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在旧杂志堆里与灰尘为伍的经历，上世纪末学术界有过一场涉及语文教学方式的讨论。一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当时的语文教学过高要求语言运用的严谨性和专业性，重语言而轻文学，扼杀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反对者则坚持，所要求的能力在语言文字应用中不可或缺，若降低要求，汉语本身势必受到污染。最终学界达成共识，认为语文教学过于偏重语言学，新教材中因此做出了一些调整。虽说在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面前妄议语文是班门弄斧，我仍想站在学生的角度，对语文学科的现状，抑或说是“高考专用汉语”这一种汉语方言的现状，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被抛弃的汉语
讨论中正反双方的忧虑仍然存在。这当然不是某一位语文老师选择了某一种教学风格而造成，实在是因为数英物化生政史地来势汹汹。连余光中都这么写（早在那场讨论之前）：“现代的中学生，除了文史之外，英文、数学、理化、生物等等，样样要读，‘于学无所不窥’，俨然像个小小博士。要我现在回头去考大学，我是无论如何也考不取的。中学课程之繁，压力之大，逼得学生日与英文、数学周旋，不得不将国文贬于次要地位。”台湾如此，何况大陆？
我们的级长选择了最正确的策略：把时间用在刀刃上，做练习的时间不能被阅读占用（姑且算是占用）。年级印发的阅读材料中，偶尔也会出现劣质文字；而年级要求划关键词并做标注，加之课外书禁令，确实无法让我们爱上语文。忽视阅读积累，像英语一样教语文，正是那场讨论批判的目标。高考的语言运用题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花样，刷题即可得分，判断考生语言运用能力的窗口只剩下了作文。（的确，考生的语言能力在试卷任何一处都可以显露，但大多数试题考查重点不在此。回答“怎么理解这幅画的寓意”，美术老师会因为用词不准确而扣分吗？）
难怪有老师说，“衡量语文水平的唯一标尺是作文。”若真是这样，批改作文的老师肩负的责任可就太重了。
失守的防线
让我再把时钟往回拨一阵子。记得读小学时，社会的主流风向还是“严肃场合不用娱乐语言”。流行语本就是流行文化的产物，自娱自乐可以，用在严肃场合显得幼稚。小升初的时候，老师还提过，初中作文不再是讲大白话，口语中的习用语不能带入写作中，尤其是流行语。中高考作文中用流行语，简直是找死。大约初二的时候，眼看新兴语言现象攻占了大众语言的高地，语文老师的态度变为“保证评卷老师能看懂的前提下，少量使用积极向上的流行语未尝不可”。如果说这只是流行文化的暂时胜利，接下来“政府工作要接地气”的政治要求可能是对语文保守派的一次重击。俗话说的好，病句题涉及政治的选项一定没有错。上级觉得流行语很给力，你只能点赞。2016年末，光明日报发文称，“汉语盘点2016”评选出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充满正能量，包含对生活诙谐的调侃和热爱。掏出这周的语文试卷，2015年的病句题也有不少“吐槽”之类的流行外来语。至于作文，在流行语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禁忌了，不低俗，不恶搞，老师看得懂即可。
因为小学和初中的语文教学属于基础，立场偏向于保守，我接受到的信息相对于高中老师应该是滞后的。我完成上一次随笔之后在新浪博客考古，得出的结论是2008年奥运前后这种变化就已经开始。对于流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我一般保持中立，有时也支持，但由此可以看出，保守派语文工作者的防线正在逐渐失守。
以上两段构筑于个人经历和真假存疑的第一手资料，不出洋相已谢天谢地，小错误当然难免。若出了洋相，我也只好乖乖认错。
混乱的思维
英语老师总想让我们形成英语思维，可英语作文没见好，中文作文先写不好了。再引一次余光中的《哀中文之式微》：“今之学者，国文课本，读的大半是文言，日常写的却是白话，学用无法一致，结果是文言没有读通，白话也没能写好。两短相加，往往形成一种文白夹杂的拗体。文白夹杂，也是一种不通，至少是不纯。同时，国文课本所用的白话文作品，往往选自五四或30年代的名家，那种白话文体大半未脱早期的生涩和稚拙，尤其浅白直露者，只是一种滥用虚字的‘儿化语’罢了。中学生读的国文，一面是古色斑斓的文言，另一面却是‘我是多么地爱好着那春季里的花儿’一类的嫩俚腔，笔下如何纯得起来？不纯的中文，在文白夹杂的大难之外，更面临西化的浩劫。”
