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供佛篮花
——敦煌壁画供佛皿花还原
佛教与插花的不解之缘,孕育出许多美丽故事与传说。“拈花微笑” 甚至被引为插花的肇始。佛教讲众生得度的六种方法,以花来做比喻 : 花开有香有色,令人愉悦,是布施的精神;花开有时节,不以美而凌人, 是持戒的精神;花籽深埋在土中,须忍受黑暗、潮湿、寂寞,出土后须耐受风霜雨雪,开花后任蜂蝶采蜜,是忍辱的精神 ;无论花期长短, 总是努力展现最美的一面,花谢后结籽以生生不息,是精进的精神 ; 其宁静、祥和的气质,是禅定的境界 ;形、色、香千变万化,蕴含奇妙的智慧。懂得欣赏花的美,于赏花中获得人生启示,也是一种明心见性的修行。
佛教礼仪从“四供养”慢慢变成“十供养”,“六供具”中的供花成为第一位。插花艺术在佛教供养花的催生与滋养下,风气渐盛,到唐代以后愈加成熟,摆脱了供花的意义,脱胎而成为今日所谓的插花艺术。早期用于供佛的花材较少,常以简洁明快的三支枝干为主要架构,最长者为花,其余两枝为叶。一般宫廷或家庭插花,则花材稍多, 以牡丹、兰、梅、莲、桃、杏等为主要花材,配以松、柳、槐等枝材。 插花形式除有以三角形排列外,也有向四面八方多角度展开,显得隆重而豪华。插花结构比例,花枝与花器约为 8:5 或 5:8,类同黄金分 割比例。
供奉三宝的皿花是佛教插花中的一种,通常以堆花方式展现。敦煌79窟壁画中的壁画,作品盘内无水,还原采用近似色皿器,花材选用浅粉色山茶花,以阐释佛教追求“清静无为,息心去欲”的境界。在插花构图上无过多造型技巧,只是表达了对花材自然之美的喜爱,以及不拘泥于形式的特点。(鲍亚萍 李缨)
清代菊花筒插
——童晏《陶斋居士画于西冷》插花还原本件作品的落款为“陶斋居士画于西冷”。作者童晏(1857 - 1902)字叔平,号陶斋,又字剑波,崇明(今属上海市)人。文献《文 印人传》记载其为叶庚三子,任薰弟子。书画并摹恽寿平,双钩花卉极工,尤工墨梅。后有心疾,人以童风子呼之,卒年四十六。此幅画所绘菊筒花,结构上师承任薰风格,比较严谨,很重视疏密 虚实的主从关系,一高一低,顾盼生姿,并辅以竹筐摆放菊花,灵石和灵芝,平淡中亦能出奇,宁静中又能生动,是一幅清代流行的清供样式。此画工于着色,浓淡相宜,清新脱俗,绝无柔媚之气,画面给人一种空 灵典雅之感。
筒花根据中国《清录》中记载起源于五代,“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发花,榜曰锦洞天”, 竹筒作花器有直立形,也有平卧形,质朴而自然,人工痕迹最少。自古竹子为文人最爱,常常以竹入诗入画流传至今。作器皿用着插花,有单隔、双隔、多隔。清代关于插花作品的绘画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有华丽的宫廷插花(清初三代为盛),带有十足的装饰趣味,也有很富意趣的民间插花,以写景花和谐音花盛行,有类似盆景的写景插花和以蔬果为材料的果盘插花, 并采用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材料,如铜钱、拂尘、万年青、李子谐音“前程万里”。
清代特有的插花风格此画中也比较典型,就是多花器组合,配以吉祥摆件山石、灵芝。每个花器中仅一种花材,花头亦少,花枝萧疏,有清逸之气,数器成组,高低摆置, 颇为美观,这种风格对于中国传统插花在当下的传播也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可以满足超大空间的装饰需求,让中国传统插花在更多的场合展现与应用。
这件复原的作品较为简单,使用 Y 型撒做固定,把两朵菊花一高一低依次摆放,对笔直的茎干进行纠形,呈现曲线美感。原图菊花色彩很美,因市场上难以购得黄、蓝两色菊花,只能以白菊代替,深感遗憾。再者感叹筒花古画资料实在匮乏,在有限的视野里仅寻到一幅, 难窥筒花真实而全面的美,有待进 一步在浩瀚的文化遗产中继续寻觅挖掘。(李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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