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不在于地大，而重在大气；人不在于机灵，而重在灵气。一座城市的大气与一方民众的灵气，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生不息——纯道题记
宜兴的画，少有人知道。与宜兴的壶不同的是，画并不是宜兴的特产，也没有作为产业经济的驱动力，让不同时期的幕府都去认真对待它。但是，宜兴的画家，却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是特产，也是盛产，更难以置信的是，从宜兴走出来的竟然都是大师级的画家。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徐悲鸿、北京美术界的掌门人尹瘦石、贯通中西的艺术大师吴冠中，都是汲取着宜兴人的乳汁长大起来的一代宗师。
一八九五年，徐悲鸿出生在宜兴屺亭桥的一个乡间的小知识分子家庭中。父亲徐章达是半耕半读的私塾老师，也是一名画师，相当于现在的民办学校老师。那时，徐章达想必也会为从丁蜀送来的制陶壶坯画上几笔，这是宜兴画家的基本功之一，习画的多半原因就为了有这一手，成则做大画师，不成则画些壶坯来糊口。宜兴人的这一手，不断提升着整个地区民众的绘画和书法感受，连不识字的老农妇也有不俗的欣赏力。
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徐悲鸿自然耳濡目染，不到六岁就跟着父亲开始读书，闲下之后便侧立一旁观赏父亲描线上色，看得津津有味，并有了兴趣。父亲见他对画画兴趣这么高，就让徐悲鸿在九岁时正式开始跟着自己画画，教材是一本当时流行的《吴友如画本》，父亲要求徐悲鸿每天临摹其中一幅。有了习画的主动性，加上父亲悉心指导，徐悲鸿进步很快。一年之后，他已经可以帮助父亲在画面不重要的地方上色，完成一幅幅父子合作图。
宜兴当地的人文气息浓重，想学画画的孩子很多，稍稍掌握一技之长的徐悲鸿出门便有用武之地。十七岁那年，他来到离家几里外的鹅州书院教图画，赚取一些报酬贴补家用。这是徐悲鸿的第一份有报酬的工作，这似乎暗示着，这辈子终将与美术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一九一六年，徐悲鸿来到上海，开始系统学习美术的历程，最终毕业于法国巴黎美术学校。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过美术教育领域，直至担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在徐悲鸿之后，宜兴又出了一名重要的画家，他便是尹瘦石。尹瘦石出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时徐悲鸿离开家乡已经有三年了，这方土地有些耐不住寂寞了，又要养育出好画家来。尹瘦石是宜兴周铁人，在徐悲鸿老宅的东边，离太湖更近的一个村镇里。尹瘦石对于画画的兴趣同样来自于家乡的启蒙，他曾经在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学校学习陶艺和书法绘画。显然，那时的他，以及宜兴的父老乡亲，是把他当作一名制陶的辅助人才来培养的，因为有宜兴的陶都美名，才有了这样一所专门学校，却不想又培养出一名大师级的画家。
与徐悲鸿不同的是，他的闯天下之路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尹瘦石流亡到了武昌，从那里的艺术专科里获得了一些艺术熏陶。但与徐悲鸿一样的是，他从此再没有回到家乡。家乡只是他们起步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归宿。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期间，尹瘦石为毛泽东写生肖像，并画了一些其他进步人士的肖像，与诗人柳亚子一起举办“柳诗尹画联展”，毛泽东亲自为书画展题字，轰动一时。家乡前辈人徐悲鸿也为此著文，盛赞书画展取得成功。
除了是故里同乡，除了惺惺相惜，尹瘦石和徐悲鸿一样，也喜欢奔腾的马，只是他画的马没有徐悲鸿出名罢了，或许正是看到同乡先人一马当先的精神，尹瘦石才想奋蹄直追，这是宜兴给予两位艺术大师共同的秉性。后来，尹瘦石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成为京城美术界的掌门人。
一个是首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一位是拨乱反正后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最后都生活并去世在北京，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也是一个时代的必然。这样的巧合与必然，却只发生在宜兴人身上。恐怕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曾经影响过共和国首都美术事业的两位重要人物，竟然都出于一个江南小城，太湖边因为紫砂壶而被人记得的地方。
历史的巧合与时代的必然，到这里并没有就此结束，从宜兴闸口走出来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曾经把系统内的北京美术界搅动了不止一次。他，就是吴冠中。
一九一九年，正是尹瘦石出生的同一年，吴冠中也诞生在宜兴农村的一个平常人家里。吴冠中七岁上学，先后在家乡的吴氏小学和县立鹅山小学学习。小学毕业后，他考入无锡师范学校，十二岁就离开了宜兴。完成三年师范初中，他再入读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到这时，吴冠中还没有与绘画有过深度接触，这是他与另外两位同乡不同的地方。
