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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举答客问39:“现实主义文学”和周喜俊的意义

王万举答客问39:“现实主义文学”和周喜俊的意义

王万举(简称王),著名学者、作家,“文化创意学”系列学科创立人、“中国文化创意学之父”

郝小学(简称郝),全国新媒体联盟主席

郝:听说你多次在作协系统讲现实主义文学,很受欢迎。今天,就谈谈这个题目吧。

王:好的。不过,和一个人联系起来谈,可能更好。你是资深媒体人,应该知道河北籍的著名作家周喜俊吧?

郝:知道!我读过她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名篇《辣椒嫂》。

王:好吧。那就谈谈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周喜俊的意义。如你所熟知,19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当时文学理论界对自《伤痕》《班主任》开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称谓)达到高潮的时代,也是周喜俊的文学创作成名的时代。

周喜俊的意义,第一,丰富和拓展了“新时期文学”的体裁领域。

显然,就文学的体裁而言,小说充当了这次现实主义文学浪潮的潮头(它的侧翼是报告文学,如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小说的轰动创造了当时的语境:文学就是小说。就连有着极高理论水平、1988年1月30日发表在《文艺报》的(作者署名“阳雨”。据刘绍棠猜测,这是王蒙用的笔名。本人认同此说。)大作《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虽然标题是“文学”,文中所谈也基本是小说。直到现在,人们的下意识依然如此。在“文学就是小说”的语境里,周喜俊于1982年7月在《曲艺》发表了新故事《辣椒嫂》。

《辣》如横空出世,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它的发表,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体裁的拓展,做出了可贵的、开拓性的努力。这个努力必然也必须写进当代文学史。因为,在一个必然产生现实主义文学的土壤上,小说一花独放只会因否定土壤而否定自己的意义,而那些别的文学之花和培育它的花匠,更应重视——例如徐迟的报告文学,例如周喜俊的新故事。但是,由于新时期文学(小说)以它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在国门初开所带来的“西风东渐”催动下激烈地行进,当时的评论界是顾不上这种总结的。

郝:请谈谈故事和小说的异同。

王: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今天难以概观。就当时来说,故事主要与说唱、戏曲相联系,属于中国自己的叙事文学之根。

周喜俊的意义,第二,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在纵向、历时性和“三农”题材上,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沃土。

“方法”和“流派”是与特定题材相适应的。“新时期文学” (小说)在长达七八年中是以主题的创新和价值观的颠覆与社会期待相对接的,这是它产生轰动效应的主因,例如《伤痕》《爱情的位置》等等。1984以降,“新”(小说)开始退潮。但改革却越过意识形态层面而大大深化了——它体现为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的相谐相悖的运动,而“三农”则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镜子,是社会和人生流变的蓄水池,因之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土壤。

显然,周喜俊的新故事晚于“伤痕”潮,也没有在“改革”(生产关系调整)层面和“反思”层面着力,没有写“改革了的体制放红光”(阳雨之语)而是紧扣人物的命运进行深入的历时性的开掘——一直到1996年,周喜俊还在追踪“辣椒嫂”的命运,发表了中篇新故事《辣椒嫂后传》。阳雨在《文》中预测:失却轰动效应的“新时期文学”会走向“深沉化”。他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是:这个“深沉化”是以三农题材的深化为特征的(就当代生活的题材而言)。在“新时期文学”失却轰动效应后的漫长岁月里,在文艺的社会功能大步走向娱乐(连主旋律也敢“娱乐”——例如抗日神剧)的“潮流”中,周喜俊坚持了现实主义并与三农题材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恩格斯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论述仍有现实意义。它的原则很多。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政治倾向隐藏起来(杨恩华先生评周喜俊时已论及)是其要义。今天,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显而易见。三农就是文学现实主义的着力点。感谢作家周喜俊,她把文学的现实主义落实在了三农并坚持了40年,从而在一路狂奔的文艺娱乐化之侧,树起了别样的旗帜。这是民族前进的实践需求,不是生活的日用之常。

王:周喜俊的意义,第三,是她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有许多载体,艺术形式是其中重要的方面。阳雨在那篇大文中指出,1984年出现了《百年孤独》热,1985年出现了“寻根热”和“方法论热”,1986年出现了“文化热”……各种“热”实际是“西学东渐”在“新时期文学”(小说)中的集中体现。在这个“西风东渐”强势上扬的时期,周喜俊执着地光大传统艺术形式,难能可贵。

郝:你这一句是换了一个角度看周女士的贡献。

王:是的。第一条说的是周喜俊的新“故事”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定位,这一条说的是新故事与传统文化的承继关系。新文化运动之前,“故事”写为“故实”。“故”者,原因、结果、发生、发展、高潮也(起承转合中加强了作品的再现风格,这与1984年后强化“叙事者”从而强化“表现”风格的小说不同),当然也有过去时之意;“实”者,写实也,与文学史上的“传奇”相对。

周喜俊的新“故事”与宋平话、元明演义一脉相承,读起来就是文学,演起来就是说唱。从说唱演到文字文学,这是中国文艺史的逻辑;从文学到说唱演,这是周喜俊的创作史。历史上的综合又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在周女士同一个作家身上出现了。《辣椒嫂》后,她又相继创作了评书《天地良心》,大型现代评剧《七品村官》,戏曲电视剧《孔雀岭》。曲艺界和戏曲界应该庆幸:文艺史上,“脚本”和作家的出现及其对“口传心授”的改变促进了艺术的进步,这仍然是今天的课题。而我要强调的却是另一面:当代文学(文字阅读)如何从说唱、戏曲中汲取营养?如果想一下鲁迅在白话文小说中对象声词的创造,我的话不难理解。在这方面,周喜俊应该是文艺理论界深入研究的作家。

郝:王先生,你谈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谈周喜俊最有影响的作品《当家的女人》?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央视推出了周喜俊的这部电视剧……

王:你的注意很值得注意。的确,央视各频道编排节目是有考虑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少,正剧就更少。《当》剧独树一帜,且其内容和形式与开“两会”的氛围相谐调。

郝:该剧从2004年央视首播起,央视和各省卫视轮番热播十几年。

王:电视剧中的张菊香是1982年故事里的辣椒嫂发展而来的。换句话说,张菊香的命运折射出当代农村的发展史……

郝:请展开一下。

王:电视剧《当》影响了一代人,可以说是周女士的代表作。关于这部作品,杨恩华先生等专家发表了不少评论,我就不啰嗦了。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周喜俊女士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从艺术-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相继经历了电视文化覆盖文学和戏剧文化、网络文化覆盖电视文化的历程;从内容-风格的角度看,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先是文学、话剧)至1984左右因社会不再激动而失却轰动效应,中经“一部《渴望》万人空巷”,在电视载体上完成了黄昏盛景后恢复了它常态化的社会效应——文学、戏剧、影视在观众拥有上各领风骚。

1998网络文学诞生,随后,旧有的和新生的艺术形式相继上网。而今天,由于“三网合一”,连“电视剧”也成了“网剧”。线上和线下,各种艺术的分分合合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否定之否定;仿佛向过去回归)——它们各据领地。这意味着,回到阅读,回到剧场或戏园子,回到书场,回到影院……将成为奔向现代化中的人们的实践需求和日用之常。此时,回味周喜俊对传统艺术的多方面开发,欣赏她的新故事、评书、戏曲和电视剧……将有新的启发。她笔下那些当家主事、奔波劳碌的女人和男人会告诉您怎样创业和守业。

郝:在周喜俊女士这里,延续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流脉啊!

王:未必显赫于一时,但却永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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