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程乃珊)乐文照(1896—1979),我国西医界泰斗、著名内科专家,也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行医和教学生涯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
哈佛学成归来
乐文照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商人之家,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又赶上西风渐入的时期,虽然家道传统,但从小被送入西式学堂接受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再加刻苦用功,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名列前茅。在上海南洋中学读高中时,因成绩优异,从高一直接跳到高三,并获得全校最高奖赏。
1913年,17岁的乐文照高中毕业,年轻的心向往走出备受呵护却又束缚重重的家庭,所以他特地选了北京大学专攻地质学。青春狂热过后,他发现自己对医学的爱好更甚于地质。一年后他回到上海,考进由洛克菲勒基金团主办的上海哈佛医学院。该学院的课程均照美国哈佛学院的课程运行,全部用英文讲授,淘汰率极高,一年后同班几乎有一半学生被筛掉了。
1916年洛氏基金团因故停止对该学院资助,哈佛医学院决定结束上海分院,将学校开到北京,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哈佛医学院停办了,但仍在每一年级中筛选一位成绩优良的学生,资助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乐文照因成绩优良,与另外6名同学一起被派往哈佛,享受奖学金待遇。后来,这7位哈佛医学博士全部学成归来,成为上海近代医学界泰斗级人物。
在欧美,需先读完一个学位才可攻读医科,即凡读医科必先有研究生资格才能报考。乐文照进哈佛大学一年后因成绩超优,被批准直升哈佛医学院二年级。在哈佛就学期间,因洛氏基金只提供学费和膳宿,乐文照就在课余做电话生赚取生活费。1920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婉拒了美国圣路易彭氏医院的聘请,执意于1921年夏季回国,受聘于北京协和医院任内科驻院医师,不久又升为协和驻院总医师。
当时中国黑热病肆虐华北地区,乐文照率先推广用脾穿刺法确定诊断。此诊断法后在医学上广为引用,称为“乐氏操作法”。1922年,乐文照回到上海,自己设立诊所开业行医,并在上海时疫医院(传染病医院)任兼职医师。因医术高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聘请他任教生化学和细胞组织学。
作为哈佛医科专才,乐文照完全可以轻轻松松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将所学之才为平民服务。回上海不久,河南开封一带霍乱流行,乐文照自愿向军队报名深入疫区。旧中国穷困偏远地区医疗条件很差,设备简陋,临时搭建的卫生站内满地都是病人排泄物和呕吐物,苍蝇成群,极易被传染。乐文照满怀救死扶伤之心深入现场救治病人。那时抗生素尚未发明,霍乱无特效药,病人因脱水,死亡率极高。乐文照自制生理盐水为病人静脉注射补液,救活大批患者,此后这一方法广为应用。
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院
当时中国大多数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办的,身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的乐文照尽管已有高薪厚禄,但仍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落后耿耿于怀,他渴望有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较为完善的国立医学院。
1927年乐文照辞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之职,积极筹备创办医学院之事。他的建议得到牛惠生(宋庆龄的表亲家)、俞凤宾、谢应瑞、宋悟生(中国银行总裁宋汉章的侄子)四位当时海上名医的支持,由乐文照执笔,于1927年夏呈文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在上海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国立医学院。
说来也巧,当时中央大学正在酝酿增设院校,因一直物色不到既有专才又能吃苦的理想人选。正好乐文照一行上呈办医学院,江苏省教育厅就批准在上海设立国立医学院,初时命名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院址选在吴淞镇原中央政治学校校舍。30岁的乐文照应聘出任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院院长。
医学院诞生之初只有两个班、8位教师,都是沪上赫赫有名的医药专才,如内科专家高镜朗,还有任廷桂、蔡翘、谷镜研等。1928年秋颜福庆来沪上任,乐文照任副院长,并兼内科教授。俩人合作默契,成一世莫逆之交。颜福庆从事行政方面工作,主要着力医院基建筹款,乐文照主持采购医疗仪器。俩人勤俭办院,为医院积累下大笔资金,到1936年已可将校舍扩建并建立自己的附属医院中山医院。
不久,医学院再聘请各路专才任教,师资队伍可谓集海上西医翘楚,很快声名在外,成为不少莘莘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批优秀医学人才。
按世界医科大学惯例,三年级生必需接触临床各科,以课本与实践相结合。因此,拥有一所附属医院是相当必需的。经颜福庆与中国红十字会商量,同意由中央医学院接办该会在海格路的总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以此作为医学院的临床实习主要基地,乐文照亲任该院内科主任。
