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毕飞宇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得知了潘向黎女史的新书《梅边消息》，一看即觉惊艳，赶紧订购拜读。书的副标题是“潘向黎读古诗”，新闻里称该书收录了作者“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恰巧黄德海老师新近也推出了个人研究《诗经》的专著《诗经消息》，两位名家似乎不约而同都想到了用“消息”一词来表示对古诗的解读。潘女史大家闺秀，才貌端妍，乃父潘旭澜老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其本人则是《文汇报》首席编辑，家学渊源，称之“女史”当不为过。厚厚一部《梅边消息》，收入近70篇佳作，读来却不费劲，清新散朗，宛如林下风气，我更愿意把这样的书定义为文化随笔集。
诗无达诂，文无第一，某种程度上说，研究者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品评以及普通读者对这类品评文的阅读，都不可避免会代入自身强烈的主观认知，讲得直白点，就是如果读者和作者完全想到一块去了，那自然就会形成令人拍案叫绝、叹当浮一大白的绝佳快感，反之，如果作者跟读者鸡同鸭讲，看法背道而驰的话，那么就算是大学者大专家，读者也未必肯认同，例如《梅边消息》书中《此生终独宿 到死誓相守》一文里提到作者赞同顾随的观点，即认为杜牧“不能谓为大诗人”，李商隐优于杜牧，小李可谓“全才”，小杜可谓“半边俏”，顾随还属意韩偓取代杜牧的诗坛地位，仅仅是因为四句诗——顾随先生自是大家，但对于这样的“一家之言”，我作为读者也只能“呵呵”一笑，着实不敢苟同。
毕飞宇认为书里写得最好的是那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这倒是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了。文中回忆潘家父女在二十多年的好时光里一起谈论古诗，看法多有一致，最大的差异来自对杜甫的观感，“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八十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作者自承“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到”，直到自己三十多岁，有一天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置肠，倒海翻江”，读完后她流泪了，“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读到这里我险些也要流泪，因为我对这首诗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不用到三十几岁，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反复吟诵过这首《赠卫八处士》，黯然神伤，许是因为曾历经家败人散备尝艰辛，提早催化了忧患意识，所以看世界满眼萧瑟一如老杜。许多年后回到家乡与老同学重逢，把他们的孩子抱起来，听小朋友摩挲着脸问我“大爸爸，你从哪里来啊？”时，我总会蓦地想起这首诗中最动我心的那几句“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潘向黎（绘 / 郭天容）
潘向黎还慧眼钟情韦应物，连着用《凉气微雨韦应物》、《当盛世繁华遇到青春年少》、《却爱闲雅韦郎诗》、《独携盛唐入中唐》、《“不用力”与“多少自在”》五篇文章来写。读后我才知道诗作以清新淡雅著称的韦苏州，原来年轻时还是一个斗鸡走犬、任侠使气的“五陵轻薄儿”，而后为何突然会“从一个带游侠风格的无赖少年，变成一位自律甚严的济世仁者”？因为安史之乱、世事巨变，盛唐径入中唐。如果把历史转折时期对应人生成长的不同阶段，那么毫无疑问，盛唐对青年、中唐对中年。社会大环境天翻地覆，士人的精神面貌当然也大不一样了。盛唐时那种昂扬进取的入世姿态倏忽消失了，中唐诗人们纷纷收窄了自己的诗歌意向，洗尽铅华，回归平淡，甚至阴冷透骨。譬如同样是写坐船，盛唐诗多的是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那般豪情壮志，而中唐最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司空曙的《江村即事》却是这样写“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一派田园风光清冷画面。
为什么呢？也许正像《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里说的“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读诗即是审美，更何况是读古诗，且集中在唐诗——感谢潘向黎女史的《梅边消息》，重新唤醒徘徊在中年门口、身心都日趋油腻的我沉睡多年的美学追求。怎么形容呢？还是白居易的诗贴切：荤血屏除唯对酒，歌钟放散只留琴。更无俗物当人眼，但有泉声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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