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镇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的故乡，那里的三万多父老乡亲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爱他们，也爱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正因为爱，我才装了一肚子桥头的故事。借此，拣出一、二，以飨读者，是为引言。
一个和尚与一座桥
说起“桥头”这个地名的来历，与一个叫觉慧的和尚有关。
1729年（清雍正七年），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六十岁的觉慧和尚修得功德圆满，开始云游天下，觉慧从小有志于教化北方蛮荒之地之人，加之佛之梦示：他的圆寂之地在艮方（东北方位），所以，他从山西一路向东北走来，路上少不了风餐露宿，吃尽了千辛万苦，边化缘，边作佛事，走了三年，来到一条河水湍急的大河面前，再也行进不得，加之一路染上风寒，浑身发烧得厉害，只好在河边搭一草棚子，勉强栖身。高烧几日不退，举目四望，除了滔滔河水，茫茫草滩，几乎没有人烟，偶有负贩过河，也只好脱光了衣服，将货物顶在头上，涉水过去，有的负贩刚到河心，河水一冲，身子一晃，就一个跟头栽入水中，再也没见个人影爬上来。看了半日，竟有三条人命葬在那卷着浪花的河水里了。觉慧和尚发烧烧得四肢无力，只好眼睁睁看着河水吞人而去。暗想：可能这也是我的圆寂之地。于是，他穿上最好的僧袍，戴上僧帽，盘腿打坐，合十诵经，等待死神的来临……。
可是，死神并没将觉慧和尚召走，等他打坐一夜之后，突然感到神清气爽，烧也慢慢地退了。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已是三天水米没搭牙了，他踉踉跄跄爬起来，开始四处找吃的，因为当时河边人烟稀少，觉慧沿着河边走了很远也没有找到人家，反而在那齐腰深的草滩上找到许多鸟蛋，他只好捡了一些充饥，但是，他每吃一个鸟蛋，想到佛经上“不杀生”的训诫，心里就是一阵子内疚。也许是吃了鸟蛋，增加了营养的缘故，觉慧的病竟然好了，身体也一天天强壮起来，大病不死，觉慧索性住在这里，不再继续东北而行了。
觉慧和尚的住地正是现在桥头镇、桥头村的羊肠子河南岸，后经过他和徒弟们的努力，在河边建成一座规模不小的“关帝庙”（庙址在现在的桥头国有林场院内），香火延续了一百多年。到了1946年，桥头解放，庙中住持下落不明，庙产被木头沟区（第五区，桥头归木头沟区管辖）没收。后来在庙里开设了小学堂，这是后话。
当时的桥头虽少人烟，但是到了1738年（清乾隆三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到蒙地垦植，这时桥头的占山户多了起来，“以鲁人占最，燕人次之，晋人多为商贾”。因河两岸洼地积水严重，最初来桥头地区的汉人多在南、北大山（十二道沟、上毛卜罗、羊草沟及北敖包、马架子）一带居住，后因几年内降水大增，山洪频发，河水猛涨，河宽达数里，终于，一道鸿沟从赤峰西部罗锅岭向东穿过桥头滩地蜿蜒三百二十里入老哈河，曲如羊肠子，这便是“羊肠子河”了。羊肠子河形成后，两岸的积水都汇入河中，桥头川地形成，关内汉人纷纷至此，始成桥头村落。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开展，集市贸易有了雏形，由于羊肠子河水水势汹涌，又无桥梁，南来北往的赶集人只好趟水而过，极不方便。这时，在河边关帝庙里早已当了住持的觉慧和尚率领庙中的弟子们从山上砍下许多大松树，搭建了一座小木桥，并令两个小和尚在桥头一边一个，向过桥人收敛钱财，一时民众怨声载道，加之两个小和尚凶神恶煞，不给钱，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过桥。有钱的人还好说，掏几个铜子儿便过了桥，无钱人只好被无情地赶下桥头，扒了鞋子走干道——趟水过河。人们气愤地说：“好过九江口，难过上桥头”。且越传越广，“桥头”竟成了这个村落的村名，从此，“桥头”之地域名称正式产生。
