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文|任富强
1
师生相遇,很多也是缘分吧。
1978年,我们有幸参加高考。
于是,四十前的那个春天,我们相聚于山花烂漫的东山之麓,更有幸成了周乃复老师的学生。
那时,真是百废俱兴。虽然,我们读的是大专,实际上不少老师是从高中抽调过来,或者,刚刚从农场乃至“牛棚”中解放出来,一些老师也就是一边教,一边学。但是,我们师生怀揣着“四化”梦想,都在暗暗下决心,要把因十年动乱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都凭着激情在工作和学习,硬生生地要在这个偏僻闭塞的文化沙漠里培植出一片绿洲来。
而周老师无疑是一股涓涓清流。
周老师教我们文学课,先后给我们开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两门课。
在没有见到周老师之前,早就听闻周老师的一些故事,比如口才一流啊,讲个半天也全程脱稿啦;比如自主研发电子琴,文理兼擅,技术精湛啦,等等。
我第一眼见到周老师,顿时感到眼睛一亮。清癯秀气,浑身上下,透射出的是难以掩抑的才情、洋溢通透的灵气,举手投足,颇具名士风范;当时就觉得他很有点瞿秋白的模样。
周老师说话不徐不疾,似乎不起高声,几乎难见疾言厉色之状。但是,春风化雨,看似风和日丽的话语,往往具有启人智慧的气场和摄人魂魄的能量。
在后来的听课中,我感受到不温不火,也仅仅是周老师的一个侧面。记得他讲到郭沫若早期新诗,讲郭诗所表现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即兴朗诵起“我是一条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一改和风细雨之态,语调高亢激越,左手突然奋力前伸,五个手指有力地张开,可谓金刚怒目、激情四射!过后,周老师微微侧着头,状极畅快,停顿下来,除下眼镜,用擦镜布轻轻一拭,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瞟几乎定格在座位上的我们;鼻梁上,有眼镜脚子(鼻梁上的托架)印在鼻梁两侧上的深红的印痕。
那时,对郭沫若及郭诗的评价逐渐走低。周老师曾经轻轻叹一口气,语调平静地对我们说,郭老的人生很像魏玛时期的歌德;每一个人很难超越时代,如果脱离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个人气质,去孤立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可能会显得不够客观。周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后的目光,深邃、清澈、从容;有时候,目光会越过我们的头顶,投射得很远很远。
我记得,周老师教我们外国文学的时候,讲到古希腊文学,他顺便说到,所谓科学,就是用(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句话,因为独特,所以近四十年来,我一直记得。几年前,我阅读著名哲学学者陈嘉映教授的专著《哲学·科学·常识》的时候,忽然看到书中相似的表述,突然醒悟到,我们周老师在那个时候,身处在学术思潮很难涌到的穷乡僻壤,就有这样的认识,是多么了不起啊。
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在检索语文教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时候,偶然发现周老师写的一篇论文。谈的是中学语文教学不可轻视逻辑教学,这是针对当时中学语文教材删除逻辑知识短文的现象,有感而发的。周老师认为,没有了逻辑教学的语文教学可能会失去引导学生思想的凭依,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育。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现在的语文教学中文胜于质的现象,就不能不折服于周老师尖锐的思想和超越的眼光。可以这样说,我在教学和管理之余,这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学术探究,一定程度上,正是循着周老师的这一思路,在周老师如炬的目光照耀下行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周老师的睿智完全征服了我们全班同学。但周老师决不讲噱头、派头,做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作派,而是细心呵护我们身上冒出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才情的火苗。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啷当的毛头小伙,两年大队戴帽初中、两年社办高中毕业,高考之所以能够上榜,说得实在一点,不是自己有多大能耐和多高水平,而是相比之下别人懂得更少而已。但周老师总是利用一切可以激发我们自信的机会,给予精心扶植、热情鼓励。记得我当时的“论文”选题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周老师不但在我文中表达主要观点的句子下大量地用红笔圈划,还在题目右上角写了一个大大的“优”,更是鼓励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上台去宣读我的“论文”。现在想来,这些圈圈,对我这样的少年郎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激励力量!不就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吗?其中,包含了周老师多少良苦用心。
