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在几年前，“赤峰记忆”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杨子彬其人》的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刊发后不久，即接到了杨子彬后人的来信，认为所刊文章有不实之处。这激起了本斋主的好奇之心，对杨子彬的相关记载更加的留意，希望能够为广大读者还原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老赤峰”。
毕竟，他是我的老乡……
磕磕绊绊中秀才
1878年，也就是光绪四年，杨子彬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杨家庄。关于他是如何来到赤峰街的，有两个版本：其一，其父是流落赤峰的；其二，其父是个皂隶（衙役），随主官上任来到赤峰。据说，直到老年时，杨子彬还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因此，这个曾经在赤峰街叱咤过风云的人物，出身并不显赫，更与“富二代”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少年时，杨子彬是一个刻苦好学的好儿童，跟其堂兄杨子桥读书。他博学多才，机警善辩，出口成章，年纪尚轻时就考中了秀才。
清末，要想考学，也得先报考，可能比“文革”时的政审还要严，一定要根红苗正。而且，因为竞争激烈，同样有找错缝子告状的。杨子彬在报考秀才时就被本地的李林梓、安振山、刘清芳等人抓住了把柄，只好“高考移民”到河北滦州，或许还得再取个新名字，比如像现在那般，改了名，随姥爷姓之类的。
通过这件事儿，关于杨子彬定居赤峰街的原因，似乎也有了答案。因为那三个告状之人抓住的把柄就是认为杨子彬的父亲是一个衙役，出身不好，怎么可以给“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当高级奴才啊！
杨子彬通过“高考移民”得中秀才后，心里的阴影尚存，并没有马上回到赤峰街的家里，而是暂居于承德。他一边在当地的胡姓绅士家坐馆，一边继续跟着进士马进温习功课，打算“更上一层楼”。这时，与杨子彬一起拜在马进门下的，还有胡家鼐和贾关国两位同学。有一次，有人问马进：“在你的这三个学生当中，哪一个最有希望考中呀？”老举人想了想，十分有把握地说：“依老夫多日观察呀，这三个后生当中，至少能中两个！如果考上一个，那就是子彬了，如果能考上两个，那就是子彬和家鼐喽。”在这位老夫子的眼里，杨子彬是非常有把握的！
可是，当皇榜颁布下来后，却大跌了马老先生的眼镜，杨子彬没中，中的是胡家鼐！
费心巴力把官当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何况是亲同学呀！胡家鼐得了“道”后不久，杨子彬就沾了光，被“活动”成了热河省团练局的局长。杨子彬没有让同学失望，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大胆，在团练局没干几天就壮大了队伍，造出很大的声势。这让承德知府的心里又有了些许的阴影，很是看不惯，便别有用心地问杨子彬：“你这样干，恐怕是想造反吧？”杨子彬听了上司的这番话，当然明白话外之音了。但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先是把功劳都往领导的身上贴，然后再表表忠心，而是满不在乎地答道：“我有造反的心，也没有造反的权呀！”承德知府一听，正中下怀，大笔一挥便让杨子彬从局长的位子上立马滚蛋了。只不过，打狗还得看主人，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承德知府虽对眼前的这个下属有些烦，可考虑到站在他身后的那个“猴”还是有用的，并没把杨子彬一撸到底，又给他派了一个小差事，回赤峰街去办教育吧。
回到赤峰街，由于新旧思想的冲突，杨子彬办学没几天，又被人给告了。牵头告杨子彬的人是兴隆庄的崔广学和木头沟的刘成贵。他们说他到处招摇撞骗，并上报到承德府。上面也是一拍屁股的事儿，既然有人告就通令缉拿！
杨子彬一见这阵势，干脆跑吧，跑到近郊的衣营子暂时躲了起来。不久，他见风声不那么紧了，又回到了承德，还咬文嚼字地写了一份申辩书，引经据典，其中有一句叫：“自西徂东，微服过宋”。知府读完这篇精心之作，不禁勃然大怒：“这么一个小秀才，竟然还敢自比孔子和周公，这还了得呀！”
