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佐
张明光做客天津美术网谈心目中的溥佐先生。
纪念溥佐先生有感
张明光
纪念著名画家、教育家溥佐先生百年诞辰，是美术界一桩大事。家族后学、同道师友纷纷撰文、接受访谈，回顾先生的艺术人生，更有盛大画展以资缅怀，可谓洋洋大观。溥佐先生一生追求淳净秀美、雍容娴雅、堂皇典丽，工写不失矩、繁简求内美的艺术风格，早已共知，今天纪念溥佐先生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溥仪逊位，进入民国，“催生”了一个“松风画会”。溥氏兄弟溥伒、溥僩、溥儒、溥佺、溥佐与关松房、惠孝同、陈宝琛、罗振玉等清室贵胄、遗老、遗臣、硕儒汇于一堂，循古风旧例，定期雅集、谈诗抚琴、品书论画、举办展览，真正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松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还有“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均以面向传统、精研传统为宗旨。
正是这些民国先贤的坚守与弘扬，不仅奠定了京津画坛的基石，并影响了全国且绵延至今。后来的历史证明，若非“松风”等画会的固守传统，我国画坛将会是另一种局面。历史，当然不能假设，略作回顾，亦可见“松风”面对西风东渐而形成的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坚守之间文化冲突中的从容老道与处变不惊的风骨，以及为后世留下赖以继承的传统和固守的精神。
清末民初，千年的文化传统首遭断裂式的文化动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西风来袭裹挟着各界文化精英将中国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根源指向旧有的文化传统。康有为、陈独秀、陈师曾、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美术革新派对“四王”（清初崇尚摹古画风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仇视至极，认为“四王”是中国绘画日渐衰微的祸首，批判之激烈前所未见，使坚守传统一方处于尴尬境地。然而且慢，所谓尴尬只是在舆论态势上，妙就妙在“松风画会”甫一开张就针锋相对，公开宣称：“由四王而追宋元”的艺术主张。
这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景观啊，一副与激进的造反派势不两立的架势，一群被废黜的皇族与清朝遗老明目张胆又引火烧身的抗争。民国时代的文化人坦然大度、激烈而包融。这可能就是民国风度吧。民国（1912—1949）存世不足四十年，其文化特征颇似先秦时代，战乱不已又百家争鸣。民国时代，总统换得快如翻书，龙种、跳蚤更替，军阀、政客频换。政权不稳尚未集权，至使学术相对开放自由，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各展其长，作家、画家生逢乱世，不论窘迫优渥，却都能以自己的理想风尚、文化趣味自呈风姿，其艺术成就至今难以比肩。这也多少能解释，为什么自民国而来的读书人身上的那股士子之气；也令我们多少明了，溥佐先生和他那代画家作品中不经意间流淌着清逸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却不是苦练笔墨就能企及的。
渗入骨子里的气质，往往决定了他们专业的精神和人生的态度。有件溥佐先生自曝的“糗事”值得一说。溥佐年少时曾招入宫中学习，被钦定赴日留学，偶因顽皮被溥仪贬谪回长兄溥伒家，有严加管束的意思。兄长每日督其习字练画。一日，三伏大热，便在庭院摇扇纳凉，刚一坐定，兄长便外出归来，见此即面露愠色，低声厉言：“习画之人，何以如此懈怠。”溥佐赶紧敛扇跑回书房。从此，每日临池不辍，直至终老。溥老师后来常以此说于子弟，多有策进之意。于今看来，此事虽小，却大有深意，有这么几重意思不妨一说，作为兄长溥伒固然有奉旨管束之意，然长兄如父更应担责，即使作为师长亦是职责所在。三者任居其一都事兹体大；作为小弟溥佐则是遵了无父从兄的礼制，作为学生也守了尊师重道的古训——国法、礼法、家法使然。不似今日，父母尚在，兄弟便祸起萧墙，逼父立下遗嘱提前分了家产，独生子女家庭父子如哥们儿般的没正形，师生之间越来越像老板与员工。溥佐先生的两位兄长溥伒、溥僩于“文革”骤起之时，因不忍其辱，一位携女离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个与妻子双双悬梁自尽，也是士子气的极端选择，与皇族背景无关。民国以来教育的理想：强国、立人。如今国家富了，那么，立人呢？
溥佐先生为人乐观豁达、宠辱不惊、随遇而安、平易近人，在美术界与师生间有着极高的口碑。作为教育家，他教学谨严，于传道授业解惑中奉行博观约取与厚积薄发。对待学生宽厚仁爱，慈严相济，心含雅意又语出平凡，秉持因材施教与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学校内外既有追随先生几十年的学生，也有慕名私淑弟子，执鞭数十春秋，桃李满天下。溥佐先生承袭父兄遗风，亲授督导他的孩子们自幼习画，多年磨砺，他们已是爱新觉罗画派的领军人物。如今，他们与溥佐老师弟子们共同继承“松风”精神，不断进取，古树新枝，花繁叶茂，是中国画坛一支重要的力量。
戊戌仲夏，暑热难当，芥园伏案，值妻突发胆疾，疼痛难忍，陪护医院，思接遥想，窗外修竹数杆，恰如先生笔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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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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