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Qian Yan
提笔之时来深圳已经三年多了，从关外到关内，又从关内到关外，从一个城中村到另一个城中村，不断地迁徙，转移，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为了故乡的父母双亲和身后所有关注的目光，也为了那时常怿动的心。而故乡渐渐地遥远，最后淡化成梦中童年时破瓦檐下淅淅沥沥的春雨，剪不断却也连不起来了。
正如台湾作家杨明所说“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都有是异乡，是先人流浪的最后一站。”在这辗转奔流中我带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在这个城市四方寻找自己的家园。
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也辩不清异乡的路了。城市的霓虹还是那样缤纷，脚下的路始终那么苍茫而遥远。
我每天只能在城中村忙碌着所谓的生活，每天所见的依然是那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还有那声色犬马的纵容，文明与落后，道德与非道德的交媾，城里人与外来人在心灵与生活的碰撞。生活在城市边缘那些社会底层的群体无休无止的渴求与挣扎，那些没有进城的人而极力想进城的不择手段的，艰辛而坚韧的奋斗。城里人锲而不舍的追求，失落与茫然。这些人在生活方式，文化素养，人生追求，思想等方方面面的碰撞。
故事以自由撰稿人人刘天勇的行为为主线，展示了赵家富，耿志标，王靖生，彭耀军，田梦，苏雪丽，曹雨萍，等人在深圳城中村不同命运与结局，以及发生在城中村一些乌七八糟，零零碎碎的事，来揭示城市不是农村人最后的归宿，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付出。
其实每个来到深圳的人都希望在深圳生存下来，拥有一套房子，得到这个城市的认同，并且在这里活得更好。但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梦想，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文中的刘天勇，耿志标，曹雨萍等人。
在大家看来他们实现梦想的手段也许有点让人不耻，但在这个物质社会我们能简单地怪罪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吗？邓小平说过希望改革开放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它人走向社会的共同富裕。但先富起来的人真是这样吗，众所都知绝大部分富人是为富不仁的，不但没带领其它人共同富裕，还想尽一起办法尽可能地攫起社会有限的资源与财富，压榨社会底层人，捞得盆满钵满时然后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在这里我只能借用张养浩的一句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家兴旺老百姓得不到福祉，国家动荡有钱人，所谓的精英要么已经跑到世外桃源，要么用铜墙铁壁将自己保护起来，而苦难自始至终落在劳苦大众的肩上。国家繁荣昌盛时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绩何偿不是广大劳苦大众的辛劳换来的，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没人限制他们可以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深圳这样繁荣富裕的城市。
深圳的繁荣，大家往往把成绩归于某一领导，或某些人，习惯性地忽视千千万万来深圳建设者的汗水。船长再好，再伟大，没有众多的水手，船始终是不能出海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分还于这些辛勤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这些年，国家是富裕了。但深圳还有多少人买不起房，因为是一纸外地户藉，买不到社保，不能进医保，小孩大了不能进公立学校等等。我本人来深圳已经10年了，10年过去了我依然一无所有，社保没我分，医保没我分，小孩也只能花高价进私营学校读书。我想我既然在深圳能呆10年，任何人不能说我没有努力，但我的努力最后也只能变为一句无用的牢骚。
