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 | 先生之风——追思慈溪作协名誉主席周乃复

今年的冬天不算冷，但总时时感到有阵阵的寒意梗塞在心头，只因那看不到尽头、噩梦一般的疫情。在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中，2月23日早上，听闻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尊敬的前辈周乃复先生在21日深夜去世了。

稍作平静，我给慈溪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打听是否有对周先生的追悼活动。这位朋友告诉我，因为正是疫情期间，太多人的聚集被限制，先生家人已决定丧事从简，但很多人在得到消息后准备自发去殡仪馆送先生最后一程，时间就是今天上午。我心里瞬间涌起一种无法言语的痛楚和伤感，只为自己错过这个能够最后向先生表示敬意的机会。接着，就想给周天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哀思。刚找出他的电话号码，突然想到，此刻正是他最哀痛又最忙的时候，打电话过去似乎不妥，于是便又犹豫着放下了电话。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才拨了周天的电话。电话里，周天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实际上，能听得出他发自内心的悲痛。他说，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所以，没敢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朋友们。我捧着话筒，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之语显得有点空泛。最后，我对周天说，让我平静一下，好好想想，然后写点什么纪念你父亲。

▲2008年5月周乃复先生在海宁徐志摩故居

先生的形象就在眼前，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可以写的似乎很多，但写些什么最合适呢？我一边问着自己，一边从书架上找出先生写的几本书，清理着自己的思路。

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同时又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转向地方志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绩。但我与先生的交集主要是因为我当年曾负责慈溪的文学创作组织工作，因此，我想自己可以追思的应该是作为作协主席的先生。

众人前行，举旗引路

每一个人的探索，都需要明确目标和方向，而一个睿智的长者就是领路人。在慈溪文学界诸多朋友心中，治学严谨、成就卓著的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与此同时，每个与先生有过接触的后辈，都不会因他的长者身份而感到拘束，先生以他的宽厚和谦和，让彼此之间的距离消弥，并让这样的温馨沉淀下来，化作一种深深的信任。

1986年秋，我调入慈溪文联，负责编辑《三北》杂志（后改刊名为《浙东》）杂志，同时兼任慈溪文协（作家协会前身，全称为慈溪县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到文联上班不久，我想去走访几位重点作家。文联秘书长张建军给我开了一份五六人的名单，并告诉我，其他人那儿你不去也可以，但一定要去拜访周乃复先生。说来惭愧，当时我对先生一无所知，听张建军如此说，我便很冒失地问，周先生写过什么作品。张建军说，周先生虽然不直接从事文学创作，却是慈溪最懂文学的人。

那会儿，周先生还在观城东山头锦堂师范教书，由于电话联系不上，我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准备去拜访他，问他什么时候有空。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在约定的那天，我乘长途汽车到了观城。刚下车，正准备打听如何去锦师，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转过头来，就看到了一张亲切真诚的笑脸，透明边框的眼镜里，闪亮着儒雅睿智的光彩。对方见我一脸惊讶，便主动介绍，他就是周乃复，因为怕我找不到地方，特意到车站来接，虽然从未见过面，但他说他有把握认出我。

这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先生请我在他家里吃中饭。先生虽然住在观城乡下，但对慈溪的文学创作情况非常熟悉，他向我谈了如何发展地方文学创作的见解，希望《三北》杂志能够扎根慈溪，办出特色。观城之行让我获益匪浅。

1988年，慈溪文协准备换届，需推选一位新主席。一般而言，这个位置大多由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来坐。如果以此标准，张建军应该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当时已被有关部门确定担任文联副主席，因此，不宜担任此职。张建军在向我征求人选意见时，我不假思索说出了周先生的名字，张建军一听拍手称赞，因为我的提议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

自此，慈溪文坛有了一位最具实力的擎旗人。先生的身子并不壮实，甚至显得有点瘦弱，但他的内心永远燃烧着一团对文学的炽热之火，慈溪的作家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稳健、坚实、宽厚、亲切的力量，因此成为可以坚守下去的动力，在他的引领下前行攀登。

学识深厚，教诲永存

由于各种原因，周先生并不直接从事文学创作，但先生深厚的学识，他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呼唤，对地方文学脉动的精准把握，使他永远站在高处，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约是在1988年的夏天，宁波市作家协会要在慈溪召开小说创作研讨会，其中一个议程是各县作家协会推选代表在会上作交流。会议召开前约10天，张建军就向我打招呼，让我准备发言。我考虑再三后拒绝了，因为感觉自己实在没有资格，会给慈溪丢脸。同时，坚决推荐周先生作为发言代表。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非常活跃，各种有特色的现代文学流派特别受到推崇。参加那次会议的很多是各县（区）的青年作家，他们大都围绕这类先锋的创作题材和方法进行讨论。那天，周先生却谈了一个很老套的话题，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显然，周先生曾花了不少时间研读《文学港》杂志上刊登的作品，其发言极有针对性，并对一些重点作品的得失作了很专业的点评。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那次会议上说的一段话：文学创作必须创新，应该鼓励多样性，但无论流行什么文学流派，作家都要脚踏实地，丰富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永远具有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

