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罗汉碗花
————贯休《禅月心缘》中插花还原贯休(832 - 912)擅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很高声誉。他爱憎分明,痛恨贪官污吏。他的《酷吏词》,愤怒谴责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暴行。他又有不畏权势的傲骨,在杭州曾给吴越王钱镠写诗《献钱尚父》。 钱镠读后大喜,但要他把诗中的“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断然回答:“州既难添,诗亦难改。”不肯依附权贵。五代时期虽处分裂动乱、历史短暂的时代,但它在文化艺术历史上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不仅在绘画艺术和诗词方面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而且在插花艺术上也取得较多成就,对我国古代插花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和贡献。
贯休《禅月心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插花风格属于“自由花”,与唐代遗风的隆盛“院体插花”风格不同。自由花最大特色是“不重排场,讲求生活情趣与花草天趣”。使用花器以铜制瓶壶、竹筒、吊盘之类的品质朴实花器为主,花型注重形意,取材受《花经》观念的影响,以格调高雅、素朴清幽的兰、梅、莲、桂、含笑、海棠、百合等为取材对象,体现文人墨客与禅僧们“清苦”的审美追求。
贯休追求“清苦”诗风,他在诗歌中多次到“清”与“苦”,认为“清” 来自天地自然,只有圣贤之人才能捕捉到并表达这种“清”风。禅坐与行吟在中唐以后逐渐流行,文人与山僧或共禅坐,或共行吟,促成了诗禅合一的现象,如同贯休所说的“禅坐行吟谁与同,杉松共在寂寥中”。坐禅与作诗的过程都要心神守一,清虚守静,方能悟出佛理,作出好诗。到了中晚唐时期,诗人与诗僧共同坐禅、吟诗的现象激增。
此画显示僧人的案几上放置了一个黑色圆碗, 碗中有两朵白色的栀子花, 也可能是小百合花,花型简洁,色彩为白花绿叶相间,呈现出一股崇尚自然、源于自然、表现自然的“清趣”。还原此件作品时,用了两朵百合花,一高一 低,一左一右,底部的几片绿叶也极其自然地展现 着。从比例来看,器高花小,不拘形式,这也正是自由花的一大特点。这幅作品中只使用了一种花材, 仅仅是把花枝简单地插入容器中或者抛入或者放入或者堆放而已,还缺乏艺术构思,也不讲究形式, 只注意到比例的匀称自然, 表现出自然的风貌。
明代玩菊瓶花
——陈洪绶《玩菊图》插花还原《玩菊图》约于1645年由陈洪绶所作,纸本设色,纵 118.6 厘米, 横 55.1 厘米,题“洪绶仿李希古玩菊图,拟抑之盟弟清教”,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陈洪绶晚年时,虽纵酒自放,但闲暇时喜欢插花,凭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创造性地将人物画与花鸟画相结合,所作作品渗透着他一生极为丰富而动荡的思想感情。画中的插花作品是明代晚期的格花,在花觚铜瓶中插入了三朵菊花,在菊花的下部跟随菊花的方向插了两组老来红叶,瓶口留有了大部分的空间。
明代的插花风格按照时期表现为:初期为隆盛新理念花,中期为文人花, 晚期为格花与新古典花的崛起。晚期的插花追求花的质地品位,至于形式则追求中国绘画与书法线条趣味的调和,追求清新高洁,更为学理化与格调化。格调化了的文人花因枝叶明朗,而不拖泥带水,造型也更精谨,利落简洁。 明代晚期插花用器皿大都以铜瓷尊瓶为多,但是不崇尚高大。此件作品中的花器为乌黑古朴的铜质花觚,置于石头上。花材只选用了一种颜色的菊花而已,另插入了老来红叶,枝梗以麻丝将根下绑定,以示“凑簇像生”,而忌“彼此各向”。明代插花受理念花观念的影响,最重视取材与配材。
作品还原前先凝视这幅作品,以思考作者的插作意图。第一,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此件作品中的三朵同色菊花,各自展现了它们最优美的姿态;配叶老来红插在菊花下方与瓶右上方,它们和谐地“生长”在一起,是人工美与自然美的巧妙结合。第二,外师造化,内发心源。注重内涵和意境是中国传统插花突出的风格与特点。为此,常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花材的寓意和象征性等手法来表达作品的神韵意趣。此件作品选用的花材为菊花,菊花的花语是清净高洁,作者选用单一色的菊花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世间烦扰纷争,独我清闲赏菊!
第一本专题研究与还原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专著《历代插花》，已于2018年8月16日在上海书展上举行新书发布暨作者签售会，现在可以接受本书订购。全书共340页左右，全彩铜版纸印刷，200幅图片。订阅可以加微信号：zendao,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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