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的
精神成长史
——王秀云小说《我们的围栏》
阅读批评兼自析
作者：左马右各
编辑：老板娘 排版：兮兮
一部文学史说成是人类精神记忆的历史也不为过。其实已经有人这样说过。此刻我不过是充充样子，像是很有必要地再这样说一次。这样的话，权当是一片云彩，在没人仰望的天空飘过。
布罗茨基曾不无真诚地告诫过他的学生：“千万别把自己当受害者看。”他自己也在这样做，只字不提有关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遭际。在《小于一》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把有关成长的记忆叙述成库切所说的“麻木无聊”，但又是那么精彩。这就是作家所能记忆的精神成长史。最近我读了一个小说，很认真地读了一个小说《我们的围栏》（首发《滇池》2016年第8期，《小说选刊》2016年第9期选载），我认为这个小说关涉到了人的精神成长史问题。但它给我的感觉是：像个失败的例证。
初读这个故事感到有些混乱。最直接地感触来自ABCD和abcd这些大小英文字母在文本章节上的混搭应用，这让我产生一种阅读发生错位或是迷失的恍惚感。等我分清了大写的ABCD是现在时（现实）的叙事文本，小写的abcd是过去时（记忆）的叙述文本之后，才像走出迷宫那样松了一口气（这种结构性技巧的东西给我的感觉是，不过如此）。但那一刻，我还有过一个严肃的想法，作家都是些善于建造叙事迷宫的人。只不过使用的材料不是砖瓦水泥，而是语言罢了。作家王秀云就用语言这种材质编织了一个故事《我们的围栏》。
那就站身之外来看看这个故事。
“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也就是“我”现身文本时有着母亲、妻子的双重身份，不仅擅长与“文倒”（文玩贩子）讨价还价，还像是做得一手好饭菜，家庭生活也淹没在有如众生一般的平庸安静中。但女儿的一个危险举动却在瞬间就把这种平庸安静击碎。这个叫“小三婴”的女孩子要去干一件大事，拆除安装在小镇生活（或许还能说成是安装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的“围栏”。“小三婴”也就是“我”的女儿，此话一出，即刻吓住了“我”和丈夫“开尔”（奇怪的拆字游戏带来的昵称，“邢”姓分家的产物。他实名邢路，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寓意圈套中的姓名）。故事由此进入现实叙述（如何阻止女儿去冒险）与记忆叙述（回忆“我”和丈夫在一个尚有激情的时代所做的冒险经历）——的交叉进行中。原来“围栏”像那些古老的传说一样在小镇存在由来已久。“我”就试图去拆过围栏，但经历了想象围栏、寻找围栏这样一个过程后，由一个像“小三婴”似的萌生过反叛意念的“革命”女孩，被时间和岁月雕琢成小说文本中的母亲、妻子，在“被一种巨大的挫败感羞辱着”的想象中，面对无力改变的生活，怀着一种时代原罪感“羞辱”地活着。
小说故事大意如此。概述一个小说故事对我来说不亚于是一件要命的差事。因为我不可能像小说作者那样有一双织工的手，把故事经纬编织的紧凑、精巧、有趣，又像一件精致的织品般品相出众、花色交叠又不失弹性（据说写小说是一件不无艰难又不太靠谱的事情）。
如果这个小说就是一件精致的织品，也就罢了。但它（这个文本）给我带来了迥异于其他文本的理解。它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成是有关人的精神成长史的思考亦可。一个人对这样的属于生命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精神成长过程又能记忆多少？而记忆多少是否关乎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若再从单独的生命个体扩展到一个生命族群呢？我愿意有这样一个视角。平庸生活淹没的是人的日常、芜杂、琐碎，但磨砺的却是人的精神。
小说中的“我”，正是由一个拆围栏的经由者——回到沉默——再被女儿的冒险行为唤醒——决定与女儿一起同行“再出发”——但最终又在女儿的无由放弃中释然。拆围栏对于“我”曾像一种伟大的事业，情愿为之付出青春、激情、热血，甚至生命；但在女儿三婴这里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拣用或丢弃的竞选“筹码”，而已。原本还有的代际对抗、冲突，被一个什么都在变“小”的时代——它伸出的无形之手轻易消解了。我们的生活云淡风轻。
