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崇正国民优级学校
查自古昔以来，不论何种民族，随着时潮的演变，都是由落后逐渐走向文明。例如汉族，虽然居住在中原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但在古代轩辕皇帝以前的时期，他们仍然是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在此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多英明皇帝和古圣先哲创造文字和文化，教育全体民众，才形成了现今的文明民族。西欧列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经过了野蛮时期，但由于各国国王们善于教养本国人民，才逐渐强盛起来。日本是一个东海岛国，在他们英明皇帝明治时代，周游各国，变法维新，振兴工业，数十年间，国富民强，比我们清朝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得多，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我们蒙古民族，在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之地，席卷欧亚两洲，灭国四十；忽必烈薜禅汗，入主中原，数代相传。元顺帝失政中原，退居漠北，自此之后，日渐衰落，以致于目前的贫弱境地。这岂不是因为没有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吗？本王父祖相承，历受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银，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如不协助国家使民众习文练武，实在于心不忍。因此，于公于私，必须创建学校。协理台吉、官员、参领以及全体旗民，善体本王意愿，一体遵照，切切此令。
贡桑诺尔布同时强调：振兴民族，要振兴民族文化。当今世界，是以知识能力为贵，而不以门阀出身为贵，蒙古文化必须振兴。在振兴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又要吸取汉民族及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把外来文化融合于本民族的文明中，与世界文化并重于久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贡桑诺尔布开始筹办新式学堂，命陆韬及日本友人寺田龟之助、小池万平等人草定学堂章程和课程，安排教授方法。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和筹备，光绪二十八年冬（1902年10日31日），崇正学堂正式开学。早在崇正学堂开办之前，贡桑诺尔布就在大营子村设义学一处，教授四书五经。此次崇正学堂兴办，撤裁义学，归于一处，以实行新的教育方式。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贡桑诺尔布非常高兴，他在讲话中说：
“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旗民子弟入了新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个人都会担当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
为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贡桑诺尔布当场挥毫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学校正厅的明柱上：
此联内嵌“崇正”二字（学堂原本定名为“养正”学堂，因贡王这副楹联的上联第一字为“崇”，下联第一字为“正”，所以大家建议把“养正”改为“崇正”，从此“崇正”一名一直沿用至1945年日本投降），楹联颇工整，且字迹苍劲有力，得到江南名士陆韬、钱铜等人的交口称赞。上联既申明贡桑诺尔布在多事之秋励精图治、安邦振国的信心，又阐释了办学宗旨：崇武尚文要凭诸多的俊杰之士，用今天的话讲叫实施“人才战略”，下联进一步说明“崇武尚文”的目标是“正风移俗”，“正风移俗”就是要改革开放，学习外来民族进步的文化思想（包括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改变蒙古族落后、闭塞、愚昧的文化心理。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就是靠“科技教育”兴国兴邦，就是依靠“崇正学堂”的师生。单从这副楹联就可以发现年轻王爷的明智头脑和锐意改革进取的信心。写完楹联，贡桑诺尔布意犹未尽，又即兴赋诗一首：
这首诗，从内心深处表达了贡桑诺尔布在国势衰危，列强称雄中华大地的格局下，要发奋图强，振兴民族，“养成大器傲强邻”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内蒙古各族儿女的心声。
“崇正学堂”初办起来的时候，招生特别困难，只招集到官员们的弟子40人，编为初高级两个班。1903 年，贡桑诺尔布下令招收学龄儿童，但是，一则旗民对办新式学堂认识不清，特别是蒙族旗民，他们认为儿童学习的唯一途径是去寺庙当喇嘛，第二个原因就是谣言甚多：