会议结束后，《文学港》杂志的一位编辑对我说，周先生的发言提升了会议的档次，他特意找周先生，请他把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字稿，在作协通讯上刊登。

文联每年都会组织作家编写书刊，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书刊大多是编完即扔的易碎品，极少有能够保留下来的价值。1992年，在制订年度计划时，我们设想能否编一本可以留存下来的书籍。经过再三商量，最终决定编写一本以慈溪风土人情为内容的书籍，其中包括慈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各种土特产品、风景名胜等。显然，这样一个选题属于地方文化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适合文联来做。但我们认为，从作者因素考虑，由文联编写这本书有一个有利条件，可以请周先生和其他在方志办工作的朋友帮忙。这本图书最后定名为《慈溪风物》，一共四个部分。我们把计划向周先生作了介绍，希望他为这本书籍把关，他当即答应下来。

经过大约半年的努力，《慈溪风物》写出了初稿，约8万字，之后，书稿送到了周先生处，请他把关，同时请他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印象中，周先生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仔细审阅了全部43篇文章，为核实一些文章中提到的内容，他亲自查阅了许多资料，甚至对文字也作了一些删改，确保了这本书在文字上的严谨。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花费心血，为这本书写了约2000字的序言《慈溪风物鸟瞰》，对慈溪的总体情况作了严谨、权威、准确的介绍，文字流畅，生动可读，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更是总览慈溪的不二之选。

可以告慰周先生的是，《慈溪风物》没有辜负他的辛勤付出，大多数文章至今仍可读可用，本人所写的三篇介绍慈溪土特产品的散文，被选入宁波乡土语文教材，其中《慈溪杨梅冠天下》一文，从1994年起被长期沿用。

▲《慈溪风物》书影

培育新人，坚实根基

作为慈溪文学的领军人，周先生满腔热忱地期待在慈溪这块土地上结出灿烂的文学之花。他多次对我说，慈溪文学要繁荣，一定要做长期的规划，不能仅靠现有的作家，必须培养文学新人，如此，文学的根基才能坚实，他甘愿为此做铺垫石。他关注文学新人的成长，每期《三北》杂志出版，他都会细细阅读。他会经常打电话给我，打听新面世的作家的情况，并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告诉我。有时，他会亲自写文章，对一些作品进行点评。文协每次召开各种研讨会，他从不缺席，他仔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和创作构想，肯定其闪光之外，委婉地提出改进建议。正是这种亦师亦友的鼓励，让很多人有了在文学这块阵地长期坚守的勇气。

或许因为他曾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他的看来，文学的根基是在年轻的学子中。

他在锦堂师范任教时，组织学生成立了文学创作社团，亲自给学生们讲课，并从学校有限的经费中挤出钱来，办了一本不定期的小刊物，刊登会员的作品。那次我去锦堂师范拜访他时，他向我介绍了文学社团的情况，同时希望我为文学社的学生讲一次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作为一个刚迈入文学门槛的新人，怎有资格讲课？但周先生说了一个让我无法推却的理由：说不定，就因为你的一次讲课，有一颗文学的种子因此埋下了。因为他的这个鼓励，那天，我硬着头皮走上了讲堂，为文学社的成员分析了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小说，读大学时曾写过读书笔记。

为培养文学新人，1989年，我设想以《三北》杂志为阵地，开设一个“文学新苗”栏目，每期腾出两三个版面专门刊登高中学生的习作。为此，我专门登门征求周先生的意见，他对此非常赞成，但提出了一个改进建议。他认为高中生很难有时间尝试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到了高二，所有精力都在复习上，因此，“文学新苗”的范围应主要面向中学生，而且，从中学生开始培养文学爱好，连续性的效果会更好。按照先生的设想，“文学新苗”（1993年《三北》改刊为《浙东》，栏目改为“未来作家”）开设后发表了不少优秀的中学生作文，周先生对其非常关心，曾多次向刊物推荐作品。“未来作家”至今仍在坚守，虽然并未有一个真正的作家从此诞生，但它确实是构建起慈溪文学大厦的一颗小小基石，而周先生就是不断为其鼓劲加油的呐喊者。

周先生已离我们而去，曾经聆听过他的教诲、获得他的帮助、受到过他指导的人，都会永远铭记这位长者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在慈溪文学的星空中，他发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