深圳没什么不好，它富裕繁荣；深圳没什么好，绝大多数来深建设者得不到认同，实现不了他们最简单的梦想。
一部分人富裕了，但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房奴，或者望房兴叹。尽管如此，农村人还是拼了命拥向城里，情愿窝居在城中村，即便像狗一样地乞怜，像虫豸般地爬行也不愿回乡守着自己的家园。城市的富裕是农村所望尘莫及的，一说到农村我们自然地想到贫困，想到落后，想到不文明。
农村确实是很落后的，例如我的家乡，一个七口人的家庭只能分到三亩薄田。现在我老家只剩下我年迈的父母守着那几块薄田，父亲每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从年头忙到年尾也就只收三千来斤稻谷。每百斤稻谷卖八十元，除了农药化肥钱，人工钱。我父亲一年到头不但白忙还要倒贴钱进去。但是他不可能不守着那薄田，因为离开田地他就无事可做了。
不过虽然他白忙尚有远在他乡打拼的儿女还可以眷顾他。但那些没有后人的呢，就算年过花甲到了古稀之年，自己根本养不活自己，病倒在床，每年各种各样的赋税还是一分都不能少的。我父母也即将六十了，从体力与年龄来说他们都不能养活自己了，然而赋税却是要交的。每每想起这样的故乡我就会辛酸以至于流泪。
我曾经从老家岳阳坐火车到昆明，然后从昆明坐汽车到拉萨。一路上见了好多比我家乡更穷的地方，那里的荒凉与贫穷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中国农村还有大把比我家乡更穷的地方。有时我时常怨恨我家乡地方政府和领导，私下里认为如果镇长县长让我来做家乡就不会那么穷，但是真的如果让我做了又能如何呢，我能让故乡那贫瘠的土地生出黄金来吗？我是不能的，所以我背进离乡拥向了城里。贫穷是农村人拥向城里最根本的原因。
农村人进了城能象城里人一样生活吗？也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居住环境，受教育的程度，还是社会背景与原本的生活习俗，他们都无法与城里人比。他们与那些住高楼大厦，住别墅的人在生活上有着天壤的差别。城里的富裕与文明会引起他们想象城里人一样生活，渴求逾越横在眼前那无形的鸿沟。这种逾越是痛苦的，就像鲤鱼跳龙门跳过去了是龙，跳不过去还是鱼，甚至连鱼都不是，退一步就会贻害到其它群体。因为他们毕竟还要生存，在农村也许还有一口饭吃，而到了城里就必须花钱，花大把的钱，为了钱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铤而走险。
另外一个城市之所以出现了城中村那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中村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城市发展不可预期的必然产物与后遗症。如果曾经的当政者与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者能高瞻远瞩，以一种卓绝的远见站在对历史与城市负责的态度上或许可以减轻这个后遗症，但是不可以完全避免。
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个领导者与城市设计师就算再睿智，目光再长远，可以看到一个城市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的发展，但他无法看到一个城市未来一百年的面貌与永远的前途。也许今天的摩天大楼，花园洋房，别墅山庄就是明天的城中村，同样阻碍着城市的发展。
城中村是一个城市发展所无法避免要走的一段曲折的道路，而改造是一个城市向前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好比一阵阵痛，没有一次又一次的阵痛，没有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就没有一个城市的更新与发展。
