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雨
一百多年前，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卡斯巴尔·施密特曾经说过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我向任何国家，甚至最民主的国家宣战。”其后，普鲁东、巴枯宁也咒骂过这个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权威”。146年过去了，施密特，普鲁东早已死去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在现实生活的不断打击下，也已支离破碎。但是，直至今天，我们还可隐隐约约地听见这样的声音：“无政府主义最民主”，“我就是民主”，“我有个人自由，我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等等，尽管词句有所不同，归根结底仍然是对那个“可憎的权威”深恶痛绝的咒骂。
人们可以把一个客观东西咒骂一万遍，但是却不能取消它。权威就是这样的客观的东西。146年前，为了反击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威的谬论，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对权威的概念，权威存在的客观性，权威与自治间的关系和政治权威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今天，仔细地研究、学习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论点，仍然有莫大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写道：“这里所谈的权威，是说别人的意志强迫我们接受；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意思十分明显：权威是在某种意义上束缚个人自由的，权威要求人们听从支配，它不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活动。例如说，一个工人，就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一个学生，就必须遵守学生守则，按时上课，完成教师交给的作业；一个战士，就必须无条件执行指挥员的命令。这里，就有着一种只许服从，不许违抗的权威。这说明了权威具有强制性和服从性。注意，恩格斯说权威的“前提”是“服从”。那么“服从”本身并不意味着暴力。服从有自愿服从，也有被迫服从。因此，单纯说权威就是“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这个行为主体“我者”，所采取的行为体现的是异于主体意志力的“他者”意志，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恩格斯立即补充上一句“服从为前提”。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异于本人意志”，另外一方面是“服从”。如果把《论权威》中被使用最为频繁：“权威”“社会”“我们”“革命”“服从”“工业”“自治”等词语，用一句话来贯穿起来，即“由于大工业特别是革命的需要，我们认为社会应当一定程度放弃自治，服从权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该种权威来自社会大生产所决定的自然、客观性。在这个基础上，体现了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革命者”，由于体现了生产力的客观必然性，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他们的意志。
不能。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越是复杂的联合性活动越需要权威。为什么呢？谁都知道，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共同从事一项工作，总得要有一个领导，一个大家都遵守的规章，这是共同工作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共同活动便不能实现，共同活动便不再成其为共同活动，而转变为它的反面——个人自由活动了，这是处在一定社会阶段的人和人之间合作的本质规定性。所谓“领导”，所谓大家一致遵守的“规章”，就是意味着“服从”，意味着“接受别人意志”，归根结底，就是体现着权威。当然，个人的意志或权威是以其背后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规程为基础的，绝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意志，个人的意志或权威仅仅是执行制度或规程的表象。
恩格斯《论权威》发表以后，并没有终止关于权威和自治的争论，更没有结束在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的“专制”局面而形成的对《论权威》的确认性“否定”。例如，有的人就认为《论权威》“共产党人因受其组织政权方法的驱使”，因而“侵犯了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的完整”（华尔特-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所谓“相对”，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指权威与自治是相反相成的东西。没有一定的权威，也就没有什么个人的自由，如果要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讲，权威是个好东西。至少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实践表明，没有权威的社会容易陷入无序，没有权威社会组织将不成其为组织。权威有其一定的范围，自治也有其一定的范围。第二种意义是指权威范围和自治范围“是因为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语）社会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就是引起这种变化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手工业作坊也有联合活动，但是这种联合活动比起现代机器生产的大工业来，要弱千百倍，因而它就远没有大工业那样“专制”。恩格斯幽默地说：“至少关于劳动时间，可以在这些工厂（即指大工厂——作者注）的大门上写出如下字样：‘进门者得放弃任何自治权’。”
当下，我们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威和自治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正如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那样，“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来说,是共性、普遍性。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地方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服从和维护中央的权威;另一方面,地方相对中央来说,是个性、特殊性。地方在令行禁止贯彻中央精神时,要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表明,地方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开展创造性工作是大有可为的,所谓深圳模式、苏南模式等,就是有力的证明。
大家都知道，人们的联合活动分开两种，一种与生产直接联系，另一种则与生产间接联系，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内的联合活动即属于后者。政治权威，国家权威是以人们的政治活动为其存在条件的。与生产直接联系的权威，社会永远需要；但是，政治权威，国家权威却非永远必需。例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这种权威；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没有这种权威。随着社会革命的开展，产生权威的社会关系将被消除，那时候“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简单管理职能。”（恩格斯语）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权威、国家权威。
因此，即使在革命胜利后，只要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就仍然需要保持政治权威。恩格斯说：“要是巴黎公社不曾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责备么？”恩格斯这个正确的论点，在今天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要内外敌人还存在，人民就绝不能放弃任何政治权威，否则，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实际上“都是为反动派效劳。”（恩格斯语）
邓小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在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已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正是我们能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程中，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具体地证明了正确而坚强的权威，对人民来说是迫切需要的，权威是为人民服务而存在的，权威和人民之间的利害是一致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方兴未艾、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多样化变革势不可挡，同时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守成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色彩愈加突出、新兴大国面临成长的烦恼，如何给地球村村民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成为摆在全球各国领导人面前的紧迫课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渐次展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扎实推进、新发展理念助推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党的事业出现新气象。当代的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一句话，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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