“学堂和天主教堂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子弟一入学堂，不仅会变成异教徒，还要送到外国去，后果怎样，那是很难说的”。因此，旗民一见地方官员和教师前来招生，有的把孩子藏在地窖里，有的逃亡他旗投奔亲属，更有甚者，为免除孩子入学，还有给官员行贿送礼的，临时把孩子送去当喇嘛的，送给官府干杂役的，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贡桑诺尔布痛心疾首，深深体会到“启迪民智”、开办学校的紧迫性。为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贡桑诺尔布亲下调令：
今后对于送来学生的人户，免去户口税，并且给他们的门首悬挂上解除赋役的特许木牌，以资奖励。
对招收进来的学员，还采取优待措施：入学学生食宿由公费解决，学习用品由学堂免费发给；离校10里以内的女生，早晚上学回家都用花蓬轿车接送，午间在学堂吃饭；住宿生每人每日半斤肉，并吃一顿面饭；毕业生用公费保送升学或留学，不愿升学者留旗内重用等等。这些优惠的措施和政策，扩大了生源，很多中下层人家的子弟也纷纷加入学堂学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崇正国民优级学校的女学生在喀喇沁右旗王府西跨院四方形凉亭前合影
贡桑诺尔布这一办学思路，在古今教育史上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这一举措和实践的背后，是年轻王爷的一片振奋民族精神之心。俄国彼得大帝在进行文明教育、改革风俗、学习西方、开发民智时，也曾有过一些大的举措，现列一二。彼得大帝在进行改革时，采取一些措施，希望能把俄国旧贵族训练成有作为的统治者，使他们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可是不少贵族子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少爷，这些人对学习根本不感兴趣。比如留学生戈洛文在意大利留学4年，回国后彼得亲自对他进行考试，结果一道题也答不上来，彼得问他在意大利干了些什么，他竟厚颜无耻地回答道：“吃喝玩乐”，彼得由此对其重罚。对国内学生，彼得命令近卫军手执鞭子坐在教室里，谁若不守纪律，无论出身如何，都要被打得皮开肉绽。有些学生为逃避学习，进修道院避风头，被彼得大帝抓住后，重罚其去做苦役。
在改革旧的民俗、逐渐西化时，当时俄国贵族大多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他们懒洋洋地拖着长袍，留着胡须，动作迟缓，因循守旧。1698年，彼得从西方归来，贵族们纷纷前来朝见他，被彼得拿起剪刀剃掉他们的胡须，还公开发布禁令，要求国民剃掉胡须，以后留须者必须购买“留须权”，留须人必须配挂政府签发的铜牌“须税收讫”，才属合法。
彼得西式教育与贡桑诺尔布的举办学堂、正风移俗恰好相隔一个世纪，但这种改革教育的办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贡桑诺尔布的兴学堂、办教育表现得更为“仁”、“智”，更加中国化、儒性化；一个世纪前的彼得大帝表现得更为率直、刚烈，但目标却都有一个：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努力赶上西方强国。
“崇正学堂”校舍选在王府西边（西衙门）环境优雅的四进宅院里，贡桑诺尔布尽其所能将学堂安排得应有尽有，厅堂、宿舍、饭厅、小图书馆、客厅一应俱全，门前设有操场，院后靠有桑园，就读环境优雅，教师质量高超，课程设置合理。
从课程设置上看，除蒙汉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外，还开设了日语、俄语、算术、地理、历史、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课程。
为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贡桑诺尔布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还在学生中间组织了一个政治研究小组，取名“崇德学社”（实际是贡桑诺尔布维新的政研室、智囊团），专议改革除弊之政事。为激励师生发表政见，还在学堂附近设立报馆，隔日出版一张《婴报》，该报除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外，还有科技小常识、盟旗动态及时局短评等。报刊出版后，由专门送报人员向人口集中的村落散发，不收报费，《婴报》是赤峰地区最早的一张报纸。
从师资队伍建设情况看，贡桑诺尔布亲任校长，前后聘请的管理人员和教师颇多。学堂初建时，江南名士陆韬（浙江钱塘人）、钱铜（字孟材，江苏无锡人，北伐时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为总教习；长安（汉名邢宜庭，喀喇沁东部人）为汉文教员；曾宝斋（包景文）、尹宪斋为蒙文教员；希光甫为学堂总办；管辖章京于瑞生，梅伦海山、汪良辅、长史赵鹤亭等为事务参赞，负责学堂行政及经费等管理工作。