为潜心发展医学院,乐文照率先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全心投入医学院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大家纷纷放弃私人开业,专心从事教学。医学院学生也崇尚埋头业务,不追逐名利的良好学风。
用生命保护医院
1937年,“八·一三”战火爆发,医学院开始面临财政困境。1938年,颜福庆首先被调到重庆出任卫生署署长。于是,上医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乐文照身上。
战争时期,医学院经济来源贫乏,因院方发的工资太低,许多教师为生计所迫都辞职了。乐文照一人要顶数职,按他的业务和名气,完全可以辞职自行开业,但他仍坚守在医学院,他舍不得离开这个自己一手抚养大的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医学院。
整个上海沦陷期间,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是上海唯一一家既未被日方接管,又无敌伪派驻的大医院。铁蹄下的生活艰难又充满危险,医院收治的病人中常有地下抗日人士,日伪警察局三令五申上海各医院,但凡有枪伤、刀伤或其他外伤来院就诊,必须立刻报告警察局。但院方每每遇到此类病人,总是佯装不知,严格按治疗常规对症医治。在院长们的默许的鼓励下,员工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尽一份力量。当时有两位上医毕业生,外科吴之理和小儿科章铁芬,都是在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加入了新四军。1940年,他们从老区秘密回到上海医学院进修,乐文照主持的红十字会医院就聘请他们为驻院医生,并经常帮助他们为新四军购买药品。有一次,医院来了个病人,敌伪派人暗示乐文照要将这个病人治死。乐文照听了勃然大怒,当面斥责:“医生的职责就是将病人医好,没有听说过要将病人治死,这是丧尽天良。”直到解放初,于伶亲自登门向乐文照表示感谢,乐文照才知这位病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乐文照反复教导他的学生,在医院只有医生和病人两种身份。哪怕是罪犯,有病也要尽力医治,挽救他的生命,罪犯的罪行自有司法部门来判定。他主张医患关系一定要简化为只有医生和病人。如果要想到他是某人的上司或亲属,将关系复杂化,十分不利医生下诊断和制定最合理的治疗方案。
1943年,日海军部派人来到红十字会医院,强要医院的镭锭。镭锭是癌症的克星,当时上海只有两所医院有镭锭:一是镭锭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还有一所就是红十字会医院。
当时日海军为潜水艇军事需要,强要索取上海医院用以治疗的镭锭。之前他们已去过上海镭锭医院,院长汤于瀚因拒不交出镭锭而被捕,被上刑受尽折磨。此番日寇又到红十字会医院威逼,乐文照对副院长王霖生说无论如何不能交出镭锭,哪怕将他抓进大牢也不能给。日寇遭到拒绝,当然不肯罢休,转而以金钱引诱,愿以美金高价购买。乐文照坚持这是救命之用,医院不能一天无此物。日寇恼羞成怒,扬言要医院慎重考虑,否则后果自负。乐文照说:“大不了一条命没有。”他是铁了心不妥协。幸好大约因该院已在汪伪政府登了记,日本人没再来找麻烦。
战争时期,乐文照与他的同事们都是貌似斯文孱弱的书生,却用生命保护着自己的医院,让红十字医院成为上海唯一未被日寇占领的大医院,一应财产资金也未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沦陷期间,上医坚持教学育人,让莘莘学子仍有书可读,为社会造就了许多医学专才。
创建读书会和病例讨论会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卫生局官员专程上门聘请乐文照出任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但他婉拒院长之职,宁可做内科主任,专心业务,直到1979年去世。
乐文照甫就职,就先着手对内科进行整顿,从最基本也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抓起,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严谨的规章制度。乐文照工作作风极严谨,发现不妥当场“现开销”。因为他本身极具权威性,且自己身体力行,故而下属也心服口服。多年后,当年的年轻医师已成上海医界精英,如1952年毕业的圣约翰末代医科生巫协宁,还有颜和昌、胡远峰等,他们都十分留恋当年在乐文照手把手教诲下的岁月。
当时乐文照的职务是内科主任,但他认为医与疗是分不开的,因此他同时花相当精力在看似与内科血库毫不相干的化验室、营养室甚至图书馆的管理上。他对医务人员不断敲警钟:要凭良心做事,切不可从中谋私利。
享誉一时的市一医院读书会也是乐文照创建的。针对一般医师容易满足于临床诊断和处理,忽略基础理论知识的进修提高,乐文照在第一人民医院创办读书会及病例讨论会。每周读书会预先指定题目,他均亲临指导。很快,第一人民医院的读书会声名在外,早已超出本院范围,约有25个兄弟医院单位参加,每次人数达160人左右,在上海颇有影响,前后持续有10多年。
“文革”中,乐文照被迫身居斗室,家中连书桌都没有,他伏在一张骨牌凳上仍勤奋著书立说,奋笔书写他的《水、电解质平衡与临床》。早在30年代他就专注于这个课题。他集20多年医学院教学经验和临床经验,发现不少病人并非死于原发性疾病,而是水、电解质紊乱。就这样,他在一张28×39公分的方凳上,写掉60多本普通中学生练习本,密密麻麻的共有40多万字,全部用英文写成。直到1985年,《水、电解质平衡与临床》终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涉及此基本理论的专业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