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读者:灵枢
音乐配音：晓鸣、大旺旺
录音提供：音画诗
文 | 黄岚
《陟彼景山》是戴燕主编的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201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是慈溪的稻读公社赠阅的，条件就是写一篇读后感。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公社每个月推出一个书单，小说，散文，访谈录，总有一本适合你。当时我不清楚《陟彼景山》具体说什么，当我看到十一位中外学者中有“裘锡圭”老先生的名字，我买过他的书，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本书。
▲戴燕
戴燕，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复旦大学教授。戴燕教授在多年访谈学者前辈中将此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她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因此产生了通过访谈记录过去那个时代的历史。
至于书名，作者在序末作了解释。“陟彼景山”取自《诗经·商颂·段武》，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歌中唱道：“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这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只不过这里说的是学术上的传承，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前辈学者的敬意。
▲2015年，戴燕教授（左）采访裘锡圭先生。吴湛摄
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学者有多大牌？比如何兆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主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比如李学勤，1951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古文字学初阶》、《中国青铜器概说》；比如裘锡圭，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要著作有《文字学概要》、《古文字论集》等等之类，哪一个不是文学大家，哪一个不是文史泰斗？我看他们的访谈录，又分明感受他们作为学者的谦逊敦厚的高贵品德。他们在各自治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他们仍然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哪像某些人，才有一丁点成绩，就鼓噪自己是“某某家”，一副非常了不起的模样。而这些学者，不仅仅让我们仰望，更让我们感动，他们的平易近人让人感到亲切，他们毫不保留地把治学方法诉之与众，借我们借鉴学习。他们并不高高在上，而是与我们在一起，友善，谦逊，是为至师。
访谈录中这些学者提到他们的老师，讲学水平也很高，看起来也颇有趣味。比如章培恒（复旦教授）提到赵景深先生的讲课，里面有一课是京剧《打渔杀家》，怎么上的呢？他知道有个女同学会唱京剧，他就把这个女同学叫起来，两个人对唱，赵先生唱剧中的那个父亲萧恩，让那个女同学唱女儿萧桂英，结果唱完了，这个课也就上完了。这简直不可思议，现在的课堂哪有这样子的上法？不过我想起我的物理老师裘庆华先生，上“参照物”那一课时，也亮开嗓子唱起了“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歌来，唱完再解释静止的岸与运动的竹排的关系，30多年过去了，其他课忘光了，这一堂课却深深留在脑海里。看来老底子的老师，教起学生来的确有一套呀！
▲陆谷孙先生 2016年7月15日于陆宅
当然我看中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看看这些大学者都是这么做学问的。所谓开卷有益，我们看到一本书时，除了纯粹的消遣外，总想有所收获。在这本《陟彼景山》中我看到了写文章做学问的方法，或可供参考借鉴。比如王水照先生，1960年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资深教授。主要著作有《唐宋文学论集》、《宋代文学通论》、《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等，他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学术经历，那就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的过程。”所以他认为在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史，这是中文系学生的一个最基础的核心课程。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偏偏不注重这些基础的课程，即使现在好多嘴上提“国学”的人，根本连国学的门都没入，也敢讲国学。文中提到钱锺书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经”等古代经典，这个基本功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王水照先生访谈中讲到研究方法要注重“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是不是就是实践与理论相一致的精神呀！还有写文章编书时，要与已出版的文学史相比较，不能面貌雷同，要力争“一寸之长”。倘若立论角度陈旧，文章结构松散，那便要推倒重来。现在的人，哪有什么治学精神，说到写文章，信奉“天下文章一大抄”，窃取别人的成果，堂而皇之署上自己的名，这文章就是他的“孩子”了。更不要说自己写的文章还要不要讲究“立论是否新颖”了。学术界时有爆出的学术丑闻，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汗颜啊！
看完全书，印象最深的是访谈中几位学者对国学的看法。我与大多数人们一样，对国学理解并不透彻，而在此书中大长见识，开拓思维，更加明确自己急需“补”什么知识了。什么是国学，要说国学，首先要界定“国”这个边界。朱维铮先生认为，“国”的空间范围是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其次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而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坚持国学的说法其实就是坚持“国粹”的文化。而裘锡圭先生则认为，提倡“国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提高“国人”对自己古代文化的认识。而现实是，我们一般人对自己国家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重要典籍知道得太少，试想，我们对诸如“四书五经”能了解多少？这里“崇古”的主要意思是要发掘我们自己的文化宝藏，而不是一味地崇尚“拿来主义”的那些西学。
在我看来，因为是对各位学者的访谈，所以本书的主题颇为分散，知识点也很分散。本书是访谈形式，毕竟说话与写文章不同，谈话中提到的人物与事件较多，倘若对那些个历史事件、名人轶事不甚了解的话，无法领会到书中的会心之处。当然戴燕的高明之处她的提问水平非常高，总能抓住对方的特点，看似随意的问题，却能恰到好处地引出读者想要探知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本书也颇有诱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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