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个题目,必须是篇大文章。还处于未完成状态,因为研究在掘进中。 《九叶集》 现在的读者都知道,将袁可嘉与穆旦纠集在一起的,是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他们已经无法掰开,因为“九叶”。中国新诗的历史已经这么写了,即便后来有些史家为了突出穆旦而有意将他与“九叶”拉开距离,但终究分不开了。 我们还知道,穆旦和袁可嘉都出自西南联大。“九叶”两拨人,一拨是联大的,另一拨是在上海办诗刊的诗友。 联大一拨,穆旦、杜运燮、郑敏被称作“联大三星”,有人将袁可嘉也拉进来说是“四杰”,有些牵强,因为袁可嘉与前面三位只是“同一空间”而非“同时间”的“同学”。不过,说他们都是联大先生们的得意门生,应该不会错。沈从文先生就在一封信中特别点到他所接触到的年轻人中的穆旦、郑敏、袁可嘉、李瑛等,认为希望正在这些“活泼青春的心和手”。《泥土》的年轻人把沈从文看作是穆旦、郑敏、袁可嘉的“后台”,也没有错。 袁可嘉说过:1941年秋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跨入了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而穆旦1940年8月已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杜聿明部入缅甸作战,向西南联大征求会英文的教师从军,穆旦志愿参加远征军,于是有了一段烈火淬炼的经历,也为后来的命运埋下了“原罪”。也就是说,袁可嘉在西南联大即使与穆旦有直接的交集,时间也很短,且是,大一新生与青年助教的关系。 从现在看得到的资料推测,1947、1948那两年,他们一定有过交集。那时候,袁可嘉已从联大毕业,成为北大西语系的青年助教,穆旦被生活所迫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辗转,奔波,但他们还是联系上了,都应约为上海诗友办的诗刊寄过诗稿。这段经历,《袁可嘉自传》里写得明白: “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
袁可嘉,1947年
说这话的时候,袁可嘉只有27岁,正在北大西语系教英语,也只有这样的时候,袁可嘉敢于从自己的审美出发说出“读诗经验”来,以后似乎很少再读到这类“最”字断语了,以后恐怕没有那样的的语境和心境了。
细读《论新诗现代化》一书的许多篇什,袁可嘉的诗学阐发,正是以穆旦的诗为主要例证的。
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家将穆旦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背景上进行论述,称他是“四十年代重新萌发的中国现代诗的一面旗帜”(谢冕语);钱理群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更强化了穆旦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说他是“‘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而青年学者袁可嘉提出此类评价的时间,是在半个世纪前。
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02
袁可嘉和穆旦的性格类型差异较大,这在读了他们各自的作品,包括袁可嘉的自叙和穆旦极少的散文类作品以后,可以得出的印象。但他们都经了西南联大这座熔炉的淬炼,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一个在联大的前半段,一个在联大的后半段。
他们都经受了西南联大校园自由民主风的熏染,他们一样接受了西方现代派诗潮的影响,他们在同样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向着一个共同的所在。
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向着昆明,向着校舍简陋、大师云集的中国最好的大学进发的一段经历,在我看来,很有些象征意义。
先说袁可嘉吧。
这是1941年秋,袁可嘉走向他“决意”选择的西南联大的情景。
四年前,1938年2月底至4月底,穆旦走向西南联大的历程,更带着穆旦式的决绝和率意。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是谓长沙临时大学。战火还在逼近,临时大学继续南迁。这是穆旦《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一文的叙述:
西南联大落户昆明
从更多的史料看,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实际有三路,海行一路,坐船为主;公路坐车一路,年老体弱的教授为主,冯友兰先生还在途中折了胳膊;而穆旦选择的第三路,步行三千三百里,历时六十八天,史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长征”。远远看去,他们似乎是一支军队,因为他们个个穿着一色的黄军装,戴着黄军帽,还绑着裹腿。但走近一看,却又不像军队,因为他们既没有背枪,也没有佩刀,每人只背了一把油纸伞。不少人还戴着眼镜,胸前别着钢笔,年轻而瘦削的脸上透着斯文。师生们一路考察民俗民情,收获确实不少。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在这次三千里步行中,有一个细节,很能看出穆旦的个性。
同学杜运燮曾撰文回忆说,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有个举动引起周围同学的特别注意: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几页丢掉。据说,到达目的地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他就是穆旦,学校里绝大多数同学只知道他叫查良铮。
另一位同学王佐良指出了穆旦三千里步行的意义,他说:“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陆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从这类事情,可以看出穆旦和袁可嘉两人不太一样的性格。
袁可嘉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在蓝棣之教授眼里,可嘉先生“实在谦和得令人失望”,“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我从未见他发过火,发过牢骚与怨言,在家里也未见他发过脾气”。
但是,要指出的是,在人生的紧要处,在关键节点的选择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袁可嘉内心的果敢。
