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盟曾经给予大连的......
我们到昭盟是70年代中期，大连还是一个商品短缺的城市，什么都凭票供应，粮食凭证买，细粮少得可怜，肉凭票，蛋凭票。大连知青来到昭盟后，特别是临近春节返城探亲时，那抢购风，真像八国联军闯进了颐和园，每人几乎装满两个大旅行袋。买猪肉，我就买过两个肘子、20公斤猪肉，买猪肉还专挑肥的买。有的老百姓，在知青要来买肉时，先在猪肉上一条一条地割口子，然后往上倒凉水拿到外面冻上，我们去买肉，分量也就增加了，当然这是极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以诚相待，把家里刚杀的猪肉卖给知青。有的感情好，还送上两只鸡。
买完肉买大黄米，这东西在大连的粮店里早就见不到了。因为它是黏的，又是昭盟的特产，我们每个人回城探亲都要买上30斤左右。买完大黄米，又去买黄烟叶，这里种的蛤蟆头叶小有劲儿，葵花烟叶焦黄焦黄的，好抽又柔和。父亲抽烟的知青们，没有不买上10斤8斤的。那时，在大连是买不到这样上乘的好烟叶的。就这样买了再背，每人两个大旅行袋，两个绑在一起，前后肩一搭就上路，少说也背走了150斤，如果按三千大连知青算，那就是45万斤，这是一次副食品大转移啊。应该感谢昭盟，让我们这些吃了喝了又往家背的人往返于大连与昭盟之间，从沈阳北站到南站换乘，很多同学都背不动了。
说起买，还不得不说一件事，那就是买粮票。那时大连人粮食填不饱肚子，本来粮票背面明确规定，不得倒买倒卖，但是民间却在盛行着买和卖。那时，如果你没带粮票进饭店，你肯定吃不上饭。昭盟的秋季和初冬，粮食打完后，要按照规定交公粮，交公粮时，可以按比例给一部分全国粮票，这给我们买粮票带来了希望。大连当时买一斤辽宁省地方粮票是5角钱，而昭盟买一斤全国粮票只用2角5分钱，省一半儿何乐而不为呢？
记得1976年的秋天，苞米还没有割，在三队与二队人们踩出的一条小道上，二队一个姓毕的社员答应卖给我100斤粮票，约定在苞米地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带了25元钱，在苞米地里与他成交。第二天就到林西县邮局，邮回家里。后来听妈妈说：“你寄来的粮票可解决大问题了。”这次买粮票的经历，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次特殊的买卖。真的想说一声，谢谢你昭盟，你让那么多大连母亲，在拮据的生活中有了一丝微笑，有了一次欣慰的满足。
深夜放贼
下乡的第一年青年点没盖好，我们46名同学4人一组，被分到离大队食堂较近的三队和四队的社员家中。4人一铺炕，土墙的两面用桦木棒子打的箱子架，架子上放着四只木箱子。白天随队里劳动，晚上随队里护秋，看护即将收割的玉米、黄豆、葵花籽、油籽等等。点委会为鼓舞士气，决定出一张刻印的报纸，刊头叫“东升战报”，让同学们投稿，由滕白勤组稿刻印。记得我们投稿十分踊跃，我把自己这几天晚上深夜护秋的感受理了理思绪，写了一首四句诗交上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护秋”，内容是“皓月高挂当空照，青纱帐里静悄悄。滨城儿女护硕果，夜幕深处防贼盗”。当时我们刚下乡不久，带队师傅和同学们彼此很不熟悉，带队师傅拿着战报，欣赏这首小诗，找到我，并从此认识了我。
在那个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队长偷，会计搂，社员缝个大布兜。”晚上躲在苞米地等小偷，每当听到营子里传来驴的叫声时，我们便知道，此时已过了半夜12点。小时候，只知道大公鸡会报晓、报时，没想到驴也会报时。白天挖了一天树坑，晚上再蹲在苞米地里护秋，过了12点眼皮睁不开了，上下眼皮直打架。那一天，轮到我和同学德子护秋，12点刚过，就听见远处传来了“刷、刷、刷”的声音，接着是“咔嚓、咔嚓”的掰苞米棒子的声音，我俩立刻紧张了起来，心也随之怦怦急促地跳了起来，拿着装了三节电池的手电筒，手哆嗦着直奔发出声音处。
当我把手电筒的光亮直射夜盗者的那一刻，空气几乎凝固了。真没想到，偷苞米棒子的人，竟是我的房东和他的儿子，手里的麻袋已快装满。大队有规定，二个棒子罚款五元，这不得罚他个倾家荡产啊！再说，这盗贼是谁不好，偏偏是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关照我无微不至的房东。愣在那儿足足有两分钟，还是房东先说话了：“你们不是回去睡觉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原来，夜里11点钟的时候，我口渴了回去喝水，开门房东是知道的。走时，他却没有听见我的关门声，因为我怕影响他们一家睡觉，关门很轻很轻的。房东以为我们回来睡了，于是，就发生了刚才那令人费解、又十分尴尬的场面。把他们爷俩抓起来送到大队，明天不但要被罚款，而且，要名声扫地。就在这一刻，我和德子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放他爷俩回家。晚上护秋，是为了让集体财产不受损失，抓到了贼，我们却把他放了。看着他爷俩把刚刚掰下的棒子倒在地头，拿着空麻袋，消失在夜幕中。我在想，我们从文明的城市来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到底应该是谁教育谁，是文明改变落后，还是落后渗透文明，在互相作用的潜移默化中，到底是谁在改变谁？那个晚上，放贼之后，我没有合眼，没有一丝困意。放贼的过程，悄悄地走过了29年，今天泛起在脑海中时，对错已无需评说。
