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好客之名直面幽灵——读《论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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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是法国当代思想家中非常独特又极具代表性的一位。说他独特，是因为如勒维纳斯所言，“他别样的思考”。“文本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可能是德里达最受争议的名言了。甚至，德里达还无所顾忌地将哲学文字写成了文学语言。他以另外一种角度切入哲学问题，分析人及其相关事物。而由此起步的“解构”理论的发展，成为了这种“别样”的最好说明。说他极具代表性，则因为他的解构实践和本源追求特别典型地反映了法国当代思想的深层旨趣和独特趋向。而这部发表于1997年的《论好客》也可以说是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德里达的这两个方面。

文| 猪坚强

《论好客》的主题就是对好客问题的分析。全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德里达应安娜·杜弗勒芒特尔之邀，于1966年所作的有关好客的两场讲座的内容；另一部分是安娜·杜弗勒芒特尔针对德里达的好客研究所作的评论，集中于她的论文《论邀请》之中。两部分以单双页交叉的形式组成了全书的文本。

“好客”，意指喜好接纳和款待客人，《史记．卷七五．孟尝君传》：“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而见之。”从法语上看，也指“免费提供穷人、旅人等食宿的善举”，古今中外通意。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客”延伸到保护与避难，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黎，1993年。

德里达对好客问题的分析是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勒维纳斯的“绝对好客”进行的深刻对话，他用那双慧眼看到了后两者所认为的永久性人类和平的对立。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前提是人类克服其自然状态，达到一种表现为公民社会的理性状态，即是否能真正达到“国际权利”——勒维纳斯所设定的“绝对好客”的权利？在德里达看来，这两种相对立的好客都不足以表达现实且各自存在问题，而他要努力做的就是将两者连接起来，得到一种康德称之为中间图式的东西。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德里达从界定“外人”这个概念开始了他关于“好客”的讨论。那么，什么是外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有过论述：“爱你的敌人？我以为这就是我们所懂得的——今天它已经发生一千次了。”而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之中，他更是这样说：“活着而反对敌人的人必须设法让敌人活着。”

而敌人，正是被德里达称作绝对的客人。因此，好客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爱你的敌人”的问题。客人首先也是个“外人”（敌人），这样，好客问题就是有关对待外人的问题，甚至那个外人是自己。

德里达将外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绝对他者的外人。另一种外人是基于政治和法律的外人，这种基于过滤和抉择而达至一种协议状态的好客显示为一种有条件的好客。

那这个“绝对好客”又是怎样的呢？在《论好客》一书中，德里达运用了柏拉图在《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为例。首先指出了外人与客人的矛盾即相通的意义，利用外人的“客人”和“敌人”的双重意义来说明好客的问题。所以，无条件的好客因此是有条件的：就像被视作雅典人外人的雅典人苏格拉底，本应具有外人所拥有的权利，从而在雅典人群之中游刃有余；但，又因为苏格拉底是作为外人的雅典人，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他有他的“独特”信仰，这是需要雅典人去接纳的——即雅典人应该接纳这个“异己”——也就是应该做到绝对好客，雅典人学会去爱苏格拉底，而不是将其处死，而这也是绝对好客的绝对命令。但，苏格拉底最终被判为死刑。

这种悖论同样也出现在好客与人质的关系中，好客本质上就是要成为他人的人质，让客人成为我的主人，但在现实层面，好客和人质的法则往往使得我的每个选择都需要在实施这一绝对法则时，牺牲其他选择和人质。他在书中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的颠倒：罗德为了遵守绝对好客的法规，保护自己的客人，而不惜使两个尚为处女的女儿遭受伤害。正是在好客的名义之下，他从主人沦为了客人的人质，他遭受的伤害虽不直接来自客人，其根源却正在于此，这可称为是来自“绝对好客”的暴力。或许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种绝对好客的内在的暴力结构。当所有人都成为死亡的人质时，这种暴力是相当可怕的。因此尽管勒维纳斯认为“绝对好客”的根源是追求一种公正、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然而从以上例子来看，不公正和暴力不可避免地在暗中涌动，因此勒维纳斯追求的那种超越政治的永久和平，恰如他批评康德的那样，也是一种“模糊的许诺”，“只能在末世获得”。

此外，在罗德的例子中，他为了对客人实行“绝对好客”法规而不惜伤害女儿，也体现出了一种男性中心模式的性别暴力，而诸多暴力的存在对于永久和平来说是一种威胁。

然而，德里达对于勒维纳斯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康德所追求的那种基于政治和法律的“有条件好客”。

他认为，以上两种好客机制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非辩证化的矛盾。德里达结合现代技术的发展分析了这种冲突的最新表现。现代技术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以往的国界和主权等区分主人与客人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区别也不再明显，它看似为“好客”的施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实际上却隐藏着更大的风险。这种界限的模糊意味着一个外来者随时可能闯入我的地盘，而这个闯入者很可能是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客人。

基于过滤和抉择的“有条件好客”从一开始就与权力、暴力紧密结合，不公平甚至背信弃义随即显现，因此需要公民法、国家法作为中介，这种好客才能实现。问题是这种添加了诸多条件的好客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好客的规则，还能称其为好客吗？能达到康德所追求的那种“永久和平”吗？

作为解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德里达正是在对上述勒维纳斯和康德各自论述的“好客”概念作一种解构，可以让我们对《论好客》这本书的深层意旨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特别是在《不好客》的讲座中，德里达强调说：绝对的好客法规高于各种具体的法规，然而如果其不能成为有效、具体、确定的具体法规，就可能成为抽象的、虚幻的东西。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好客法规也需要绝对好客法规的引导、激发才能成为好客的法规。总之，这两种法规既矛盾对立，又互不可分，互相牵涉、相互排斥、互相展示，因此在某个时刻，好客同时又是不好客，因为好客一旦要加上诸多条件，就违背了绝对好客的规则，本身就是一种不好客。德里达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解决途径，而是像安娜·杜弗勒芒特尔所评论的那样，他的目的是作出邀请，鼓励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理性世界进行反思。我们顺着德里达的思路，就会发现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好客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抑或说带有诸多条件的经过理性思考的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德里达告诉我们“绝对好客”和“永久和平”的不可能，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二者的追求和向往，而是要努力去实现“不可能之可能”，“以无条件的名义真正介入到好客的条件中去”。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能”，就是勒维纳斯的“面孔”，也就是“无限”，它犹如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存在的“幽灵”缠绕着我们。幽灵似的“好客”和“和平”总在彼处望着我们，召唤我们向它们靠近，不要绝望和沦丧，同时又像让我们服用的一剂猛药，提醒我们不要对到达绝对的它们抱有过于美丽的幻想。而人由生向死的一生亦是如此。死亡才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死亡引发的“好客”才可成为可能。正如德里达所说：“但是，应该前进，并向着死亡思考好客，不存在没有记忆的好客。不过，那不回忆死者和要死者的记忆不是记忆，不准备侍奉死者和幽灵的好客会是什么呢？”借用安娜·杜弗勒芒特尔的话：“感谢德里达为有时显得高深的哲学领域提供言语的好客，这种好客不怕直面幽灵，为生者开辟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