人烟渐稠，桥头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商贸渐多起来。1912年（民国元年），有一个北京人姓乔（名不祥），外号“荞麦皮”，来桥头地区开办多处烧锅、当铺（“聚兴隆”是当时桥头最大的烧锅，系此人所开，原址在现桥头镇供销社院内）。此人与翁牛特王爷相交甚厚。来桥头经商得知有“好过九江口，难过上桥头”之说，认为对其生意不利，因为桥头人这样恶道，外人还怎敢与你共事？这不是断了财源了吗？当时，正好羊肠子河上游也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村落，也坐落在桥头，村名也叫“桥头”，于是“荞麦皮”力奏蒙古王爷，经王爷恩准，将现桥头镇所在地的桥头村名改为下桥头；将羊肠子河上游的桥头村名改为上桥头，两名均沿用至今。
转眼就到了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由觉慧率众弟子建的木桥已使用了六年，过桥费也收了六年，也不知得罪了多少南来北往的人。木桥六年来栉风沐雨，早已是一座危桥了。这时觉慧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他把庙内众僧叫到一块，率领他们到了藏经阁，亲手挖开漫地的青方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六缸金银元宝。觉慧和尚嘱曰：就是这些黄白之物，让我等背了六年的恶和尚的坏名声，我怕是来日不多了，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修建一座坚固的新大桥，以还我在佛前许下的宏志大愿。这些钱就是修桥用的，你们切不可有半点挪用和浪费呀！随后将庙内的印信、衣钵等传给了二住持，当日夜里在藏经阁坐化而去，享年八十七岁。
消息传开，桥头的远近民众无不眼含热泪来祭拜这位仁义高僧，关帝庙里恶和尚的名声一扫而光，其香火格外旺盛起来，按佛教教规，众人将觉慧和尚火化了，他是桥头地区火化第一人，并将骨灰埋葬在小河子西岸（现桥头镇水管站墙东北角），修建一座五尺高的砖塔，以志纪念。以后，庙内有七、八位和尚相继去世，都葬于此。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桥头实行公社化，这些和尚坟被有关部门按无主坟处理，至此，桥头大庙（关帝庙）和大庙的和尚们永远消失了，只给人们留下一点点记忆，那就是桥头这个地名的来历。
从次年开始，庙里的僧众与村人共用了三年时间，耗尽了六缸金银，建成了一座宽敞平直的石木结构大桥，任行人车辆来往，不收半个分文。打那开始，桥头桥的维护费用均由地方上收取。这座大桥修修补补一直用到了1950年，热河省政府又在原址上建了一座钢筋水泥大桥（老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翁旗人民政府又在老桥的下游建了一座新桥，即现在使用的桥。古老的桥头也从此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历史又展开了新的一页，正是：九江口好过也不好走，上桥头难过却不难行。
