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历史星空漫游，与熠熠闪耀的群星共舞，不成想，在笑李飞叨的星河，竟意外拾得一块看似黯淡无光的陨石，并燃起了研究它的兴趣。陨石上刻着一张模糊的面孔，依稀能辨，那并非明眸皓齿的嫦娥，而是一位老态龙钟、神色呆滞的老叟。他是谁呢？我想了半天才终于想起，《论持久战》中那几个振聋发聩的大字——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没错，他就是宋襄公。一个饱受争议的君子，抑或是蠢猪。
前638年，“仁义”的大旗在泓水岸边被付之一炬，春秋第二位“霸主”宋襄公也带着野望缓缓走向黄泉，等待他的将是两千多年的诋毁、质疑和同情。在后人看来，在关乎霸主伟业甚至国家存亡的关头，跟最不讲理的南蛮讲究战争古礼，无疑是拙劣的临阵指挥和无厘头的脑回路。后来无数文人墨客表达了同情，却鲜有赞同，更多是不屑和批评。年幼单纯的我也曾深受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直至额头的皱纹变成了山川河流，我才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历史上，从来没有非黑即白的人或事。走出定向思维的桎梏，从多维视角审视，才能获得更为立体、客观的诠释：
一．宋襄之仁与不仁，矛盾人格如何形成？
泓水岸边食古不化的表演，究竟是一时兴起，还是宋襄公的一贯人设呢？让我们从他的光辉事迹中寻找蛛丝马迹吧。
宋襄公，子姓，宋氏， 名兹甫，宋国第二十位君王。
前652年，宋桓公病重，本该接过权杖的兹甫却执意让贤于庶兄目夷，后者则选择了出逃，最终又被弟弟盛情迎回，担任大司马。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左传·僖公八年》
史载兄弟俩“性仁爱”“留贤德”，行“东宫图治”，宋国国力蒸蒸日上，成为春秋第二集团的佼佼者。
再来说说第二件事，也是影响宋襄公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转折点。
前651年，标志齐桓公霸业巅峰的葵丘之盟召开，刚死了爹的宋襄公穿着孝衣跑来了。在这次盛会上，他不光见识了霸主的荣光和体面，还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称霸。或许是他开会不玩手机的认真态度感染了齐桓公，一代霸主毅然将身后事托付给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将公子昭扶上齐候之位。
前646年，一代霸主齐桓公饿死宫墙，齐国随之乱成一锅粥。宋襄公感念齐桓公的知遇之恩，二话不说就组织起一支四国联军（宋、卫、曹、邾）杀往临淄。这次以卵击石的军事行动却出奇的顺利，齐国贵族不满无亏、易牙和竖刁三人的倒行逆施，索性把无亏和竖刁的人头砍了送给联军，并驱逐易牙，迎回前储君公子昭，是为齐孝公。宋襄公一战成名！
第三件事，则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仁义之举：
泓之战后，已如风中残烛的宋襄公正卧床养伤，宋国国都来了一群形同乞丐的客人，那是晋国公子重耳和随从们，或者说是未来的晋文公及治国天团。他们此刻的落魄难以言喻，从齐国跑路后接连发生财物被盗、曹共公偷窥和介之推割肉炖汤事件，一路上遭尽冷眼。然而，同样愁云惨淡的宋国却给了他们最高规格的礼遇。宋襄公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并坚持用诸侯之礼招待这位受宠若惊的落难公子。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於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史记·宋微子世家》
综上，宋襄公在治国、为人和追求方面都可圈可点。他知恩图报、信守承诺、目标坚定、行动果决、胸怀宽广，绝非世人眼中冥顽不灵的草包，相比当了几十年甩手掌柜且不得善终的齐桓公貌似也差不到哪去。而他在泓之战的无脑指挥也并非一时兴起，反而相当匹配他继位十余年来的一贯人设。
持正面观点的人以为，宋襄公在春秋乱世秉行仁义，尽管迂腐，也不失为一春秋“卫道士”，是一个具有仁德品德的君主。《春秋公羊传》就曾评价他在泓之战中的表现：“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吴越春秋》称宋襄之德：“宋襄济河而战，春秋以多其义：功立而名称，军败而德存。”
反方则认为，宋襄之仁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他并非从内心服膺礼制，而是利用“仁义”和礼制粉饰自己的行为，树立自己高尚的形象，从而使诸侯拜服，达成其称霸的目的。与此同时，关于宋襄公表里不一的证据被罗列了出来：会盟时执滕君、杀郐君，为报一己私仇发兵攻郑云云……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无完人，仁义与不仁同时集于一人之身，其实并不矛盾。众口皆碑的晏婴，也有过排挤孔子的小心眼。而提倡仁义的孔子，不也曾在外交场合对一群无辜的伶人大开杀戒吗？还有那位备受世人推崇，海纳百川、礼贤下士的孟尝君，在被讥笑个矮人丑之后，带着门客血腥屠城，其人格同样矛盾纠结到令人咋舌。更何况，政治家的所谓仁义，本来就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乱世之中、朝堂之上，人的本性早就被压抑到了极致，有几个真性情，又有几个真情意呢？
依我所见，无论是道德使然还是政治作秀，无论是赢得尊重还是招致祸患，对于宋襄公“仁义”的表现，应给与肯定。
让位之举，也许并非出于本心，但兄弟和睦，总好过历史上不胜枚举，为争夺王位骨肉相残、兄弟阋墙的残酷过往。仅凭此举，他就有资格青史留名。
至于泓之战中宋襄公的行为，学界有很多解释。主流解释就是：他表现自己对礼制的遵循和霸主的风度。笔者认为，这样的出发点，亦是合情合理。
