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柳”两个字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想起《百柳》杂志作为赤峰市文艺界唯一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自1980年9月创刊至今已有42年的历史了。在这片肥沃的园地里培养出赤峰众多的文学人物，其中不乏在全国享有名望的作家、艺术家和有广泛影响的文艺佳作。然而，《百柳》杂志的孕育和创刊过程，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是1975年7月调到昭乌达盟文艺创作办公室（简称：创办）工作，文艺创作办公室受昭乌达盟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双重领导，文艺创作办公室设在文化局。具体工作由文化局副局长李凤阁和从昭乌达报社调到创办的李书一负责，李书一是《昭乌达报》社颇有名气的一支笔。创办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昭乌达文艺》《昭乌达演唱集》。从1975年9月至1979年7月共编辑出版《昭乌达文艺》三集、《昭乌达演唱集》16集、举办文艺创作班6期。这期间戴云卿、张向午、曹雪英相继调到创办。创办除了组织文学创作之外，还要参加组织辽宁省、昭乌达盟每年举办的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文艺人才的文艺会演。文化局科室少、人员精干，每个科室二三个人，大型活动需要各部门同力合作，创办的工作是组织会演的文艺评论和编辑汇演简报，我负责评论组的工作。此外，创办经常参加盟委部署的中心工作和交办的宣传任务。
1979年，昭乌达盟由辽宁省划回内蒙古自治区行政管辖。作家王栋由昭乌达报社调入创办，负责筹备文联。我在当报社的通讯员时就认识王栋，他的长篇小说《草原明珠》1975年出版之后，我参加了在昭乌达宾馆召开的座谈会并作会议发言，我和李书一合写的一篇长篇评论文章发表在《昭乌达文艺》王栋经常邀我们到他家研究文学创作和筹备文联的事情，当然，每次都要管顿饭，喝几盅小酒。有一次，王栋在他家里对李书一和我说，把《昭乌达文艺》改个名字，他说了几个名字，都没拿准。他对李书一说：“昭乌达文艺是你们办起来的，你又是大学问，你给这孩子起个名吧。”李书一对王栋特别崇拜，不好意思起名。在王栋一再催促下，李书一说：“刊名不好起，那就把昭乌达的名字译成汉字，就是百棵柳树的意思，当年部落首领在百棵柳树的地方结盟，就是昭乌达的来历，叫百柳怎么样？”王栋一拍炕桌说：“对！就叫百柳，这个名字好！我给张长弓打电话，请他题写刊名。”不久，张长弓就寄来了刊名的题字。
过了几天，创办开会，王栋、戴云卿、张向午、李书一、曹雪英都在。王栋说，筹备文联当务之急是办刊，有了刊物文联才能立起来。刊名有了，题字有了，但是，没有刊号，就是条龙也飞不起来。我们得去内蒙批刊号，我打听过了，刊号不好批，得找找人。震宇有位亲戚是内蒙古出版局的领导，他转身看着我说，震宇怎么样，你跟我出征一趟。我当然惟命是从了。
那时候，赤峰到呼和浩特没有直通车，需要到北京倒车。到了北京已经是傍晚了，我找到在东四旅社工作的亲戚给安排了住处。王栋说北京他熟，他说：“震宇你吃过“馄饨侯”吗？”我当时以为是吃猴子肉，就说：“猴子肉肯定不好吃，算了，吃别的吧。”他说：“你吃了这顿还想吃下顿。”东四距离王府井很近，他带着我很快就找到这家饭馆。不巧，人家正要下班了，已经不卖票了。王栋到后厨看了一圈，对人家师傅说：“你那还剩两碗，就卖给我们吧，我们这位年轻人是从草原来的没吃过您这的名吃，让我们尝尝怎么样？”他这么一说，人家还真把两碗剩馄饨给端上来了，还有两个芝麻烧饼一盘小菜。我一吃是挺香，不过没有特别的味道，就问：“这馅儿是猴子肉吗？”他瞅着我点头一笑说：“咱也没掏猴子肉的钱哪。”一句话，差点让我喷饭，我们俩哈哈大笑。他说：“等这次事办成了，回来我请你吃翠华楼。”
我们到了呼和浩特，张长弓给我们联系住到新城宾馆。晚上，张长弓在家设宴为我们俩接风。张长弓是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赤峰籍的大作家，我倾慕已久。常听王栋讲赤峰的这几位搞写作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受张长弓的影响，或者是得到张长弓的提携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张长弓家住在呼市二中的院里，两间平房，房子虽小干净整洁，里间屋是卧室又做客室，摆满了书籍。张长弓特意请来了内蒙古著名的作家有扎拉嘎乎、敖特斯尔、贾漫、照日格图、杨啸、杨平等人，屋子坐得满满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领导和著名作家，真是惊呆了，站在屋门口不好意思入座。张长弓特意向大家介绍我是昭盟创办的青年作者，并且，指着我说：“同来无疏客，震宇入座入座。”我只好从命。王栋和大家一见面，气氛十分热烈，王栋和他们曾是内蒙文研班的同学，他们都称王栋“政委”，或“小王栋”。王栋让我从包里拿出两瓶赤峰酒，就算是朋友多年未见的见面礼了。酒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王栋突然说：“震宇，你给他们露两手。”我不解地问：“露什么？”他说：“你到外屋炒个拿手菜。”我心里想我哪会炒菜啊，他是看我坐在那里有些拘束，让我出去放松一下的意思。我也算是心领神会吧，赶紧到外屋帮刘希珍老师打下手。过了一会又上屋里给各位领导作家敬酒。那天聚会的话题多，酒喝得也多，时间很晚才回到宾馆。