一个“斗官”的两只手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桥头开始有了逢阴历三、五为固定的集日。对于集日，桥头人旧时就有“隔三差五”之说。因桥头的地理位置位于南北山和东西营子的中间，人们在进行集贸商品交易时就自然选择了这里（桥头）为商品交易的集散地了。以后，桥头街里又开了多家商铺，如静大本开的“德巨发”，郭振福开的“信记盐店”，李本德开的“广义栈”等等，均形成了规模。由于有了固定的集日，又有了一批固定的商铺，桥头的集市贸易就发达起来，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经济人——“斗官”。当“斗官”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的，首先要为人正派，办事公平，具体要“称平斗满”；第二要精通算学，会袖里吞金（因当时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斗官便是交易双方最可信任的人）；第三就是“斗官”要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当然，当“斗官”每个集日的收入也是颇丰的。旧时桥头集上的“斗官”不计其数，名气最大的当数耶六指（耶树堂）。
耶树堂，桥头本街人（笔者疑其是辽朝皇室耶律家族之后），幼时家贫，父早亡，耶六指事母至孝，六岁时拜桥头集著名“斗官”张五麻子为师，因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到十四岁时就学会了袖里吞金（心算加手算，用此法不论多大数字，多复杂的加、减、乘、除、平方、开方都可应声而报出计算结果，今此法大多失传）。因长期在桥头集上当“斗官”，整日称约斗量，练就了“一掂准”的绝活：几斤重的货物他一掂便报出斤两，一掂一个准，上下差不了半两；几十斤重的东西他双手一提便说出多重，一报一个准，上下差不了半斤。加之为人正派，在集市上威望很高，赶集的交易双方有了一些什么矛盾，大多找他说合，一说合一个成，名声越来越大。
树大招风，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日本鬼子占领了赤峰，在桥头街设立了伪警察署，赤峰街的日本人派了一个山东人叫韩振洋的警佐到桥头当署长。据说此人也有“一掂准”的本事，曾在赤峰二道街大粮市与人赌“一掂准”的手艺赢了半条街。这韩署长到桥头上任伊始，就想会会这个耶六指，想与他一比高下。
警署里有一个跑腿的叫许二快，据说：此人腿快、手快。腿快，往赤峰和乌丹（往返都是一百八十里路）送信步下行走当天打来回。手快，与人赌牌九，不知他是怎么捂盖的，“大天”总是不离他的手。许二快见新署长到来，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恨不得给韩署长舔舔屁眼。
一日，韩署长酒足饭饱之后到街对面的饭馆子遛达，看见有一只烀羊腿，顺手拿起来掂了掂，心想：也就二斤七两吧。正好，旁边有一杆称，韩署长顺手抄起来一称：二斤六两，称头还稍拉一点。韩署长称完之后不动声色，慢慢踱回警察署，命许二快上集找来耶六指，皮笑肉不笑地说：“早就想和你交个朋友，平时也好切磋切磋技艺。”那天，耶六指正在集上帮人过斗，见警察署传他，吓了一跳，听到韩署长这么一说，也就放下心来，心想：你要是和我比一掂准，怕是你比不过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却不敢说出来，只好喏喏称是。寒喧过后，韩署长命许二快到街对面馆子去取那只烀羊腿。韩署长的理由是：赌就赌别人的东西，赌本署的东西，怕是以前都称过了，有了斤两数的，赌别人的东西，这样公平些。耶六指还是喏喏称是，不敢正眼看韩署长。
不一会，许二快连跑带跳地将那只烀羊腿拿回，双手捧给了韩署长，那署长就手一掂，将羊腿递给了耶六指，耶六指也就势一掂，将羊腿放在茶盘里。这时韩署长沉思道：“此羊腿二斤六两。”耶六指却不慌不忙答道：“署长，这羊腿只有二斤四两！”当场命许二快拿称一称，果然是二斤四两，且称平如水。把个韩署长一下闹了个大红脸，心里也由此与耶六指结了仇。
各位看官，明明是韩署长称过是二斤六两，为啥许二快拿来就变成了二斤四两呢？不用说你也能猜出八、九。古往今来许多事往往就坏在下面跑腿的身上。且说这许二快到街对面的馆子，看见那肥得流油、香味扑鼻的烀羊腿，馋得哈啦子直流，不管三七二十一，挑那羊腿上不显眼的地方，狠狠地就掏了两口，这两口，就少了二两来肉，韩署长不输才怪呢！