一九三六，已经十七岁的吴冠中考入由林凤眠创办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和水彩画，接着又学习油画。一九四七年，吴冠中以全国公费留学绘画第一名的身份进入法国巴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第一次与同乡徐悲鸿的经历发生了交集。徐悲鸿进入这所学校的时间是一九一九年，正是吴冠中诞生的当年。而当吴冠中进入这所艺术圣殿时，徐悲鸿已经学成回国二十年，正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也就是现在中央美术学院。
一九五零年，吴冠中留学归国，受聘于徐悲鸿担任校长的中央美术学院。两个同乡，第二次交集，在同一时空里，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员，但这两个同乡似乎相处并不融洽。一九五三年，以众说纷纭的莫名原因，吴冠中离开中央美术学院，转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同一年，徐悲鸿因脑溢血症复发去世。两个宜兴人，以不同的方式几乎同时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样的巧合，难以说得清原因。
往后的日子，吴冠中感觉自己总是生存在中国美术界的边缘，没有多少人理会他的风格和理想，直到一九九一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法国文艺最高勋位；之后又授予他为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艺术家，这也是法兰西学院成立二百年来第一位亚洲人获得这一荣誉。这才让吴冠中的艺术能量一气冲天，盖过所有的中国同行，包括自己的同乡前辈徐悲鸿和同龄同行的尹瘦石。
三个宜兴人，掀起中国美术界的一次又一次风暴，直到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这样的风暴依然没有完全停息。在我曾经写过的吴冠中的十个“看不惯”中，无意中又把徐悲鸿与吴冠中的艺术观点作了一次交集。
吴冠中是这样论及自己的同乡前辈的：“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这样的论战，对于中国的美术发展是有益的，但可惜论战的主角之一的缺席，不免让这样的交集失去了份量。
吴冠中还以亲身经历细数美协、画院等各种艺术家组织的“协会弊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出要“取消画院，取消美协”，“美协机构很庞大，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很多人都跟美术没关系，他们靠国家的钱生存，再拿着这个牌子去抓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徐悲鸿曾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首任主席，尹瘦石是北京美术家协会的主席，而他自己曾经在美术家协会里的最高“任职”仅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是一个与权力无缘的荣誉性职位。这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给中国美术界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或许这正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的偏门论题。
三个大师级的画家，在二十多年里相继诞生在宜兴这个小县城的地域范围之上，从地图上看，他们的出生地又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性，底边的左端是徐悲鸿的故里屺亭，右端是尹瘦石的故里周铁，处于三角形顶端的是吴冠中的故里闸口。是谁在一个世纪前撤下的艺术种子？不偏不倚落到了宜兴的头上，生长出三颗参天大树；又是谁左右着他们三人的命运？有前有后地来到了共和国的首都，在那里各自树起自己的旗帜，最后都在那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就凭着这一点，宜兴就应该被京城里的画家们记住，也值得中国的所有画家记住：在江南，有一个小地方，培养育出了三名大师。有意无意，都应该去拜访一下宜兴，那里保护有三位画家的故居，城里还有徐悲鸿纪念馆和尹瘦石艺术馆，正等待着你前去伫立，凝视遐思。
宜兴，因为紫砂壶让它深入人心。紫砂壶对于宜兴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沉淀和群体认识，尽管也有无数能工巧匠名入史册，他们制作的作品被一些收藏家所追捧。从前的艺匠，成了如今的高级工艺师，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毕竟局限于小范畴之内。
宜兴，因为绘画而被世人所认识，多少有些意外。书画，在这片土地上被当作日用品一样接受，是制陶产业高度发展后的“副产品”，却创造出另一番天地，另一个辉煌。出人意外的还有，这里孕育出来的竟然是一些中国现代美术界的顶级人物，人们很自然地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影响力早已超越美术界。
在绘画方面，宜兴奉献的是个人的影响力。然而，徐悲鸿、尹瘦石、吴冠中只是宜兴籍画家中的代表，远非全部。因为这三位大师的声名遐迩，才盖住了其他优秀画家的风头。随意再列出两位，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国画大师钱松嵒和油画名家吴大羽，仍然是宜兴家乡人的骄傲。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山清水秀的宜兴，就养育出了一方好人才。城不在于地大，而重在大气；人不在于机灵，而重在灵气。一座城市的大气与一方民众的灵气，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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