我们住的地方是新城宾馆，马继武经理特别安排我们住在接待贵宾的阴山斋套房。马继武是内蒙古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张长弓的好朋友，因此，对我们格外关照。以前在辽宁省开会时经常住宾馆，但还没住过这么高档的套房。可能是白天应酬多了有些累，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半夜，王栋把我叫醒了，他说：“这床没法睡，你坐起来咱俩说话吧。”我说：“你累了，快休息吧，我是睁不开眼了。”他说：“过去在电影里看到阔人睡这席梦思床真美，咱还真享受不了，躺在里头像包在海绵里，窝脖子憋气。”他起身坐在椅子上喝着茶，看着地毯，忽然说：“你看这地毯多干净软乎，干脆咱俩躺在地毯上说着话睡觉。”他把床单和被子抱到地毯上，对我说：“别当少爷了。”我只好跟着他睡到地毯上。他说着话就打起呼噜了，我只好用被子蒙着头睡觉。第二天一早，马继武来看我们，安排吃早点，他一看被子都在地毯上就笑了。王栋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你这太高档，咱享受不了，给换个实惠的地方吧。”马继武说：“这席梦思还是老毛子的东西呢，不常睡还真睡不习惯，就给你们换到2号楼的标准间吧。”
事情办得痛快，酒喝得也痛快。有一天，内蒙京剧团团长著名戏剧家赵继鑫请我们吃饭，边吃边唱，玩的很痛快。回到宾馆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王栋酒喝的有点多，找不到开门的钥匙了，我也帮他翻衣兜，他停住手说：“钥匙忘在屋里了。”我说：“找服务员吧。”他说：“不用！你踩着我的肩膀从门窗爬进去，把钥匙取出来就行了，大事都能办，这么点儿事还办不了吗！”我只好按他的话做。于是，他弯下腰，我踩着他的肩膀，他吃力地再站起来，我打开门上的窗户，把头探进去，可是，头进去身子进去一半就下不去了，门锁也够不到。我说：“不行，爬不进去。”他说：“你太笨了，你下来，我上去。”我说：“你上去不安全，我有办法了。”我跑到卫生间找到一把带木把的笤帚，又踩着他的肩膀探进门窗，用木把戳开反锁的门肖，才把门打开。我看王栋此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在呼和浩特期间，王栋带着我多次拜会各界领导和文艺界名家，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并征集稿件。特别邀请《草原》杂志主编杨平，《鸿雁》杂志主编刘英男介绍办刊经验。张长弓对家乡创办《百柳》杂志之事更为关心，放下手头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到宾馆来议事。对创刊号的内容他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王栋还是让我对重点作者情况和文章作简要介绍。张长弓对昭乌达报社予舒的特写《韩丁在中国》和陈福廷的小说《谁笑在最后》评价很高，称之为这是能出彩的东西；他尤其重视新人新作，对设置“中学生作文选评”栏目十分赞成，他说：“这个栏目虽然小，体现了办刊人的大气，从中学生培养新人，以后人才不可限量。震宇，你当过教师，你抓这个栏目。”他很欣赏画家王一军设计的创刊号封面，他说这是个有扎实绘画功底的人才。他从办刊方针到刊物内容，从编辑力量到办刊经费等方面都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令我们非常感动。
在我们要返回赤峰的那天上午，王栋和我到马继武的办公室，一是向他辞行，感谢他的关照，二是请他为百柳创刊号题写书法作品，马继武欣然提笔写下了：“百柳之乡川川绿，辽京南北处处新，难见红山旧面目，古地四化上青云。”十分漂亮的行书作品。这时候，张长弓也赶过来了，他欣赏了一番书法作品之后，走到写字台前，又一次挥毫题写了“百柳”两个大字，大家连声叫好。他自己端详了一会说：“嗯，是不错，就用这个吧！”在马继武等人为我们饯行时，张长弓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二位不虚此行啊！但是，重任在肩啊！我们家乡有举世文明的红山文化这片沃土，有那么好的父老乡亲，文学创作也称得起人才济济，又遇到现在这么好的天时，你们一定要把《百柳》杂志办起来！还要办出特色来！”王栋对这次出行十分满意，他微笑着说，这回出来没想到这么顺利，总结几句话是“人心齐、路子正，天作美、人帮忙，天降大任，回去好好干，把朋友请到赤峰去，把百柳办到全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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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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