就说说袁可嘉的三次“选择”。第一次,17岁从军。那时,家乡对岸的乍浦已经沦陷,“与其坐等家乡沦陷,不如投笔从戎”,文弱的书生竟不顾慈母苦苦劝说,在一个深夜出走金华,参加了国军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袁可嘉从军时间仅十个月,因所在部队节节后退,作风腐败,他觉得不是可留之地,另在一则材料中他说自己身体条件不好,怕吃苦,还是想继续读书,于是在长兄帮助下又回到了学校。第二件,高中毕业后,袁可嘉“舍近就远”,毫不犹豫选择了有着民主学术盛名的西南联大,并在联大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第三件,他觉得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合自己的志趣,又一次听从“内心的召唤”,设法调入社科院外文所,选择了自己钟情的西方现代派的研究和译介,此后无论顺境逆境都坚持在这一领域摸爬,独立而清醒。
袁可嘉内心的“韧劲”和“刚健”,很多时候是被表面的柔和包裹了。
1965年秋查良铮、周与良夫妇与子女。这是全家最后一次合影
穆旦在人生的抉择中,似乎更加决绝。他的几次抉择,离开大学教席志愿参加远征军入缅;留学美国不忘学习俄语,毅然回国后以超常的热情翻译普希金,以及此前的“三千里步行”,都显示了穆旦性格中更硬朗、更义无反顾的因子。形容穆旦,常见“苦难”“受难”的词语。同学兼诗友的王佐良对此异常敏感,在《一个中国诗人》(1946)中,他从穆旦当年由缅甸撤退“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到对其诗作的解读,指出在穆旦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受难的品质”。可以说,这注定了穆旦的悲剧性。王家新则称穆旦是“一个受难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的实际遭遇,更在于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和坚守,在于他那圣徒般的受难、奉献和牺牲。
失去了讲台,失去了写诗的权利,仍然义无反顾,译诗不辍,在每日的劳作中,在最底层的生活中,不离不弃,把一生献给诗歌而不悔。
穆旦,热情狂放而又小心谨慎,细致敏感而又大义凛然,平民平凡而又秉性高贵,孤独孤寂而又愤世嫉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59岁的生命蘧然终止。此时,“文革”已经结束,新时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现,但这位历经磨难的中国写作者,已经无从领受了。
03
袁可嘉是“幸存者”,于是,他要为“殉道者”做一些事情。
1981年7月,《九叶集》出版。袁可嘉撰写的《九叶集·序》为他们的重新出场提供了话语依据。当时的语境下,袁可嘉先得阐明他们的“立场”:“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九叶集》并未突出穆旦。袁可嘉对于穆旦的评语,也没有40年代说的那两个“最”字。“九叶”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的,穆旦排在了最后。思想文化界毕竟刚刚解冻,对“九叶派”的阐释只能在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话语框架内进行。
诗人穆旦(1918-1977)
穆旦的名字随着“九叶派”被谈起,但穆旦依旧是一个“寂寞的诗人”。1987年,穆旦逝世十周年。袁可嘉和“九叶”诗友杜运燮等为穆旦编了一本纪念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用穆旦的诗句做了书名。袁可嘉的文章《穆旦的位置》,放在纪念集第二篇。这时的袁可嘉,要为亡友正名。语气语调与出《九叶集》时不太一样。他说:“读穆旦的某些诗,我总觉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有的诗人深沉如穆旦或过之,但豪气不足;有的诗人豪则豪矣,但不免粗浮。既深沉而兼雄健的,穆旦要算是一个。”袁可嘉从“新诗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指出:“穆旦是站在40年代新时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文章最后,可嘉先生说:“要问穆旦这位诗人的位置何在,我说,他就在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
我想看看袁可嘉们为穆旦做的这本书的模样。孔夫子网真好,我想要的书几乎都能买到。价格二三百元不等,有几件注有“杜运燮签名”“蓝棣之签赠”“钱谷融教授藏书、王圣思签赠”等字样。我选择了穆旦同学诗友、“九叶”之一杜运燮的签赠本。
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游海源寺合影,右三为穆旦
翻开这本并不太厚的书,可以读出“九叶”诗友间的惺惺相惜。杜运燮、袁可嘉和穆旦夫人周与良是编者,袁可嘉、郑敏、唐祈、杜运燮、唐湜都写了文章,或评论,或回忆,表达怀念之情;擅长书籍装帧的曹辛之(杭约赫)做了封面设计。这本书,我看做是“九叶”另一种形式的相聚。
诗人总有自己特殊的行事方式。
我不禁联想到了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1945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诗集扉页有一行字:“献给友人董庶”。董庶何人?他是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不在一个系,董庶在中文系,但共同的志趣使他们成为挚友。董庶解放后不久去世,遗下家属和独子生活困难。穆旦知悉此情,每个月都不忘汇款帮助他们,一直到“文革”开始才停寄。一个受难的人,却还一直记着亡友的家人,还不忘帮助他们,一想到这,我的鼻子不争气地直发酸。
让我们引用穆旦1945年为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写的自述,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它是穆旦的心迹。我也把它看作袁可嘉的心迹。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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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1966年9月出生,浙江慈溪人。散文、小说、评论散见《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文学港》等期刊及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西皮散板》(宁波出版社2012)、《故乡书》(北京十月出版社2018),点校旧体诗集《胜月吟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主编《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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