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文|任富强
1
师生相遇，很多也是缘分吧。
1978年，我们有幸参加高考。
于是，四十前的那个春天，我们相聚于山花烂漫的东山之麓，更有幸成了周乃复老师的学生。
那时，真是百废俱兴。虽然，我们读的是大专，实际上不少老师是从高中抽调过来，或者，刚刚从农场乃至“牛棚”中解放出来，一些老师也就是一边教，一边学。但是，我们师生怀揣着“四化”梦想，都在暗暗下决心，要把因十年动乱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都凭着激情在工作和学习，硬生生地要在这个偏僻闭塞的文化沙漠里培植出一片绿洲来。
而周老师无疑是一股涓涓清流。
周老师教我们文学课，先后给我们开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两门课。
在没有见到周老师之前，早就听闻周老师的一些故事，比如口才一流啊，讲个半天也全程脱稿啦；比如自主研发电子琴，文理兼擅，技术精湛啦，等等。
我第一眼见到周老师，顿时感到眼睛一亮。清癯秀气，浑身上下，透射出的是难以掩抑的才情、洋溢通透的灵气，举手投足，颇具名士风范；当时就觉得他很有点瞿秋白的模样。
周老师说话不徐不疾，似乎不起高声，几乎难见疾言厉色之状。但是，春风化雨，看似风和日丽的话语，往往具有启人智慧的气场和摄人魂魄的能量。
在后来的听课中，我感受到不温不火，也仅仅是周老师的一个侧面。记得他讲到郭沫若早期新诗，讲郭诗所表现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即兴朗诵起“我是一条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一改和风细雨之态，语调高亢激越，左手突然奋力前伸，五个手指有力地张开，可谓金刚怒目、激情四射！过后，周老师微微侧着头，状极畅快，停顿下来，除下眼镜，用擦镜布轻轻一拭，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瞟几乎定格在座位上的我们；鼻梁上，有眼镜脚子（鼻梁上的托架）印在鼻梁两侧上的深红的印痕。
那时，对郭沫若及郭诗的评价逐渐走低。周老师曾经轻轻叹一口气，语调平静地对我们说，郭老的人生很像魏玛时期的歌德；每一个人很难超越时代，如果脱离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个人气质，去孤立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可能会显得不够客观。周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后的目光，深邃、清澈、从容；有时候，目光会越过我们的头顶，投射得很远很远。
我记得，周老师教我们外国文学的时候，讲到古希腊文学，他顺便说到，所谓科学，就是用（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句话，因为独特，所以近四十年来，我一直记得。几年前，我阅读著名哲学学者陈嘉映教授的专著《哲学·科学·常识》的时候，忽然看到书中相似的表述，突然醒悟到，我们周老师在那个时候，身处在学术思潮很难涌到的穷乡僻壤，就有这样的认识，是多么了不起啊。
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在检索语文教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时候，偶然发现周老师写的一篇论文。谈的是中学语文教学不可轻视逻辑教学，这是针对当时中学语文教材删除逻辑知识短文的现象，有感而发的。周老师认为，没有了逻辑教学的语文教学可能会失去引导学生思想的凭依，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育。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现在的语文教学中文胜于质的现象，就不能不折服于周老师尖锐的思想和超越的眼光。可以这样说，我在教学和管理之余，这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学术探究，一定程度上，正是循着周老师的这一思路，在周老师如炬的目光照耀下行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周老师的睿智完全征服了我们全班同学。但周老师决不讲噱头、派头，做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作派，而是细心呵护我们身上冒出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才情的火苗。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啷当的毛头小伙，两年大队戴帽初中、两年社办高中毕业，高考之所以能够上榜，说得实在一点，不是自己有多大能耐和多高水平，而是相比之下别人懂得更少而已。但周老师总是利用一切可以激发我们自信的机会，给予精心扶植、热情鼓励。记得我当时的“论文”选题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周老师不但在我文中表达主要观点的句子下大量地用红笔圈划，还在题目右上角写了一个大大的“优”，更是鼓励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上台去宣读我的“论文”。现在想来，这些圈圈，对我这样的少年郎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激励力量！不就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吗？其中，包含了周老师多少良苦用心。