先说说宋襄公的称霸之心。宋国是公爵国，在一百多个诸侯国中鹤立鸡群，他们的先祖乃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文明奇迹——殷商。这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致使宋国一直有不安分的基因传承。宋襄公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生活非常有仪式感的男人，其骄傲的内心不是陈蔡曹卫那些万年群演能够理解的。就好像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他们自觉从出生起便高人一等，哪怕生活落魄食不果腹，也不会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有人批评宋襄公“好面子”，这倒不冤枉。
宋襄公有一心复兴殷商的念头，故对于曾经灭亡殷商天下的诸夏采取攻伐的态度，反而想联结被视为南蛮的楚国以求大业。无论是会盟时递上橄榄枝，还是泓水对岸的“网开一面”，皆是一种示好的表现。只是楚国对于宋国这份微薄的国力和善意并不看得上，所以宋襄公在泓之战中所展示的仁义被楚国兵车无情碾压。
二．宋襄公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仁义本身
宋襄公的确错了。但他错的真实原因，恐怕千载之下，仍没有被阐释清楚。常被提起的不自量力、盲目仁义等，是他的问题，但这些仅是冰山一角，根本原因是罔顾现实，也就是思想不够与时俱进，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于“霸主”的认知。宋襄公自以为，凭借公国的地位和爵位，按照传统政治地位排名，除了周天子，就轮到他了，而齐桓公的一纸委托书，也相当于霸主位置的“禅让书”，自己“继承”霸主之位，天经地义。对于他的这番“异想天开”，目夷在文中已予以驳斥：宋国历来只是二流强国，以此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宋国又是商朝后裔，自周朝建立之初，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如今我们想跳出来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谁能接受呢？再则，从个人能力讲，你我仅是中人之资，被齐桓公、管仲不知甩了几条街，想称霸诸侯，谈何容易……只可惜，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
宋国的劣势，除了先天不足，也有时代更迭的原因。如今，周王室权威衰落，连周天子都失去了权威和话语权，那建立在周天子权威格局中的“公国”又能有多少实际的号召力？
二是对于“仁义”的认知。宋襄公总觉得，“仁义”才是最大的力量。这一点从他前期的盲目自信就能看出端倪。哪怕只有三个小国派兵支持，他都敢率领弱小的联军向强大的齐国进发，侥幸的胜利又使他不合时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在研判征伐郑国可能惹恼楚国的战略问题时，宋襄公甚至明言：“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鄙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充分证明宋襄公认为称霸天下的根本力量不是“兵甲”而是“仁义”。
如果说这是在西周时代，可能还有些道理。然而70年前，周天子已在繻葛之战中败给郑庄公，50年前齐桓公已在长勺之战中败给鲁国，这些残酷的历史早已证明，即使是周天子和春秋首霸齐桓公，都在兵甲强大的敌人面前无能为力。
宋襄公罔顾现实的原因，是他对历史传统的迷信以及对当前时代的误判。他总觉得，当前的时代还处在既往历史的惯性发展趋势之中，传统的“礼乐”制度和文化仍能发挥强大的作用。他自信早已看透了历史和未来，把握了时代的方向和脉搏。然而狠狠打脸的是，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处于大变革之中，这个时代的改变已然绽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就拿“礼乐”制度来说，郑庄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迎战而且击败了周天子；对于“军礼”制度，相较于孙子兵法，曹刿实际上可能是最早的破坏者，他不按“击鼓出击”的规矩出牌，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打赢，齐桓公也只能吃瘪。不仅是今天的我们，就连当时的宋国内部都已指出宋襄公的迂腐不化。这些都充分验证了宋襄公对于时代的误判。
事实上，争霸从来都是大国的游戏，凭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狠辣，而非空口无凭的“仁义”。
宋襄公败了，那个外交欺诈和会盟绑票的始作俑者楚成王此刻正志得意满地筹划着饮马黄河，在晋文公横空出世之前他是无敌的，没有人能替天行道，甚至无敢仗义执言。自此，“兵者诡道也”即将成为新的普世价值观。
时代是变化的，虽然不一定在进步。在对手变得越来越狡诈的时候，宋襄公可以不忘初心，却不可以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任由一己好恶而孤注一掷。以宋国自保堪忧的国力和地缘，他们只能通过外交游走方能独善其身。连这点都看不通透，宋襄公的确是个蹩脚的政治家，但我们依然不够资格去说三道四。
导致泓之战失败与宋国国运走衰的罪魁祸首，并非宋襄公的人格缺陷，抑或是仁义本身，而是与仁义渐行渐远的时代风气，和不能顺应时代则被淘汰的历史必然性。
了解这一点，对于今天复兴大道上的中华民族也不无裨益，西方未见得理解我们的高尚情操，一味地展示道义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反之，齐桓晋文才是时代骄子，他们洞悉规则，尊重规则，最后利用规则而成就了霸业，他们的经验放在今天的世界博弈中也不会过时。
“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者。”——《淮南子》
这句透着悲凉的话是笔者感慨所在。后人理解不了古人的执拗，古人又如何苟同我们的世故和功利呢？
刊发于2020.12.31《劳动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