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赫先生的《随时劄记》

        如封面所示，《随时剳记》分两部分内容：“契丹文字检视” 和“辽史拾遗”。

      “契丹文字检视”所录契丹文字及释文据罗福成所译“兴宗皇帝哀册文”“仁懿皇后哀册”“宣3懿皇后哀册”“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石刻”等整理，契丹文字与释文对照排列，文中有多处苏赫先生的旁注式释读。其中有三处推测契丹文字的汉字音读，分别是：表示“皇后”或“皇太后”的契丹文字可能读音为“忒里蹇”；表示“大”的契丹文字可能读音为“阿斯”；表示“孝”的契丹文字可能读音为“得失本德”。有一处认为罗福成所译契丹文的对应汉译“大辽国”应译为“大契丹”，并在注解中提出了依据。

       这表明，苏赫先生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在学习和解读契丹文字，并找到了通过寻找契丹文字资料中的汉语借词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比第一代契丹文字解读人的相互比较法前进了一步。这一时期，国内契丹文字研究正处于沉寂阶段，王国维等第一代学人的成果已无人问津，研究契丹文字的人寥寥无几，苏赫先生在那个时期研究契丹文字可以说是一名“孤独的行者”。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刘凤翥、清格尔泰等组成契丹文字研究五人小组，进行集体攻关，有计划有组织的研究才再次兴起。1979年先生发表了第一篇契丹文字的解读文章《古耶律氏铭石初考》，距离这本札记对契丹文字的研究经过了近20年。可见，治学之路不仅孤独，而且漫长。

       除对契丹文的研读外，札记中还有对八思巴文、藏文的研读笔记。八思巴文的笔记有4页，藏文的研读笔记有2页，如下图所示。

      “辽史拾遗”部分的内容可分三类：

       第一类以读书笔记为主，内容丰富。苏赫先生对辽金史的学习，经常是多种史籍比较阅读， 不仅读正史，而且也很重视阅读历代学人笔记中的史料，往往触类旁通，有所发现。比如：读《辽相国贾世训墓志铭》，推测上京的设计者是工匠“去疑”，又据《辽史·圣宗本纪》中“三月乙酉,城杏埚,以宋俘实之”的记载及对上京的勘察，推测“今辽上京城西有一小城，隐约可见，有曰驸马城，有曰俘虏城，今据上述记载，或即此杏埚城耶”。 又读元末陶宗仪《书史会要》，认为书中收录的契丹字出于王易《燕北录》，并在笔记中比较了二书契丹字的写法，认为《书史会要》所写有误。

      第二类内容是结合文物遗址普查工作所做的勘察笔记。有对祖州城、越王城、祖山的勘察和考释， 有关于上京、中京、庆州、庆陵建造情况的笔记。 另有一幅手绘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图，折叠在书本之间。实地勘察与史料结合，常有大胆的推测和想象 ，比如通过对祖陵形制的勘察，读辛弃疾《窃愤录》所叙金人掠劫之事，按语道“今祖陵之中有凹处，或此即被金人开掘处耶”。

      第三类内容是有关辽瓷辽钱和契丹风物的考释笔记。 其中有对辽黑瓷和赤峰县缸窑沟辽窑出土瓷片的描述，有关于辽钱种类的说明，也有对着装服饰、生活习俗的叙述，观察细微，描摹生动。

      《随时剳记》中还有几枚红色的印章也颇引人注目。其中钤巴思八文“富裕驿印”印章一枚，记录边款并转写印文，并据路振《乘轺录》和王曾《行程录》的记载，考述了富裕驿的地理位置及立废情况。另有一枚是1964年辽庆州出土契丹印的印章，还有两枚印章盖在背面，如下图所示。

        笔记本的背面还列有辽史研究古籍目录44种，除正史外，多为宋明清文史笔记类图书。这不仅能使我们了解苏赫先生的阅读情况和研究取向，也为今天的辽史学习者提供了一份参考书目。 

       总之，这本札记作为苏赫先生的早期治学记录，反映了六十年代苏赫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也是认识苏赫先生学术思想史的珍贵文献 。 笔记中“辽史拾遗”中的许多内容在先生后来的论文中都有所体现，而且有的内容始终关注、反复讨论。比如对“斡鲁朵”习俗的认识，在笔记中开始关注，之后三十年来就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过。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和学术知己刘观民先生反复切磋，1983年在“崇善碑考述”一文中形成初步成果。直到先生去世前还在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于1998年又形成了“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一文。该文在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在先生逝世后刊出，成为先生学术生涯的绝笔。对一个学术问题，毕生的关注，反复的探讨，使人慨叹不已。

       博学的背后是一生的学术积累，天才的光环经过的是千锤百炼的淬造，光鲜华丽的荣光洇润着满腔心血的结晶。当我们今天惊异于苏赫先生的博闻多识时，我们更要看到先生所付出的努力。“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同样是苏赫先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