毕业晚餐后，第二天就要离开母校了。周老师找了一些同学聊天。见到我，周老师不再直呼名字，而是正儿八经地叫某“老师”，我听了顿时脸红起来。周老师正色道，今天开始，不要再把自己当做学生了，要从老师的角度来自许自励；当然，以后做老师是一辈子的事，继续做学生也是一辈子的事。直到现在，我才渐渐省悟到，周老师嘱咐的分量。
毕业以后，周老师离开学校岗位之前，我一直在接受周老师的帮助。我当面向周老师请教；沮丧困顿的时候，向周老师求救。倒也不是正襟危坐，听周老师传道授业，往往是一杯在手，酒酣耳热，絮絮叨叨，他总是这样的耐心交流，细心开导。不论是工作、学业，还是个人生活，周老师总是关心和扶持，不少时候还主动辗转请他的熟人或者学生帮助、提携我。许多年后，还有同学或者友人说起，我的某事某事周老师曾经关照过他，而我到此时方才知道。我应该是他的学生中受惠最多的一个吧。别人传话给我，周老师也曾经念叨说，还在教语文的学生中，你是最像他自己的一个。虽然，我绝对不敢说，事实上也不能说什么“新竹高于旧竹枝”,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全凭老干为扶持”。我一路走来，来自老师、前辈、领导、同学、同事及其他友人的帮助和爱护，难以尽述，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没有他们，无以有我的今天；但周老师应该是很突出的一个。
我非常后悔和自责，回报周老师的太少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周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此前的差不多二十年的最宝贵的人生年华，用在跟他的中文专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情上。确实，周老师聪明颖悟，学一样，专一样，通一样，不论是自学大学物理，为校办厂自制电子琴，还是后来的徐福研究、地方志研究等方面，都可以说是卓有成效。
但我又想，要是周老师能够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十年里，在专业上，不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抑或是高中语文教学上，能够有机会、有环境、有心情，静心研究探索，凭借他的学习力和好学精神、学养功底和才情智慧，或许能够成为成果更为丰硕耀眼的大家。
他后来的徐福及地方志等方面的研究，可谓人生七十学跌打，是他把人生黄昏当作黎明的乐观和勇气，开创的事业奇迹，开启的一派生命的小阳春。要是周老师的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和成熟期，也能够有我们这些人这样幸运，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同步，可以安心搞学术，做研究，得到包容，受到鼓励，那么周老师最终得到的学术身份，怎么会是一个高级讲师或副编审呢？
可是，即使这样，周老师一辈子在学习，一辈子在进步，一辈子在超越，哪怕是不断地更换主攻阵地，作为以马革裹尸为人生目标和最大自豪的征士，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犹豫过和消停过。不像有的人活到二三十岁，精神生命其实已经故去，因为只是在不断重复过往，而周老师到了耄耋之年，还确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里姑且不论孔子的谦逊，我想无论如何，周老师是当得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八个字。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获悉周老师去世的噩耗，2020年2月23日上午10点，老班长长川兄到殡仪馆与周老师做最后告别。然后，在班级群里发了五个字：
“周老师走了。”
我顿时泪盈眼眶。
是的，没有人可以永生。但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永不消逝的是周老师的精神。我也是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我会继续把周老师的爱心热心、尖锐的思想和勤学的精神，作为传奇，讲给我的学生；那些学生应该也会有他们的学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师师生生无穷匮也。如此，一代又一代，踏上的是周老师一生所践行的“漫漫求知路”。如果这样，周老师虽死犹生！
《礼记·檀弓上》：“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
周老师，您是我们敬重的恩师，我们理应到内寝哭吊您；即便您仅是我们挚爱的朋友，我们至少也应在寝门外哭吊。可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我们只能在郊野垂泪遥祭，“不敢同君哭寝门”了！呜呼哀哉，痛何如哉！
周老师，此生缘尽，相聚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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