真是这样吗？但不这样又能怎样？问和被问的短暂交集过后，一切又复归于沉默。这个时代真的在变轻吗？“小三婴”的一个起念“拆围栏”，就像围棋对弈过程中的一个“无忧劫”，兴致所至，她顺手放出来了。让接招的母亲“我”在时代和社会（还有记忆）这个棋局经历一阵莫名的紧张和混乱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女儿像随意游戏一番又回到恬适的梦境内。其实“我”虽然对女儿的反叛行为充满担心，并善意地提醒女儿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围栏”，但在内心还是对女儿的行为是怀有期待的。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一种精神承继的愿念渴盼。但女儿的叛逆行为最终却未发生。而莫名经历一次类似精神唤醒行动的“我”，事后，也只不过是想把早已睡不惯的一个古董红木硬床换成一个新潮舒适的真皮睡床而已，且很快就和丈夫达成一致地默契。理想不仅可以让人有入圣的想象，它还可以让人回到平庸。这像似很滑稽的一件事情。但它就这样完成了。在写作中合理地完成了。
这让人不得不佩服作家——这个职业——可蓄意颠错生活的技术性劳动。
在我心生羡慕之际，突然在大脑中冒出一句这样的话：文本是在被撕碎中获得重建的。这是闪念的结果。它若是个观点的话，批评家会乐意接受。作家不会这样想。《我们的围栏》这个作品，提供给我的能够感觉和认知到的事物也在告诉我，作家在很努力地想做一件事——把心中的故事之树成功地搬出来，让它到阳光充裕、土地肥沃、空气干净的环境里生长。但这个过程，却未必会顺遂心愿。有时还要作家承担于写作中自觉不自觉过分暴露“自我”的风险。这样作家的劳动又回到庸常中去了。
作家笔下的人物却留在文本中不肯回头。
我就又与故事中的“我”在阅读中持续遇见，也在阅读中持续对峙。在一个价值观念不断被摧毁、蹂躏又缺失耐心进行建设的时代，这种行为是会被看轻的。但我还是坚定地走向了小说文本和文本中的“我”。我想看清点什么。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愿望。我越是想看清那个“我”，那个“我”就极力闪展腾挪，试图躲避我的目光。就在这样的反复中，我找到了始终看不清也看不清楚那个“我”的真面目的原由。小说文本中的“我”，竟没有名字。一个无名的“我”，在故事中“我”来“我”去。这个“我”为何不被赋予一个符号戳记，而只是在那里“我”呢？鬼才知道。我先暂时把这个“我”，定成她，以便叙述。她在故事中拥有母亲、妻子、女友、同学还有短暂的“拆围栏”运动领袖这样的身份标签，若是再可追溯一下，她，也曾是女儿。至于那个可能是她的网名“脑残”身份，可以忽略不计。看出了小说中“我”的破绽，就接二连三地看出来其他人物的破绽。在小说中与“我”有关的一干人物，都没有一个五官面目的描写。这像人偶。若不是他们或她们有一个名字，那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区分一下性别，这些人物就简单到只有男女标签了。我想王秀云这个作家不是不会给她的人物画脸、画眼睛、画眉毛、画鼻子、画耳朵的作家，我相信她不仅能画好一张脸上的所有部件，还能传神地给出这些脸面的动作、表情、内心。我甚至相信她能捕捉住任何一个人物哪怕是眉梢临风一动的玄机。若不是这样，她就不该当一个作家。
但这个小说中的一干人物都没有脸面。我在怀疑，她——也就是作家是在故意抹去他们的脸面。她不仅抹去了人物的脸面（她只吝啬地给了他们思想和行动，以及与思想和行动有关的语言），干脆“坏事”做绝，把一干人物生活的场景——那个近似在虚拟中存在过的时代的脸面也给抹去了（这个时代的“脸面”景深很深）。要不是有着一个小说文本其他的基本要求，我怀疑她还会继续下黑手。她似乎有抹掉一切的野心。让整个世界都像一个空白文本一般虚无。
还好，作为作家的她还有着一点佛心。说到佛心，顺带说一嘴，这个小说还真让我读出来点虚渺的佛气。这种佛气，使小说文本沾染了一种难以界定优劣的皈依感。
小说文本中的“我”，显然没有布罗茨基的大度：“千万别把自己当受害者看。”这个“我”挣扎在“把自己当受害者看”的阴影里。短时间内，她还无法脱身。在这个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内，不会回避记忆的黑暗之地。反而要不断呈现它。甚至想在一再忆起的过程中加强——试图让它躲过被遗忘的尴尬。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区别。在每个作家那里都会有不同的精神成长史轨迹。这种轨迹出现在作品里，就让写作变得丰富而诡异。
