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莫洪军纪实文学《拉开大幕》
大幕拉开,
人生海海
文 | 张美灯
说实话，我是抱着了解贵州演出市场的心态去阅读此书的，但刚读到《送戏下乡》一文，就明显感觉到我应该是“搞错了” 。
——题记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为写稿而采访过一些前辈，他们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各种逸闻趣事，听得我捧腹大笑，但当读了莫洪军《拉开大幕》后，便笑语顿失，不由一种莫名的悲怆与恐慌袭上心头。这演艺圈里的故事怎是一个“笑”字了得！
《拉开大幕》分别由《艺苑履痕》《艺苑物语》《聚光灯外》《大幕拉开》以及《附录》五个篇章组成，作品通过个人从事演艺事业的经历，表现了社会发展进步和矛盾的一个侧面，是演艺圈这一特珠行业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沧桑曲折和改革发展的变迁史，凸显了深层的社会意义和人生意义。
别林斯基直截了当地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复制”。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学创作似乎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作品是在为读者展现作者眼中的或通过提炼的艺术化的世界，即作者内心的情感和思想。莫洪军的《一本小词典》中的“词典”，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词典了，而是一段近乎“恐惧的回忆”——也是作者眼中的“世界”。那是切实发生过的事儿，真真儿的教人心疼，所以，作者“回忆”起来是压抑的、沉重的。但，“词典”显然也是一种渴望，对知识的、也是对文学的渴望。
《白边篮网鞋》也是一个“世界”， 是努力过后的喜悦，更是遗憾错过的惋惜，还是奇妙的“人生经历的一隅”。最有阅读愉悦感的是“捡煤渣挣工钱”的那段叙述，我在阅读的时候，甚至忘记了作者儿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以及毫无意识地忽略了他最后也没能登台的那种失落，直呼“妙趣横生”。
古希腊先哲说，了解自己最难。我认为，写自己也很难。写作是要忠于内心的。作为一个优秀的作者，对自己笔下的文字也应该是开诚布公的。
《白边蓝网鞋》中的姨爹，《一本小词典》中的养母，《送戏下乡》的村民，《废墟上的“大篷车”》中的河南艺人，《运作艺术市场的人》中的河南骗子，《张海迪之歌》中的观众，《票一把崔健演唱会》中的杜志坚，《风筝节来了俄罗斯水兵》中的刘柯，《掀起雨中的盖头来》中的盛洁，《我也成了“九头鸟”》中的龚玮，《被套牢的三都人》中的杨秘书，《“流产”的张惠妹个唱》中的杨眉等，文中描写的人物令人记忆深刻，有些甚至都只是几句简单的“白描”，如“姨爹”，“又过了一天，我好多了，去给姨爹道歉。他骂了我，说我鬼心眼多，他就喜欢碎小的煤子，说等着烧，让我给他挑过去。”就这几句，立马把姨爹那种爱护后辈的好心肠凸显出来了。又如“村民”，竟然专门为下乡演出的剧团举办座谈会，除了赞美剧团送戏到农村，还送“锦旗、感谢信、笔记本和毛巾等”，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说的话，“剧团能下到农村，是党想得到我们黄泥巴脚杆，饱了我们的眼福，也改变了农村的风气……给我们带来了吉祥欢乐”。其中，杨眉这个人物的笔墨算是最多的。
作者明明写的是“自己”，像回忆往事一样，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告诉读者。可我作为“朋友”，记住的却是笔下的另外一些人。如果说生活就是人情人事的话，那么写作就是对这些人情人事作再认识的过程。
如果把读书比作喝酒，真正教我回味的“人物形象”却是《大幕拉开》篇章中某领导和体制改革大潮中的演员们。在几乎不着笔墨的散文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仿佛就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可以说，荒谬得像虚构一样精彩。在《<魔笛>吹起来》“《魔笛》受挫”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我和办公室主任赶到金阳，进了宽敞的市委群众文化中心，在接待室看见单位二十多位同志，其中有我信任的中层干部，有我平时很关心的职工，有聘用的青年演员，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还有被我们辞退的临聘人员。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有预谋的对抗。我们坐下后，他们横眉冷对，个个趾高气扬，有人叫我和办公室主任滚出去，嚷着要见局里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短短的几句话，让我着魔一般想象那些“演员”的表情，那个时候的他们是在表演自己，还是在扮演某个角色，而我更相信两者有之。