同样城中村就像一个海洋，村里所住的各种各样的人就好比海底各种各样的生物。海洋之所以成为海洋不仅在于它宽阔的水域还在于它蕴藏了丰富多样的生物，如果没有这些生物海洋将不再神秘，也不会真正美丽。所以世上没有哪个人想去灭绝海底的某一种生物，就算它是有害的，如果濒临灭绝科学家就会想办法保护它。城中村再脏乱，里面的人再坏我们也不能去消灭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只能消除贫穷，消除城中村，消除城乡差距。城中村的脏乱阻碍一个城市进一步的发展，贫困的农村阻碍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延缓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当我们另眼看城中村那些外来人口，腹诽他们毫无素质时我们还不如以一种宽容的胸怀去关注他们，接纳和引导他们。
红丝带印上邮票，联合国为了预防艾滋病一次又一次开会商榷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人类我们自身的幸福。正如我在故事的最后，当出走的苏雪丽带着伤病回来，刘天勇明知她是艾滋病携带者时还毫不犹豫地接纳她。当然他的接纳是带有一定忏悔与愧疚的，但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法消除与隔离社会那些弱势群体，相反我们必须关注他。关注社会那些弱势群体原本就是关注我们的社会，关注我们自身的幸福。让每个人都有房住，每人都能吃好穿好；让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所有的人都不再流泪，都能享有充分平等的人权，享受文明进步的社会福祉，这是文明进步的最终目的。
邂逅
金黄色的夕阳穿过钢筋混泥土的森林斜照在车站的墙上，车站那肮脏的旧墙因此变得更加明亮，墙上的各种张贴与斑痕也显得特别刺目，很不和谐地凝固在城市的角落像一个个毒瘤。没有人能把它们清除掉，这根本不可能清除掉，人来人往，旧的祛了，新的又来了，人们习惯叫它们城市牛皮癣。幸好这些牛皮癣还不能掩盖这城市的繁华与美丽，就像阴暗潮湿不能取代太阳的光辉一样。
傍晚的阳光有点柔和，不像南方四月的太阳。半醉半醒的刘天勇高一脚低一脚晃近车站售票窗，含混不清地说：“买一张到深圳。”顺手把一张伍拾元的钞票从小小的窗口递进去。几秒钟时间售票员就把钱甩出来不屑地说：“你这是假钱。”
“假钱？”刘天勇满头雾水拾回售票员甩出来的钱，酒虽然没有全醒，但脑子还能转动，他飞速想着这假钱的来源。他想起来了，这假钱是他走出华侨酒店在街边小店买烟时找的。
“狗日的，”他低头看了看，确实是一张假钱，他一下将它撕成粉碎随手扔在地上，刚要重新拿钱去买票时手却被谁紧紧地拽住。他抬头发现是卫生巡查的，红红的袖章让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巡查员撕了一张小小的罚单要他交五元钱，他气不过掏出拾元钱递给她说：“不用找了，”当着他的面示威性地吐了一口口水在地上。巡查员火了，大声喝斥，并一连撕了四张单给他，他不给，她抓住他不放。一会儿车站的保安也来了，许多的看客都说他没素质，无数双愤怒的眼睛让他感到如芒在背，只好灰溜溜地拿出贰拾元钱交罚款。
拿到车票已是下午六点了，天还没有全黑，街头的霓虹早早地把城市装点得五彩斑澜。他感到尿急，想去上个厕所，刚跑两步发车的铃声就响了，他无奈地摇摇头回身吃力地爬上车。
与他并排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白皙的皮肤就像黑暗中的灯塔照亮了他迷茫的双眼。他有点谄媚地向女孩微笑，女孩礼貌地向他点头。他故作高深地用手拍了一下座位才坐下来，把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在大腿上，所谓行李其实是一个胶袋装了几本杂志。
拍着装杂志的胶袋他感到了一种成功的喜悦，尽管他还没有成功，但他觉得成功指日可待。这次来广州是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的，虽然请他参加笔会的只是随着南方打工大潮兴起的一本打工杂志，但那是南方千百万打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多少漂泊者靠着这打工杂志而改变了命运。他也想藉这一跳板来改变自己生命轨迹，工作之余他疯狂地阅览各种书报，发疯地写稿投稿。最初他所写的任何东西都石沉大海，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一年他在南方十几家打工杂志发表文章，在打工群体中搏得小小名气。
