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读者|不存门户之见的“偏激者”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札记

文 |慈水吉人

早闻海外有个夏志清，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 年前翻他的散文集《岁除的哀伤》，就存读他《现史》的野心了。这是一本煌煌巨著，卷帙浩繁。

此书最早是作者的英文著作，耶鲁大学1961年出版，1971年修订，1979年中文版香港友联出版。台湾传记文学版的《现史》1991年上市。这本书在大陆由复旦大学于2005年元旦第一次出版。但它对大陆文学的影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众所周知，张爱玲热，《围城》热，沈从文热皆由此起。

作者：夏志清

译者:刘绍铭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雄”，经夏志清重排座位，出现了不少异数。

这的确是一本破天荒的书。

这和大陆早期五十年代的文学史，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和刘绶松《中国文学史初稿》（1956）大异其趣。

“这是中国学者用外文写的研究中国学术的著作。”（中文译本统稿者刘绍铭语）本书原标题为A HISTORY OF MA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是一本编年体的现代中国小说史论。从初期十年的文学革命时期，抗战前十年的革命文学时期，到抗战和战后二十年的抗战文学时期。作为原中译本附录的“1958年来中共大陆的文学”现版本已删去。

书中还附有一篇夏志清的名文《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看法。现代中国的国耻、积弱和腐败，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启发了1917年至1937年间大部分严肃的作品，这种觉醒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向往，这些描写青年和穷苦大众的作品未免感情过激但有其历史价值，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但他们感怀中国的问题，没有看到中国的困蹇也是现代世界的病态，而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

“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对“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他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不但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和张天翼，也发现了其他好的作家和作品，比如像许地山的《玉官》，巴金的《寒夜》，老舍的《猫城记》，而这些又恰恰是当时并不被看好而被忽略的作品。而那些曾叱咤文坛的作品，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早期的《爱情三部曲》），却并不看好。他肯定了鲁迅在现代小说中的经典地位，并把他置于书中第一位列章介绍。他肯定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技巧，为现代短篇小说奠下基础，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始祖。但也不持偶像崇拜的态度，照样指出他的不足。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对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并不否定，即使对不称赏的作品，哪怕有精彩的一段话，也给予肯定。他不但不偏激，反倒显得“厚道”。冰心恐怕是这本小说史上颇受诟病的作家，但即使夏志清把冰心的“问题小说”视作“不折不扣滥用情感之作”，他也将她的作品作一认真的剖析，其实，论作家，看作品，好就是好，不好便是不好，好中有疵，疵中也存好处，从而看出夏志清的批评是客观的又是宽容善意的，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尽了一个学者的义务。对右翼作家也并不袒护，他以为周作人、林语堂所信奉的“言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 

对列章讲述的作家，对其创作历程有一个客观性的评述。每个作家都有创作的成长期、旺盛期和衰弱期。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创作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关于鲁迅。鲁迅的最佳小说都收集在《呐喊》和《彷徨》，鲁迅的值得重视，并不在于他率先运用西洋文学的风格和技巧，而在于他的现代观念，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卓见 ，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腐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1926年离开北京以后，和左翼和右翼的论争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以后的《故事新编》就显示了一位杰出小说家的下坡路。沈从文艺术的成长在最初的阶段缓慢得近乎痛苦，全凭自己摸索。1924年到1928年间，为生计所迫，大量地生产小说，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用滥了。在他成熟的时期，他对几种不同文体的运用，随心所欲，既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还有受了佛家故事影响的叙述体，模仿西方句法成功后的文体。评家认为，最能表现沈从文长处的，是他凭着特好的记忆随意写出来的景物和事件。他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和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笼统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虽是中国名字，但在作品中找不到具体的中国风俗和风景。巴金在《激流》的前两本小说内，没有创造什么，只是一大串伤感场面，但是到了《秋》，巴金终于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两种冲突的力量在《秋》里得到重新安排，不再是巴金以往一贯的论调，而是充满了人生的真相。巴金不再满足于停留在涕泪滂沱阶段，转而用心经营恐怖与荒诞的现象。他认为《秋》应当算作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巨著。而抗战结束前后写的《寒夜》更得了评家的嘉许。《寒夜》是牢牢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创作，因为和一般中国家庭生活太过毕肖，所有柔和、伤痛的场面，具备了动人的力量。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最好的小说，《寒夜》则是他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因为爱能够超越愤怒，代表了较为广泛的了解，《寒夜》的成功，因此更见高超，更见成熟。对《寒夜》的评价几乎到了和钱钟书《围城》同等的地位。

在夏志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之前，他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学的，所以当他回过头来研究母国的文学，必然会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来打量，也必然会用比较文学的一些策略。这也是一个够格的文论家所必须具备的学养。“海外汉学家置身于跨语种的学术环境中，他们比本土研究者更早更敏感地触及到语际批评和比较文学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经验，他们的解决方案，对本土学者往往很有启发。”（詹杭伦《刘若愚 融合中西诗学之路》）他将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引申出与华兹华斯、福克纳、叶兹的比较，鲁迅的讽刺联想到贺拉斯、本琼森及赫胥黎等，张爱玲的作品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对比。作为文学史论，作这种横向的比较我认为是应该也是必须的。“现代”的观念和实践，本来就基于跨文化语境的不断交流与碰撞。与其说他对西方文学情有独钟，倒不如说他更向往一种文学的大同世界。因为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期望这样的文学现代竞争中，中国作家应占有一席之地。

他不仅展开世界的维度来展开比较，对他所研究的现代作家之间也同样做出了异同的比较。比如他说，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地譬喻 ，沈从文善写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看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对于张爱玲的文学影响， 作者也有细致的分析。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而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所以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

评家对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推崇备至。他说，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的世界。他对这四位能够超然于政治和文坛争论之外，孤独地致力于写作，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新的希望。

他指出，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无论属于讽刺性或人道主义的，都显露出作者对时下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有足够或充分的认识。大部分浪漫革命小说，之所以写得蹩脚，无疑是作者无视于风俗习惯使然。可是尽管有些作家对描写表面的现实有相当的成就，但是对人类心灵活动感兴趣的作家却没有多少个。而心理描写方面表现出一点细腻功夫的，要等到40年代才出现，《寒夜》和《围城》这两部小说，同具有悲剧中所要有的丰富心理描述。

中国小说包括现代小说到底该怎么评价？文评家的研究中看出了他不断思量的履迹——他以西洋文学三大黄金时代作为坐标系，古希腊悲剧时代，英国的莎翁时代，俄国19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索，莎，托，陀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和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现代文学之肤浅，归根到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但他后来又觉得，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来衡量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书写成后，随着中国新旧文学读得越多，也越向“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但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大众，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去同情了解。这一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和技巧上的粗鄙，由于它只顾及国家意识，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这一缺点其实是所有革命文学的桎梏，也是意识形态下的自我设障。

夏志清的“偏见”究竟真相如何，读者可以在此自求答案。我以为，评家不但是个不存门户之见的“偏激者”，也是自我文学主张的适度修正者。立论似乎前后矛盾，倒可以看出他思想可爱的真诚。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夏志清的偏见，没有使他闭起眼睛，抹煞左翼作家应受称赞的成就。但由于五十年代资料的奇缺，没有详细讨论在抗战期间崭露头角的作家，如萧红、端木蕻良、路翎等，在评家自己看来也是一大遗憾，但他自然会以其他著作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