一碗凉水的检验
心灵又抽出记忆的丝线，缠成线球儿远远地抛向了1976年冬天。
为给生产队拉盐，我与6名社员从林西县出发了，坐在拖拉机的后车厢里，日夜兼程直奔祖国的大青盐湖——锡林郭勒盟额吉诺尔盐场。拖拉机不息的突突声，载我投入了“马背民族”的怀抱，旋转的大地枯草飞舞，时有狍子和黄羊飞奔而过，让我尽览冬日草原的风光。我用心灵的窗口仰视着一个陌生的民族，用一双惊奇的眼睛，打量着蒙古族人的蒙古包、勒勒车、马群和牛羊。停车取水，陌生的蒙古族老人对我说：“塔赛努？（你好吗）”上车后，我问同行的社员：“蒙古族老人说的是什么？”社员们打趣地告诉我，汉族人最怕饿死，所以见面总是问“你吃了吗？”蒙古族人缺医少药，最怕有病，他们见面总是问“你好吗？”，也就是“塔赛努”。
天渐渐地黑了，第一次乘车穿过草原，我感觉草原像一个巨大的闷罐，把我严严地罩在里面，身边的社员已经呼呼大睡，尽管我穿着皮裤皮袄，戴着狗皮帽子，仍然觉得草原的冬夜冷得透骨。我仰望着浩瀚的星空，没有一丝困意。车也不知走到了哪儿，突然停了下来，司机说：“柴油机的输油管断裂了。”拖拉机抛锚了，我借月光看看表，正好是半夜12点。司机老刘大声地喊：“车一停，就会冻的，弄不好明天早晨也走不了。”睡着的社员全醒了，下了车，大家在拖拉机旁架起了一堆火。离拖拉机大约有50多米远的一个朝阳背风的地方，有一座蒙古包。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看见蒙古包，让我马上想起了大海边的家。
来到边疆快两年了，分在农区，还从来没有进过牧区的蒙古包。蒙古包，这个驻足蒙古民族梦的地方，似一把撑起的圆锥形大伞，就是它曾让我神往得如痴如醉。社员们忙乎了大半天，因没有备件，车只得停在路上。社员们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大连知青，不让我露宿草原，老赵指着不远处的蒙古包说：“小王，你到那个蒙古包里去睡吧。”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别开玩笑啦，深更半夜闯到一个陌生人家睡觉，对我们汉族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何况是在异地他乡的蒙古族家。”老赵说：“不要紧的，我们每次拉盐都路过这里，遇到特殊情况，我进去住过，你去吧。我们在这里凑乎一下天就亮了。”
也是想看看蒙古包里面是什么样子，我半信半疑地拿着手电来到了蒙古包前，推开了蒙古包的门。门是虚掩的，“夜不闭户”，我心里暗暗地说。低头走进蒙古包，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暖暖的，驱走了胆怯。蒙古包地中央的牛粪炉子闪着火的亮光，浓缩着温暖的家意。我打着手电，看到这一家蒙古族人，分两边环包席地而眠，分不清大人孩子，我的突然闯入，这家人没有丝毫的反应，只看清那位满头白发的老额吉，睁眼看了我一眼，又继续睡了。可能是这座蒙古包离路边很近，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多了，他们也习以为常了。借着手电光，我见蒙古包右侧有个空地方，就躺下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笔者下乡时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老额吉早已在炉子上烙好了一大摞子油饼，正在熬着奶茶，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这家的男人们，都去忙早晨的事情了，包里只有我、老额吉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正席地而坐，对着小木箱上的圆镜子梳头，一头瀑布般的披肩长发，穿着一身紫红色镶着黑边的蒙古袍，背影也是那么好看。我不好意思地急忙坐起来，那女孩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对镜梳妆。当我穿好棉靴，起身点头表示谢意，用汉语说了一声：“谢谢”，刚要跨出包门的时候，老额吉端着一大碗凉水，拦住了我。她知道我不懂蒙语后，用手比划着示意让我喝下。我先是不知所措地愣了，又马上想，这是蒙族人的习俗，也挺有意思的，数九寒天喝凉水。我接过这满满的一大碗凉水一饮而尽，凉水顺着胃肠一直凉到了脚后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看着我喝下了这一大碗凉水，老额吉乐得拉过我的手，放上四张热乎乎的油饼，刹那间，我想起了远方的妈妈。蒙古族母亲的温暖，穿越了民族间的界限，温暖了我，凉意全部消失了。我拿着油饼，回到正在火堆上烤牛肉的社员中，把油饼分给大家吃。坐在火堆边，我问身边的社员：“这家蒙古族老太太，怎么一大早，让我喝了一碗凉水？”