遐想时，车子一个急转弯，将他甩离了座位，身体不由自主侧倒在她身上。他讪笑着向女孩道谦，她善解人意地笑了笑。她的笑很和善，非常灿烂。他呆了呆，旋即问她到哪里，她说去宝安。
他坐直身子说：“我到福田，有缘同路，做个朋友好吗？”
女孩优雅地笑了笑，“相识已经是朋友了。”
“那是，那是！”他忘情地把脸转向她。
“你喝了很多酒？”边说边用手在鼻子晃了晃。
“喝了一点，”他有点不好意思把脸侧回来，目光正对着车前方。说到酒他突然觉得尿憋得紧，情不自禁地抬头想叫司机停一下车却又不好开口。
长途大巴风驰电掣地奔跑在高速公路上，窗外朦胧的珠三角大地长了腿一样向后飞奔。一座座灯火通明的厂房被谁用力抛垃圾一样毫不客气地甩在后面。直达大巴只有到站才会停车，他憋得非常难受，再次打量了一下车里人，发现后面两排座位全空着。
他坐好回头发现女孩正注视着自己，眼神怪怪的。他感到很不自然，脸不由得热了，看来亏心事还是不能做，正所谓神目如电，就算举头三尺没有神明但人要自欺并不容易。他装着很轻松地笑了笑问她，“能知道你芳名吗？”
她收回自己的目光自然地说：“我叫苏雪丽。”
他聊侃道：“古城苏州美丽的雪花，你是不是来自苏州？”
“你真会说话，我是江西的。”说完快乐地笑。
“你具有苏州的秀丽，雪花的冰莹，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刘天勇，”说着掏出自己的名片有点厚颜无耻地递给她，“这是我的名片，有空给我电话。”
她接过名片看了看，有点兴奋地念道：“刘天勇，自由撰稿人，打工作家，你就是刘天勇？“她激动的声音惹得车上没睡着的乘客都回头看她，她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嘴向他做了个可爱的鬼脸。
“她看过我的东西，”望着她的表情他脑中电光火石般地闪过这个念头，于是有点自鸣得意地说：“你听说过我？”
“看过几本杂志，上面好象有你的名字。”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钦佩的神色让他感到满足，高兴得连忙拿出几本杂志送给她，“你喜欢书，这几本杂志就给你看吧。”
她受宠若惊，双手捧着杂志问：“上面有你写的文章吗？”
“有的，我今天到广州参加一个笔会，这些杂志都是他们送给我的。”
她由衷地赞美说：“你真行！”
“你喜爱文学吗？”
她点点头，“刘老师，认识你真好。”
“不要这样说，相识是缘既然大家是朋友，又都有这个爱好，以后互相交流学习。”
“那就请你多指教，刘老师，”说完顽皮地笑了笑。
她神情中那种对文学的痴迷触到内心深处的辛酸。曾几何时他也把文学想象得非常崇高，圣洁，为了叩开她的大门他以一种谄媚的姿态去拜访活跃在这圈子里的所谓名人。当他表现得越谦恭那些人越以一种教父般的姿态高高在上教诲他，嘲讽他，当他是一个幼稚的可怜虫。她天真的表情让他感到心痛，感到累，在心里不屑道，文学这婊子。
他很想同她多说一会话，多看一眼清纯善良的她，但他实在有点支持不住，只好同她道了声乏把头靠在椅背上睡觉。她不再打扰他，展开杂志就着车上昏暗的灯光寻找他的名字。车子在平稳中前行，书本在她手上晃上跳下，那一个个透着油墨馨香的字如一些灵活顽皮的小蚂蚁，弄得她的眼睛好酸，好酸。
她在宝安西乡一家电子厂做采购员，算是白领，并不要通过文学改变什么。不过她喜欢看书，书使她的生活变得充实，心灵更秀慧，文学那高贵的诱惑使她不由自主地向她跋涉。有时她也用公司电脑打一些东西寄出去，不过从没有发表过。
大巴继续在黑暗与光明交替中飞驰，车载电视里正播放港产片，那打打杀的场面让车上大部分人昏昏欲睡，少数几个人看得津津有味。她想看一会儿杂志，但车上的光线太暗，只好把书收起来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朦胧中她睡着了。
乘务员叫醒她时车已到了宝安西乡，刘天勇也醒了。她收拾好东西向他道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车子马上就要进关了，过了南头关就是深圳，深圳！他做梦都想生根发芽的地方。
待续
作者简介
胡正根，1973年生于湖南平江冬桃山。业余从事写作，写作是一种心灵的释放，是对生活的体察。人生，很多时候付出是没有回报的，但活着仍须努力，因为只有努力才能给生活增添色彩，将有限的生命轨迹拉长。
老板丨婉清扬
老板娘丨夕夏
管家丨六郎
店小二丨安默 /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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