从那以后，耶六指的名声更大了，而韩署长一想到这事心里就犯堵，浑身不自在。而许二快呢？因这事差点悔青了肠子，暗地里没少自己抽自己的耳刮子，心想：耶六指呀，耶六指，我许爷早晚要你好看儿！——这就来不说理了，明明是你嘴馋，坏了署长的事，与人家耶六指又有何干？可是，倒霉的真就是那耶六指。
一次，韩署长又命许二快把耶六指找到了警署，韩署长指着地下放着的半扇子（半个）猪肉对耶六指说：“今天咱们掂弄掂弄这半扇子猪肉，说对了斤称，猪肉送给你，说差了，把你那多余的两个手指留下，你敢不敢？”耶六指是艺高人胆大，连声应道：“中，中！”这时韩署长将猪肉一提，随口报出的是四十三斤。而耶六指把那猪肉提了提，却报出了四十九斤，上下竟差了六斤！同上次一样，也是由许二快当场拿称一称，果然是四十三斤，称头不高不低，正好。耶六指一见，脑袋嗡了一下子，刚想跑过去看看许二快的称，被许二快一声招呼，上来四、五个如狼似虎的警察，将耶六指按倒在地，不由分说，许二快便操过那刚才剔猪肉的快刀，将耶六指的两手岐指都削了下来。痛得耶六指大叫一声，昏了过去，因为是十指连心呀！当时有好事者编了几句顺口溜来评论耶六指：“斗官”官斗，民不和官斗，谁要和官斗，小心一双手！”
那耶六指为啥就这么大意失荆州呢？原来，那坏种许二快从集上扛了半扇子猪肉回来，就用一杆特殊的称把猪肉称了，得到了四十三斤的数并告诉了韩署长。这耶六指就输定了。再说许二快用的那杆称，称是现行的十进制（十两一斤），而称砣却是用秦制称（十六两一斤）的称砣。这耶六指就更输定了。就是你耶六指掂得再准，也架不住称不准呀！
后来有人说，耶六指因血流不止，当场死亡；也有说耶六指到木头沟一带讨饭，因为他的岐指被剁之后，再也当不了“斗官”了，只好领着老母亲要饭糊口。笔者于1984年走访桥头村一位九十七岁的老人，据老人讲：耶六指的两个手的六指被砍之后，随便抓起地上的土放在伤口上止血，后来感染破伤风，三月后抽疯而死。可惜一个身怀绝技的小小“斗官”没招谁惹谁，在旧社会，竟是这样的下场。再后来，桥头集上的老百姓编出了两句顺口溜：“十六两的称砣十两的称，许二快要了耶六指的命”。
一个女人与三条丝线
1913年（民国二年），桥头的商品经济发展到较成熟阶段，商品活动越频繁，货币的需求量越大，桥头地区的货币供应早就供不应求。因为大部分的生产要素掌握在地主、富商手里，于是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们便自己印制一种凭证叫“贴子”，以补充货币不足。百姓将自己的产品卖到商家那里，商家没钱支付，就给“贴子”，以后，任何人都可持“贴子”购买该商家所经营的任何商品，后来，“贴子”在民间流通了起来，商家之间也用贴子相互结帐。至今，上了年岁的桥头人还常说这样的歇后语：赶集上店，没贴子也没货——干遛你那孙子腿。可见“贴子”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不是真钱，真是钱！
当时，有一个叫荣宗生的富商，在大西营子村一棵树村民组，开了一家烧锅（一棵树烧锅），名号为“广益公”，以后买卖做大，又开了“广德当”当铺，当时荣宗生制发的“贴子”，南流通到“口里”，北流通到沙窝子里许多少数民族牧民中间，可见其流传甚广。
前文提到的“荞麦皮”，也在桥头街、刘家营子等地开了七、八处烧锅，在桥头街还开了当铺，“荞麦皮”隔一段时间到各处烧锅、当铺巡视一番，按月结银子帐，盘点“贴子”发出和收回的数量。就这样，安安稳稳地发展了几年，买卖越做越大，对当地农民的盘剥也是日益加深，加上“荞麦皮”手眼通天，发生经济纠纷时，百姓就是有理也找不出甜酸儿来。
羊肠子河两岸有不少穷苦人家，因“典当”的土地、物品到期，晚赎当几天，竟被“连本上仓”，土地和物品归了当铺，有的还得挨一顿板子。许多穷苦人家与“荞麦皮”结了仇，但又奈何不得，穷人中有百巧百能者，发现了“荞麦皮”发行的“贴子”大有文章可作，就仿制了两张，结果被“荞麦皮”的掌柜的识破其系伪造，查访到造假者又是一顿板子，直打得造假者死去活来。