毕业晚餐后,第二天就要离开母校了。周老师找了一些同学聊天。见到我,周老师不再直呼名字,而是正儿八经地叫某“老师”,我听了顿时脸红起来。周老师正色道,今天开始,不要再把自己当做学生了,要从老师的角度来自许自励;当然,以后做老师是一辈子的事,继续做学生也是一辈子的事。直到现在,我才渐渐省悟到,周老师嘱咐的分量。
毕业以后,周老师离开学校岗位之前,我一直在接受周老师的帮助。我当面向周老师请教;沮丧困顿的时候,向周老师求救。倒也不是正襟危坐,听周老师传道授业,往往是一杯在手,酒酣耳热,絮絮叨叨,他总是这样的耐心交流,细心开导。不论是工作、学业,还是个人生活,周老师总是关心和扶持,不少时候还主动辗转请他的熟人或者学生帮助、提携我。许多年后,还有同学或者友人说起,我的某事某事周老师曾经关照过他,而我到此时方才知道。我应该是他的学生中受惠最多的一个吧。别人传话给我,周老师也曾经念叨说,还在教语文的学生中,你是最像他自己的一个。虽然,我绝对不敢说,事实上也不能说什么“新竹高于旧竹枝”,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全凭老干为扶持”。我一路走来,来自老师、前辈、领导、同学、同事及其他友人的帮助和爱护,难以尽述,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没有他们,无以有我的今天;但周老师应该是很突出的一个。
我非常后悔和自责,回报周老师的太少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周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此前的差不多二十年的最宝贵的人生年华,用在跟他的中文专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情上。确实,周老师聪明颖悟,学一样,专一样,通一样,不论是自学大学物理,为校办厂自制电子琴,还是后来的徐福研究、地方志研究等方面,都可以说是卓有成效。
但我又想,要是周老师能够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十年里,在专业上,不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抑或是高中语文教学上,能够有机会、有环境、有心情,静心研究探索,凭借他的学习力和好学精神、学养功底和才情智慧,或许能够成为成果更为丰硕耀眼的大家。
他后来的徐福及地方志等方面的研究,可谓人生七十学跌打,是他把人生黄昏当作黎明的乐观和勇气,开创的事业奇迹,开启的一派生命的小阳春。要是周老师的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和成熟期,也能够有我们这些人这样幸运,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同步,可以安心搞学术,做研究,得到包容,受到鼓励,那么周老师最终得到的学术身份,怎么会是一个高级讲师或副编审呢?
可是,即使这样,周老师一辈子在学习,一辈子在进步,一辈子在超越,哪怕是不断地更换主攻阵地,作为以马革裹尸为人生目标和最大自豪的征士,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犹豫过和消停过。不像有的人活到二三十岁,精神生命其实已经故去,因为只是在不断重复过往,而周老师到了耄耋之年,还确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里姑且不论孔子的谦逊,我想无论如何,周老师是当得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八个字。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获悉周老师去世的噩耗,2020年2月23日上午10点,老班长长川兄到殡仪馆与周老师做最后告别。然后,在班级群里发了五个字:
“周老师走了。”
我顿时泪盈眼眶。
是的,没有人可以永生。但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永不消逝的是周老师的精神。我也是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我会继续把周老师的爱心热心、尖锐的思想和勤学的精神,作为传奇,讲给我的学生;那些学生应该也会有他们的学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师师生生无穷匮也。如此,一代又一代,踏上的是周老师一生所践行的“漫漫求知路”。如果这样,周老师虽死犹生!
《礼记·檀弓上》:“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
周老师,您是我们敬重的恩师,我们理应到内寝哭吊您;即便您仅是我们挚爱的朋友,我们至少也应在寝门外哭吊。可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我们只能在郊野垂泪遥祭,“不敢同君哭寝门”了!呜呼哀哉,痛何如哉!
周老师,此生缘尽,相聚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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