我可能是在母亲的话语中听到了“孩子们每天和我要爸爸”竟然知道该如何“配合”母亲，每次去革委会都会嚎啕大哭，边哭边大声喊“我要爸爸！我要我爸爸......”在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求情乞告之下，造反派们终于同意让被关押在“东大营”（内蒙古骑兵师独立营）的父亲每个星期日回家一次。
父亲终于回家了！而对我来说，父亲完全是个陌生人。当父亲第一次踏进当时被称作“窑洞房”的低矮狭窄的我们的家门时，我吓得赶紧躲藏在桌子后面，偷偷地看着眼前这个黑瘦的叫“爸爸”的人，一句话都不敢说。母亲忙着去把仅有的一点肉票、粮票找出来，买回一些米面和肉，给父亲改善伙食。因为没有母乳，营养跟不上，幼小的我看起来又瘦又弱。父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中，用筷子一口一口地喂我吃饭.....就这样，我和父亲渐渐熟悉了起来。
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弟弟的出生，父亲被批准可以“工作”了，任务是喂猪、打扫猪圈，以及把自己经常在台上接受批判的军分区礼堂打扫的干干净净。从这时开始，父亲就能每天回家，母亲和我们也能每天见到爸爸了，一家人暂时团聚了。
（待续未完）
作者：云露 女 蒙古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