原来，“自西徂东”出自《诗经·大雅》里的“采桑”篇，是赞美周公的，而那句“微服过宋”则说的是孔子在宋国被困的典故。于是乎，杨子彬好不容易得到的秀才职称也被革没了。崔广学和刘成贵见杨子彬被他们告倒了，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可惜，好景不长，杨子彬再一次通过关系，打通了关节，重审此案，并传崔广学和刘成贵到府听审。此时，崔、刘二人的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回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了，只好打点了知府，报了死亡，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通过这场官司，杨子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做官的好处了。他花了大钱，托了大门子，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头衔，被任命为围场县木质局局长，也就是到皇家围场里去领人砍伐木材。这样的差使虽算不上是一个“肥缺”，却也逍遥自在。某一天，杨子彬听说围场县府所在地锥子山镇来了一个戏班子，“台柱子”是两个坤角，非常的漂亮。他一时兴起，在木质局大摆筵席，请来了那两个坤角唱堂会。结果，戏班子一开锣，人们见最想看的明星没出现，非常的失望，尤其是其中还有几个当兵的，更是闹得凶。他们听说那两个坤角在木质局唱堂会，一窝蜂似的涌了过来，骂骂咧咧的，吵着闹着要找吃了独食儿的杨子彬算账。杨子彬听说有扛大枪的要找他的茬子，非常害怕，忙让人将大门紧闭。那些当兵的进不了木质局，抓不到杨子彬，更来气了，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大量的洋蜡烛，全部扔进了木质局的院子里。这些当兵的还一边扔一边大声嘲笑着，说是要把这些洋蜡烛全都给杨子彬拧进去，以示污辱。杨子彬更害怕了，连夜坐着小车子，逃回了承德。但没过几天，他又凭借着官场上的关系，坐上了赤峰车捐局局长的位子。
如此一来，在赤峰的地面上，杨子彬可就是一个实权的人物了。而那两位告状者更是明白“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的道理，连忙托门子淘洞子，只为了能跟杨局长套套近乎，说上两句小话。俗话又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咱现在是大人物了，怎么可能跟小人过不去哟！杨子彬就着坡下了驴，哈哈一笑说：“过去的那事儿算个球呀，都是老兄老弟的，俺还在乎那个，俺们以后还得往好了处啊。”
杨子彬在赤峰车捐局局长的位子上坐了几年，钱包鼓起来了，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他突然觉悟了，原来为官也不过如此吧，不如再去干点儿更刺激、更有成就感的事情。于是，他选择了做生意，过起了更有挑战性的陶朱日月。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杨子彬之所以能够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除了有充足的心计而外，还与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有着极大的关系。与一般的商人相比，杨子彬对“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有着更深的理解。他从倒腾粮油起家，店名为“中和”。关于“中和”二字，有人说是杨家的堂号，有人说是与一个名号叫刘麻子的人有关。
当年，在赤峰三道街中段路南，也就是后来的第一小学校，曾经有个大车店。这个大车店是一穿心大院，通达四道街，掌柜的外号叫刘麻子，河北京东人氏。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刘麻子又在四道街路南斜对过盖了一处四合房的院落，分为南北两个大院。
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手头阔绰了，刘麻子的交际也广了，与四里八乡的豪绅、富户有了联系，就做起了投机生意，收购粮油，囤积居奇，牟取暴利。1921年到1923年期间，刘麻子干脆将大车店改为“中和粮店”，大量收购粮油，还向银行和钱庄借了很多的钱。
有一年，因储存不善，中和粮店损失了很多粮油。银行和钱庄知道了，纷纷向刘麻子索要贷款。刘麻子还不上钱，托杨子彬向债主说情，暂缓还款期限。杨子彬心眼儿一动，告诉刘麻子，与其这样欠着还不起，还不如躲起来，还不起但躲得起，并答应帮忙处理后事。刘麻子听信了杨的话，骑着一头骡子就跑了，不知去向。
杨子彬以极低的折扣价还清了刘麻子的欠债，成为了中和粮店的新主人。当年， 与老赤峰街众多的底子实、资财足的粮店相比，中和的规模并不算大。1920年，杨子彬得到兴业银行的帮助，首先与直隶帮广字号的广聚驼店、广盛粮店等斗起法来。两年后，广字号欠中和号粮油现货到期，必须在市场及北部蒙边旗县高价抢购，赤峰街粮食市场随之出现哄抢，价格大涨。广字号见赔势已定，只得认输。可杨子彬就是不点头，坚持索要现货，并制造声势，在中和粮店南院大兴土木，建造十余个巨大粮囤，用三黄土、铁皮构筑油窖。这样一来，导致粮油价格更加上涨，各粮铺也竞相抬价购粮，赤峰街粮价应声而涨。最终，广聚驼店、广盛粮店彻底垮台。广聚店马经理自缢身亡，广盛粮店连房产都折售给了杨子彬，更名为华峰旅店。