原来，桥头各商号制发的“贴子”除雕板印制外，还有暗记，或用毛笔签一特殊符号，或在“贴子”纸（一般“贴子”都用旧时的“刀连纸”也叫“道林纸”，而不用“粉连纸”，两张纸用特制的水胶贴合而成），夹层中间设有防伪标记、符号等，酷似现在人民币的水印。
“荞麦皮”的“贴子”的防伪措施更上一筹，每张“贴子”都由他亲自制发，而且两张“贴子”纸中间都用他家特有的黄丝线盘成商号字号，制发时间，贴银多少等字样，只要对着太阳或是灯光一照，真伪便一目了然。再说那丝线，为其家专有，外人就是从货郎那里买来了黄丝线，也因其色泽不一样，一眼就可辨之。因为旧时染制丝线都是手工染制，因批次不同，颜色亦稍有出入。就是同批次的丝线，先入缸的色深，后入缸的色就稍浅。况且，“荞麦皮”又是个细心人，他所用的黄丝线，每条丝线有多少股蚕丝他都暗记于心，别人仿造他的“贴子”更是难上加难。
一天，“荞麦皮”正在院中闲坐，突然听到大门外一阵人声嘈杂，走出去一看，原来一个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不堪的讨饭女人倒在大门口饿得奄奄一息，死拖活拉也不走。“荞麦皮”仔细一看，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虽然落难，但脸盘长得一点也不难看，便动了恻隐之心，让她进院住下，将息数日，经下人为其沐浴更衣之后，那女人早就变成一个风姿绰约、明眉皓齿、风情万种的绝代美女了。“荞麦皮”见了，马上生出一股贪爱之意……。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个如鱼，一个得水。共梦高唐云雨，早就如胶似漆了。那女人在“荞麦皮”家一住就是半年，善棋画，精女红，所刺绣的“百鸟朝凤图”，真有鸟儿离帛欲飞去之境界。深得“荞麦皮”的欢心，并对其深信不疑。
可是，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女人突然失踪了，据说“荞麦皮”家值钱的东西一样也没少，而女人身上仅多了三条刺绣“百鸟朝凤图”时剩下的黄丝线。这也是“荞麦皮”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到了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荞麦皮”制发的“贴子”“毛”了起来。而有不少平民百姓却是一夜暴富，买地拴车，一派过大日子的景象，仅“荞麦皮”在刘家营子的烧锅不出一年就赔了个精光，关门了帐，就连“荞麦皮”在桥头街开的最大的烧锅“聚兴隆”也赔地十七顷之多！这时“荞麦皮”方知是“贴子”惹的祸。急忙宣布“贴子”作废，但为时已晚，家产损失已达“十之七八”。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荞麦皮”所有的商号、烧锅、当铺都受到了假“贴子”的困扰，面临倒闭。正在这时，奉军（张作霖部队）来桥头驻军四个月，士兵们见“荞麦皮”的“聚兴隆”商号、当铺是一块肥肉，经常如狼似虎地闯入吃喝抢掠，随意践踏，“荞麦皮”在桥头地区所有的商号、烧锅、当铺，在1934年的兵荒马乱中全部倒闭了。
后来，据说“荞麦皮”回到京里，再也没有音信。与“荞麦皮”相好一场的女人也像在人间蒸发一样，连个姓名也没留下，只听说她是窑子里的女人。
后来有人评道：“家趁万贯，架不住三条丝线。三条丝线虽不多，拽倒几座大烧锅。三条丝线没捋齐，差点勒死'荞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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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芊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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