人之所以离不开环境，只因环境是由众生共建的。以友为敌，人人是敌，以爱为邻，兼爱众生。作者写的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描绘出的却是环境中的众生。
作者把生活中的小点滴与大是非、善良与丑恶、好与坏，通过文字如实地记录下来，展示给我们看，他眼中的是非便是我们所倡导的是非；他笔下的丑恶也是我们摒弃的丑恶；他胸中的“郁积”和“不平”，也与我们的“郁积”和“不平”形成了共鸣和共情。
如果读一本书，可以看见文字背后的作者，那便是极好的阅读体验。而一个作者，其作品如果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读者，可能会比较有挫败感吧。从《艺苑履痕》到《大幕拉开》，我像看电影一样，宛如见到了作者的成长与挫折、曲折与成就，他得到帮助，我赞美好人之善行；他上当受骗，我抵制不道德甚至不法行为；他受排挤，甚至不被理解，我为之扼腕叹息……特别是当“大幕拉开”，人世中的众生相原形毕露，我又难掩内心的愤懑。他从容写就，我倾心相交。
作者的成长经历与长期磨砺造就了他非凡的人生：为了登上舞台，为了一双白边篮网鞋，历经马蜂蜇、大狗咬也要争取，于是就有了感人至深的《白边篮网鞋》；作为基层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写作时，愣是从查字典开始，于是就有了那篇教人五味杂陈的《一本小词典》。他从基层职员到行业高管，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幕拉开”以后，遭诬陷、受排挤乃至无情打压，反而越挫越勇，即便冷暖自知，也依旧如斗士般挺立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深谙业界之利害，在“创业”之初，竟然连剧本也一手包办了，于是就有了值得贵州同行都为之骄傲的“黔版”儿童剧《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在口碑和票房上的双赢，绝对是载入贵州乃至全国史册的经典案例。
《拉开大幕》的文本风格——作者始终是平视的、平和的，为了保持这种平视和平和，由文字构成的文学文本几乎没有使用过多的修辞，也不攻于文学技巧，因而显得那么朴拙，像极了邻家大哥，言语中满是谦逊的“蛮力”——就是那种憨厚的干劲儿。自然，不能说这样的文风就不具备文学性。狭义的“文学”是一种艺术门类，但文学性却不是文学的专门属性。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曾说，“狭义的文学是一项现代发明，而文学性却与文字一样古老。”
的确，作者的经历是足够委屈的，读之洒泪。但，人总是被置于时代的洪流之中的，注定平凡平庸的人，早已化作浑浊之流悄然无踪，唯有像作者这样的坚韧者，似乎有种“饮者留其名”的大气和豁达。
《大幕拉开》那些篇目，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字数，应该不低于4万字，而这4万字却向我们展示了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种种艰难与成就——艰难有多难，成就就有多甜——抛开散文叙事的限制，只要抓住了主要人物，找到合适的角度，这些“底稿”就已经是非常精彩的中篇小说了。
或许，是因为作者顾及了事实中的社会关系，所以，才会在写作的时候保持着某种“第三人的冷静”。毕竟不是虚构叙事，自然不能做虚构之笔，连作者的情感都格外克制。他有很多“不平”，亦有很多“难言”，两者极其相近，但又各有不同。不平是暗含了很多的委屈，但作者并非激愤地展示甚至放大那种不平；难言自然是不便于公开，而一旦公开又不得不慎言。两种情感夹杂在一起，难免让我产生“不过瘾”的遗憾。而且，几近克制的客观和冷静，让字里行间暗藏的文学性更难以被发掘。
总之，这是作者40年来从项目运作到项目制作到院团管理到企业运营的实操战略，这是一个个的成功模式和教训堆砌成的一本书，别人不易模仿，更不可能复制，我把它叫做“莫式的贵州模式”吧！我想，这也是这本书从一版到再版，在全国业内引起轰动的原因了。
（作者系贵州省话剧团编剧）
刊发于2020.9.24《劳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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