《我们的围栏》这个小说并不是一个经典文本。但它却是能够让我的批评文字生出翅膀进而飞翔的文本。这样，我会心怀虔敬地向作家表达敬意。
无可置疑的是，这个文本所具有的现代意蕴是丰厚的。一个文本的现代性是如何体现的，而现代性是不是衡量文本价值的尺度，这些都是存疑的。我本不想扯出这个话题，但却绕不过它。这个话题本身一个乱麻话题（也可能是乱码话题），它的语意模糊、指向油滑、骑墙派头和时髦色彩都在被我警惕或刻意躲避。我不想沾染。但它又无时不在以一种有锐度的存在来提醒我，一个优秀的文本必然包含着其不可匮乏的现代性因素，那些在一个时代本质存在又有承继源流且还可继续延伸的东西。《我们的围栏》是一个和我的警惕站在一起的作品。
在这个小说中，还有几个地方撬动我的思维。在小写的e和f两个章节，写“我”和同学们走上街头轰轰烈烈地去“拆围栏”，恰在这时，无孔不入的商业行为（金钱）介入“拆围栏”运动，这种经济关联关系一旦建立，人性中的利欲弱点就暴露无遗。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霍英，“我”的发小、闺蜜兼运动伙伴，“拆围栏”运动的领袖之一，伙同另一个男性运动头领卷款（商家赞助款）逃逸。这辛辣一笔既体现作家的社会洞察力，又不无嘲讽意味。它在告诉人们，金钱这个万能“宝贝”毫无疑问地具有腐蚀一切的能量。而“我”的另一个重要伙伴刘畅，亦为发小、闺蜜，也在“拆围栏”运动出现危机后，万念俱灰，削发为尼出家了，其他伙伴皆作鸟兽散。这对“我”无疑又是重创。而在g这个章节，有“我”的一段挥舞指甲砍开一条困顿之路（也可称时空隔限），从而突围，重回家庭的描写。可以说“指甲”这一意象的成功使用和确立，像这一大段叙述一样，非常饱满精彩。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我”全程参与的“拆围栏”运动，无疑为这一名言又做了一次生动注脚。
写到这里，对这个文本想说的话，已基本说完了。也许，我的能力也仅够如此表达。
其实之前，我对这篇文章已经写好一个开头。按照这个开头发展下去，会是另一篇文章。但我发现，那是一个会让我产生偏离文本的想法。我放弃了它。但等到这篇文字快完成时，我意外发现它似乎又是对的。那个开头是这样写道：
“这个小说看完后我有点迷茫。也可说不知所措。也就是在这种不知所措中我感到内心秘密涌动的惊异、不安还有兴奋。
“我遇到有话想说的文本时，一种情况是被刺激，被动起意想写点什么；再一种情况就是，看到了文本中有触动内心的隐秘感觉，它很微弱，却闪烁着诱引我去探寻的好奇。这是动力。
“在我看来，好的批评文字未必是来自对经典文本或经典作家的拆分和析解。优秀的批评者总是在那些看似并不出众的文本中能够找到有话可说的地方，而不是在那里自话自说，或是做谄媚之事。一个理论基点对应的是无数散置的文本要素，如何筛选找到适恰表达的东西，切入、展开，然后收紧，这就考验一个人的文本判断力和赏析能力。我只是说我能够遇到的文本。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朋友、熟人或是喜欢的人（作家）。但我是警觉的。适度地警觉让我不会逾越一个边界：它在那里。那是让我心跳平稳、内心安静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文本——我说了该说的话、能说清的话、对得起文学这个还有点神圣意味的事物的话。”这该是一种精神追索。
虽然在这个时代奢谈精神追索的问题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并不失望。因为在我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众多优秀的文本——是他们也正是它们在构成我的精神成长史。
作者简介
左马右各，原名骆同彦。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集《透穿岁月的温暖和感动》。2014年初尝试小说写作。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化》《湖南文学》《山东文学》《飞天》《阳光》《中国散文》《散文百家》《文艺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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