杨子彬虽然发了大财，却也在赤峰街落了一个坏名声。
吃吃喝喝“创杨业”
在外面混迹多年，杨子彬深谙“人脉之道”，广交朋友，赤峰街市场上统称这些人为“创杨业的”。因此，他虽深居简出，对外面的形势变化了如指掌。他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也非常关心。因视力半盲，行动不便，杨子彬就专门把一个叫崔茂林的人请到家里，每天给他朗读各种报刊杂志，研究时事。他还时常把充任商会委员的大商号经理请到家，借吃喝之机获取本市商情。
在赤峰街，有一种习俗，但凡有点儿身份的人，每到五十和六十整岁，都要做大寿，杨子彬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的五十大寿时，赤峰街的头头脑脑们都来了，连学校的师生们都要停课前来拜寿。也许是一时疏忽，也许是另有原因吧，只有大地主支栋没有“随份子”，让杨子彬感觉十分的不爽，心想，这小子这是瞧不起俺啊，早晚给你小子“戴眼罩”看看。不久，一个能给支栋“戴眼罩”的机会便来了。
直到现在，很多赤峰人还是只知“支栋楼”而不知支栋这个人。在咱们赤峰，因为一座楼而出名的人物可能只有支栋吧。在当时，正值支栋在二道街东横街胡同盖“支栋楼”时，因为害怕过往车辆碰坏了新起的地基，便在楼基的外面又筑了一道小矮墙。杨子彬见到这道小矮墙后，不依不饶地找到住在隔壁的鲍玺协理，张口就问：“协理呀，你说这街道的宽窄有没有一个规定呀？”鲍玺连忙回答说：“有呀，大街三丈六，小巷子……”还没等鲍协理把话说完，杨子彬就接过话茬儿说道：“既然有规定，姓支的私占官街，事先跟您打过招呼吗？”随后，他还把看到情况说了一遍，又拱火道：“姓支的这样做，可是在瞧不起你鲍协理呀。”果然，鲍玺生气了，马上叫管事的王鼎臣去现场勘测，回报情况属实，通知支栋限期拆除。这事儿在支栋看来，可是忒大了！他们支家在赤峰街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大户了，如果这件小事儿处理不好，那面子可就丢大发了。他思来想去，认为还是在私下里找杨子彬服个软是上策。杨子彬再一次就坡下驴，假装十分同情对主动上门的支栋说：“可也是，砥生（支栋的字）盖这座大楼也不容易，这是俺们赤峰街上惟一的一座高楼呀，破坏了也不好，等俺跟协理说一说，看怎么办才好吧。”
杨子彬见到鲍玺，又说了几句好话，支栋楼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为了感谢杨子彬和鲍玺，支栋还在赤峰街最有名的华馨饭庄办了酒席。据说，通过这件事儿，支栋非常怕杨子彬，处处加着小心。
乍乍乎乎过一生
杨子彬在老赤峰街当商会会长多年，还曾担任赤峰直隶州的正议长，既有钱又有权，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好不得意。
1917年2月27日，日本政府根据1915年中日会谈第六条“中国须于适当时机开设商埠，得允许外人来往”之规定，设立“日本驻赤峰领事馆”，馆内设警察署、巡捕等机构与人员，并由日本熊本县派出七名留学生来赤峰学习蒙古语和考察地方习俗。
杨子彬以为这天真的要变了，跟日本人套起了近乎。他见那七名留学生住在领事馆内，便见风使舵地让他们到中和粮店食宿。这一年，为了进一步文化侵略，日本人还在头道街设立了所谓的“相善学校”，免费为赤峰街的孩子教授日语。不久，赤峰人觉悟了，这所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
杨子彬知道了这事儿，以为机会来了，又向日本人献策说，可以占用鲁班庙东西两厢作为教室，继续开办“相善学校”。没想到，这一损招又惹恼了老赤峰街的铁匠和木匠们，他们都拜鲁班为祖师爷。结果，赤峰街里的三百多铁匠和木匠在铁行头目孟宪章和木行头目李玉山的带领下，包围了鲁班庙。时任赤峰县知事的李文升害怕事态继续发展对自己的仕途不利，从中和了稀泥，答应再给日本人寻找新的校址，这事儿才算平息下来。
1919年，全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赤峰的学生也举行了游行活动。当游行队伍行至三道街日本领事馆时，日本人故意把窗上的玻璃打碎。对此，杨子彬竟然在日本领事馆的窗户上写上：“某月某日，被仇日学生砸毁，见证人杨子彬。”这样，日本人就可以将此作为向中国交涉的证据了。
但是，无论杨子彬如何表忠心，日本人还是不会信任他的。1941年，日伪颁布了一个“思想矫正法”，撤了杨子彬的职。他为此心怀不满，口出怨言，被日本人得知，认为有反满抗日的言行，遂将他拘捕，送至锦州监狱，关押数月，于次年秋病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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