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赤峰·巴林右旗
巴林人·巴林事·巴林情
巴林右旗的牛羊肉好吃，声名远扬，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巴林右旗人的骄傲。在电视上看今年我旗旗委黄书记的旗委工作报告中，将“我旗打造成为赤峰市肉羊肉牛的产业大旗”的发展报告，一百个赞同。我旗传统上便是畜牧业大旗，好的传统即是优势也是特色。在飞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不忘传统，坚持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良策。
今天“巴林夜话”栏目 的文章里就略述一下清朝时期巴林右旗地的畜牧业概况。让我们在历史这面“镜子”前，了解我们右旗先辈们所创造的畜牧业辉煌。
巴林右旗自1648年定边立旗以来，畜牧业一直非常兴旺，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民初，日寇入侵后，战乱匪乱自然灾害不断，牲畜不断减少，达到了一定的低谷，这种情景直到解放后才得到缓解。
清朝的大统一后，在蒙古社会恢复了安定和平局面，清政府通过对蒙古编旗划界，固定了各旗蒙古封建主的领土管辖范围，并采取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一系列保护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广大蒙古族牧民在其封建领主指定的牧场上“务求营生之道”，从事畜牧业生产。同时，随着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不断改进，在牧区打井、搭棚、筑圈，保护牧草、贮备秣草饲料，建立冬营地等多方面改善畜收业生产的技术。清人有赞颂清代畜收业发展可喜成就的诗中说“牛羊白散千屯雪，草木青回万灶烟”，“群牧牛羊量论谷，诸蕃庐帐列如廛”。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清代蒙古地区社会秩序安定后，蒙古族收民安居乐业，牛羊满山谷，庐献列如廛，使传统的畜收业经济呈现出一派生机的兴旺景象。
清代,巴林右翼旗所饲养牲畜数量未有详细的记载,也难以考证。但老一辈牧民相传：清初巴林南部的益和诺尔有一家牧民牲畜达十万头只,当时为了区分计数，凡一家牛羊数上万后，需要打“宝木”之印(即万头只)。幸福之路地有“宝木本浩特格尔”名称的地方就有两个,一个在查干勿苏艾勒附近;一个在他拉宝力格嘎查东南部同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交界处。这两个地名的来源,经过地名普查办的调查和考证,均为清代牲畜达到了十万头只的牧民居住地,而且烙了“宝木”之印而得名。遥想当时，一个牧业家庭拥有牲畜十万多头只，是何等的富足，是何等的气势呀。
康、雍、乾时期，无论是在漠南或漠北蒙古地区，畜收业生产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林右旗的牧畜业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可以在《口北三厅志》一书记载的文章中看出来。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巡视漠南蒙古后说：“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牧场唯口外为最善。“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就是说，康熙帝在巡视塞外时，走了八天，牛羊马等牲畜群在道两边一直未脱离过视线。在查慎进的《敬业堂诗集》中描写察哈尔官牧场，仅羊群一项就号称：“一色万群三百万”的诗句。还有资料记载，当时蒙古人往往将羊群赶到山谷中按山谷的大小去估量牲畜的头数。清人所谓：“群牧牛羊量论谷”的诗句，所反映的当时牲畜数量发展之多的情况，并不为过分地夸张。
除了牧民各家各户的牛羊群外，清廷皇室和八旗军的畜群，在口外察哈尔八旗和大凌河沿岸设场放牧，这些牧场所繁殖孳生的畜群日益增多后，又分派给内外札萨克蒙古各旗，这些畜群因为王室贵族的特权，动辄以千万计。仅察哈尔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官收场收放牛羊的牧丁就有一千六百二十名， 乾隆元年(1736)，清朝政府规定按承牧官方牧场羊每十只，每年应上缴孳生羊三只，敕令喀尔喀各旗札萨克两年共计应分批输纳孳生羊十万只以上的数字足可推算出官方牧场的牛羊数字的庞大。通过清朝官牧场畜群增殖发展的粗略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当时蒙古社会秩序安定，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和稳定发展，是可以肯定的。
清代，除了清廷皇室和八旗军的畜群外，各旗札萨克王公和寺庙呼图克图等也拥有自己的的畜群，这些畜群因为王室贵族的特权，自然数量不少，史料上虽无当时巴林王、喇嘛庙拥有牲畜量的确切记载，但通过“宝木”之印，巴林地曾有过一户人家牛羊就达十万头只的信息不难推论，历史上巴林王、喇嘛庙拥有牲畜总量也必是不少。而《赤峰蒙古史》一书中，却记载1919年整个巴林右旗的牛才1500头，马8000匹，骆驼200，羊25000只，这些数字加起来还远不及清中前期巴林右旗一家牧户的牛羊数量，难免感慨颇多。即使考虑当时旗民为少交税赋而少报隐瞒数字的可能性，也不得不承认巴林右旗的历史上畜牧业是何等辉煌，其间落差又是何其之大。
辉煌的历史过去，只能代表过去， 无论巴林右旗的历史畜牧业有多辉煌，只能鞭策激励我们现代的右旗人励精图治，超越过去，去创造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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