同路的社员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更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时，老赵拍着大腿说：“都怪我忘记告诉你啦，这一带的蒙族人吃饭睡觉都十分讲究位置，严格奉行男左女右的规矩，你昨晚肯定睡错了地方，睡在人家女儿的身边，为了验证你做没做男女之间的事情，就拿一碗凉水让你喝。你喝下了，证明你没做；如果做了，是不敢喝这碗凉水的。蒙族人认为做了那种事情，喝凉水是要致命的。”听了老赵的解释，我恍然大悟，顿觉凉水被火烧热，脸一阵火辣辣的。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另一个民族真诚的检验。一碗凉水清澈见底，荡漾着两个民族间美好的真诚和信任。虽然29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到那涓涓细流，凉丝丝地滋润着我的心田，给我信任，让我真诚。
我在乡村当先生
临近年底，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的信，急不可待地打开读了起来，“先生：您好，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前些日子，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姜宝泰等大连知青回到林西捐款助学的新闻，乡亲们想起了您，曾经教过我的‘先生’，让我给您写信……”
信，整整写了5页，最后一页是全村17户人家的签名，名字后是17句不重样的祝福，写信人是吕军。我反复看了三遍信，仍然不肯放下，堂堂男子汉竟不顾办公室同事在场，掉下了眼泪。
吕军，一个小男孩的身影，在记忆中向我走来……
21年前，我在内蒙古林西县插队。刚分去不久，村小学校教五年级的谭老师得了重病，住进了县医院。37名孩子没人教了，大队研究决定，让我代一个月的课。在那个偏僻的乡村，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村里的大人孩子仍然延续着古老的称谓，称老师为“先生”。孩子们在家可以不听家长的话，到学校是绝对不准不听“先生”的话的。
那是我当“先生”的第一天，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课文是《依依惜别的深情》。我先是领着学生朗诵一遍，又找了3位学生各读一遍。然后我在黑板上把生字写好，让学生们写生字。教室里静悄悄的，学生都按我的要求认真地写着。这时，一个坐在后排，长得黑乎乎大眼睛的小男孩，坐在那儿大声地问了一句：“先生，一个字写几垄？”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大声地说：“站起来！”小男孩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厉声地说：“上课问话要举手，知道吗？写字论行，不是种地论垄！”学生们都抬起了头，一阵哄堂大笑，小男孩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让他坐下，才想起我确实没告诉学生写几行，于是说：“同学们，每个字写一行。” 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
傍晚，我回到房东家，吃完了晚饭，正在看书，小男孩的父母领着孩子来了。我先是一愣，以为自己第一天教学，不知惹来了什么麻烦。起身让座后，小男孩的父母几乎是同时说：“先生，听说孩子上课不听话，惹您生气了，我们带他来给您认错了。”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想着。小男孩低着头说：“先生，我错了。”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说：“你没错，先生确实没有告诉你写几垄啊。”经我这么幽默地一逗，大家都乐了。这个问写几垄的小男孩，就是给我写信的吕军。
回城后，我从房东的来信中得知，吕军读完高中，考上了内蒙古粮食学校，是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接到信的当天，我放下案头的工作，急忙给村里写了一封回信，让心底淌出的情感，又一次流回那个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作者简介
王志仁，1955年1月出生，1975年7月下乡昭乌达盟林西县大营子公社东升大队。1978年回城当过工人、鞍钢大连矿党委宣传部干事。自考辽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1991年加入大连作家协会，现任甘井子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心泉奔流》《母爱的颜色》，诗集《目光里的歌》共6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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