初中作文多用逻辑混乱的心灵鸡汤辅助升华主题，高中还没脱去心灵鸡汤的影响，又在作文里加了一大把拗口难懂的历史、政治甚至哲学资料，再和一直在学的古文一搅和，倒出来的怪味鸡汤里漂着各种不伦不类的句子。
先来两个文言句式：“于……，……将焉……？”哲学要分析事物的性质，那就会出现“××性”这样的短语：“于思维的混乱性下，汉语的内部结构一致性将焉存？”再轮到日语翻译腔（可以来自心灵鸡汤、日本轻小说，甚至是鲁迅作品）登场，“于语言思维混乱性如巨浪一般的冲击力的破坏下，汉语的内部结构一致性将焉存于这黑暗的世间？”
这个例子有恶搞性质，用于说明语言思维的混乱有不妥当之处，但在作文里这样的句子并不鲜见。
呃……看来我自己的思维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一塌糊涂。脑子里全是糨糊。
不过这只是风格和结构的不一致，拗口是拗口，但还看得懂。其实也没多大的事，英语的结构比汉语乱多了，语言的功能和美感丝毫无损。但是像台湾某工商学校校长一样，一边讲“中文是最优美的语言，欧洲语言是野蛮人的语言”，一边用着翻译腔讲美国心灵鸡汤，就不太可忍了。
更加混乱的思想
上语文培优课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几位语文老师一起讲同一堂课，该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在我看来，每位语文老师的观点，虽各有各的道理，但相互之间常常冲突。有的语文老师认为练习作用不大，有的语文老师认为练习很重要；有的语文老师提倡高一就要严格训练，有的语文老师则提倡高一让学生自由发挥；再加上年级主任对语文学习的形式性要求，在一中2016届高一年级中该怎么学语文就成了一个谁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我甚至觉得，学习语文的唯一方法就是——don't listen to your teachers!
数学老师上课抱怨过，教育思想的混乱使很多人认为知识不再重要。政治书也说过，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不然要政治书何用？）若观点不一致，我们难以产生对语文的一致认识。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文学的核心，却是反一元化的。一元化指向集体主义，但上世纪的许多集体主义文学，在今日看来更接近穿靴戴帽的说教。即使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乏负面评价。
而这更可以追溯到学校管理权威和教师个人自由的冲突。在学校层面，无论是集体主义教育、“国学热”，或是近年来兴起的管理学，都是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尝试。令人惋惜的是，学校没有成功；令人庆幸的也是，学校没有成功。虽然学校的性质和其他政治、经济或文化组织差得远，但是在有些时候，我们却和古代的读书人，或军队中的士兵，或是资本主义大工厂中的工人如此相像。管理人的方法，总归是一样的。
朱可夫知道，装在什么瓶子里，可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邓小平也知道，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无论政治风向如何，人们用语言表达的内容总逃不开生活，由此派生的文学也将继续闪耀。但是，政治风向改变，也会让语言相应改变。这个过程中，权力就在语言身上留下了政治话语的烙印。同样，作家的文字也受个人经历影响，而我们稚嫩的文字则受语文老师影响。语文老师的观点，在我们尚不成熟的语言中也打下了烙印。从全社会共同的语言到某人独特的语言，身上都遍布着政治性伤痕，这正是我不希望看到的。这时，一些人修复语言的努力，反而给语言增添了伤痕。
【推荐语】语言老道，思想深刻，笔触大胆，旁征博引，说真话动真情。讲述了中国语文学习的缺陷和不足，让人感触颇多。（陈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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