从1903年—1912年期间，学员增多，经费增加，贡桑诺尔布不惜重金，招贤纳士，广聘人才。先后从日本聘来女教师河原操子、军事教员伊藤柳太郎、吉田四郎、鸟居龙藏夫妇；国内学者周春芳、姚子慎、钱孟财、张维清、张子栋、王玉中等10余名教师。这些先生和学者呕心沥血，为学堂的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为喀喇沁、赤峰地区乃至内蒙古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崇正学堂学生合影
学校经费来源：一是把旗内大西沟、汤土沟的3000亩荒山出租作为学堂的永久学田；二是把王府中多年积存的古董、细软衣物及燕贻堂王府剧团的戏装全部当出，充作教育资金；三是贡桑诺尔布花费自己私存为学校购置图书设备。《古今图书集成》全书1.6亿字，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多三四倍，是查找康熙以前各种资料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此书就是贡桑诺尔布私人花重金从北京购进的，存于王府图书馆，供学堂师生查找资料使用。
自1912年—1929年，贡桑诺尔布调京任蒙藏大臣，不亲旗政，崇正学堂就由邢宜庭接任校长职务，从此人事变更频繁。李振卿为监督，白昆峰为提调兼操练，汪麟阁总管财政，学校的管理工作和档次日趋下降，校风亦坏。但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课程设置不断有新的内容增加，开设了英语、写作基础知识等课程。“五四”运动暴发后，崇正学堂学生接收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也积极投身加入了这股革命的洪流。
学校管理工作水平虽日趋下降，但贡桑诺尔布仍经常写信关心学堂建设情况。学生的学习情绪依然高涨，有些同学克服重重困难，负笈千里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求学。这些学子主要有汪春林、陈玉贤、陈国祯、汪文林、石含章、金子强、金子铭、鲍振华、吴金峰、陈国范、薛永禄、吴鹤龄、吴熙宪、李继昌、乌臻和、吴瑾玲（女）、于保衡、邢复礼、杨德新、汪继昌、吴凤亭等等。到海外留学的有杨德新、邢复礼、希中和、于保衡等人。
30年代崇正学堂还自设了蒙文印书馆，办简易师范班一处，并先后制订了崇正学堂的校歌和毕业歌。
从1902年崇正学堂建立到1912年贡桑诺尔布调任北京，这时期是崇正学堂最辉煌的时期。学校管理严密，教师水平高超，经费充足，至1912年已毕业学生有600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一时期，贡桑诺尔布亲点派往国内北京、天津、保定、上海学习深造的有吴恩和、江睿昌、巴达尔胡、太平、徐文明、白瑞、于启明、杨时芳、汪子瑞、吴子兴、那森乌力吉、霍岳南、郭皋轩、李振卿、杨鼎臣、双柱、巴彦保、六十五、吉力嘎拉、叶婉贞（女）、吴秀珍（女）、白昆峰、铁丹、那木克其等约30人；派往日本留学的有何惠珍（女）、于保贞（女）、金淑贞（女）、金勋卿、吴恩和、伊德钦、于恒山等人。
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留日学子特睦格图，他是贡王的义子，留学日本学医，自1912年—1913年曾在赤峰地区行医，后被贡王调往北京任翻译，同时兼任蒙藏学校教授。在此期间，他痛感出版蒙文书籍之难，经过潜心研究实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2年冬成功研制出了蒙文铅字印刷术，为蒙文印刷业奠定了基础，成为蒙古民族卓越的出版家。特睦格图辉煌的业迹将永远被记录在崇正学堂的校史中。
崇正学堂是赤峰地区第一座学堂，它开辟了赤峰近代教育的先河。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体制上看，学堂全部仿效日本先进的教育方式，是与封建私塾完全不同的近代新式学校。这不仅在赤峰地区是可贵的创举，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清廷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为表彰贡王办学功绩，特赏匾额：“牖迪蒙疆”，自此后，崇正学堂更是声名大振，旗民则把崇正学堂视为全旗的骄傲。喀喇沁旗王爷府中学的前身便是当年的崇正学堂。
贡桑诺尔布振兴蒙古教育文化的举措，使喀喇沁蒙古部成为近代文人集聚、英雄辈出、人杰地灵的蒙古部。更为重要的是留学生教育的开展，使闭塞的蒙古地区和西方世界有了接触，留学生们回国后，传播了新思想，介绍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内容，开创了学习西方的新风气。这对因循守旧的中国封建社会和闭封的蒙古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不可避免地为近代赤峰地区的新陈代谢起了破旧立新的促进作用。中国最早搞留学生教育的是容闳，《近代中国留学史》的作者舒城评论时指出：
“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选先知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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