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诗学】李中笑佛学对诗词文化影响

佛教文化对传统诗词的影响及其他

说到佛教文化，就离不开佛经。没有佛经就谈不上佛教文化，即使是禅宗所说的“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悟上下功夫。”也是要有理论基础的，没有理论还悟什么？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经》就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我国的禅宗六祖慧能的《六祖坛经》也是禅宗的经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就要求大学生读《六祖坛经》，可见佛教的经典无论它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看问题的方法上，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的。今天主要说佛教文化对我国传统诗词影响。

我国早期古典诗歌的演变

中国的诗词，到底在什么时期诞生的？有文字记载，大约在周就有了，一开始都是以韵文的形式出现。儒家集大成者孔子收集和整理的《诗经》三百言，它的定型，基本以四言为主。内容是收集了春秋以前流传在民间的诗歌，他把诗歌分成了“风.雅.颂。”究竟哪一部分是什么年代的，他老人家没有具体分。只不过那时的文字表达形式和我们现代人文字表达形式是有不同的。及至《楚辞》，那是战国时期屈原抒发自己的情感，则采用三言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汉赋散韵相间专事铺陈，是诗歌的变异，而两汉乐府诗又是从四言诗向杂言、五言诗的转型。四言诗和五言诗交相辉映，东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是五言诗，而三国时曹操的《龟虽寿》则是四言诗，他的儿子曹植的《七步诗》却是五言诗，他的另一个儿子曹丕的《燕歌行》又是七言诗。曹氏父子三人的不同形式的诗歌，就是建安时期诗词转形的缩影。东汉至公元四世纪的大分裂时代，五言诗逐渐取代四言诗，直到公元六世纪隋统一中国，发展为七言诗，新的诗歌范例隐约确立。

佛教对我国传统诗词发展的影响

纵观这段古典诗歌史，可以发现，《楚辞》之后，东汉永平年间佛教初入中国之前，中国古典诗歌在内容和语言两方面都遭遇到瓶颈，是佛教东渐才使得这一僵局被打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本土文化来说，遭遇到了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冲击。佛典汉译，方块汉字陷入表达上的窘境：梵文经典由多音节的语言书写，中国语言以单音节的字符为主；梵文的很多名词、观念及事物，用汉字的词汇来表达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译体的字词产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觉悟等，为汉文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多音节的梵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自然引发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现象，触及了汉字的音韵问题。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单音节汉字造成的同音字，只适于书面的表达，无法去诵读，这样必然借声调的抑扬顿挫加以区分。受梵语的启发，沈约（441~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为中国的汉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声，他据此创立了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强调诗歌的音韵美，为唐诗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诗和绝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盛唐诗歌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进的结果。

新诗发展的困惑

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诗词作为最高级的文体，它自然有自己的文体边界，也就是形式上的边界，主要包括节奏、韵律和语言。新诗当然是开放的，但新诗应该有确定其自身的形式上的规范——当然不意味着建立一种白话文的新格律诗。我始终认为“习惯法”的分行排列，决不应该是新诗唯一的指认。音乐性、节奏和语言是一个诗人毕生面对的挑战，也是对诗人全面素质的考验。作为母语创造的旗手和语言顶尖品质的书写者，无视汉语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割裂方块汉字的语言传统，是诗歌走向其反面的必然末路。

而唐宋以后，古典诗词在怎样创新上又面临难题。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文化遭遇了第二次异质文明即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挑战，至今余波未绝。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以革命的名义取得了对文言文的全面胜利，新诗（白话诗）也以决裂的方式，切断了千年古典诗词的血脉。百年新诗，虽有不短的里程，但相比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悠远，却是稚嫩的少年。新诗从内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形式，都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反动。应该说，百年新诗的艺术实践尚未跨越实验阶段，新诗的文体与语言也远未成型。新诗秉持的五四新文化精神，或者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以及它对现代性的追寻与认知，只解决了它的时代性和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新诗脱胎于西方的自由体诗，诞生之日就中断了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联，所以它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演进，也不是汉语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它对西方诗歌的激进的移植和对翻译体语言的全面模仿，从而使新诗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在对诗歌文体边界的把握上，它的“形”和“音”，它所呈现诗歌本身的节奏和韵律，尚未获得国人的普遍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朦胧诗，虽然哗众取宠，但更不为诗人所青睐，成为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

也说诗僧贯休的诗骨及其他

元代辛文房曾撰《唐才子传》，称赞贯休“一条直气，海内无双。” 贯休（832年－912年），字德隐，俗姓姜氏，兰溪人，是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和尚，精通诗画，尤其闻名于绘画罗汉。贯休以81高龄圆寂于前蜀。与齐己、皎然并称为“唐三高僧”，后人编纂《唐三高僧诗集》。他有《禅月集》25卷,补遗1卷。《全唐诗》辑录其诗为12卷。翻阅《唐才子传》这本薄薄的传记，我们不禁感慨，所谓“一条直气”其实贯穿了唐王朝的全部历史、全部文明，纵然在贯休“罢改”的晚唐五代，此气概犹未衰竭。

贯休的《献钱尚父》不可不提。贯休七岁出家，日诵《法华经》，过目不忘，时人叹其机神颖秀，以为奇才。乾宁初年，为避黄巢之乱，贯休寓居越地。他以诗五章投吴越王钱镠以求晋见，诗曰：“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蹈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钱镠见贯休贺诗，自然十分得意，但仍感意犹未足。因为这时钱镠的“胃口”已经很大，已不以统辖14州与得封“万户侯”为满足。他想进一步扩大地盘，力图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于是乎钱镠便传令贯休，要他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改后才许相见。贯休对钱镠傲慢待客的态度极其反感，又不满于钱镠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便愤然宣言：州难添，诗亦难改。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应声吟道：“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拂袖而去，不知所终。

一剑霜寒多少州？今天，这个问题或许不再重要。重要且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和尚，为何有此胆识而不屈服于权贵？一句佳吟，又以怎样的文脉，穿越千载而流传至今？

网上得知，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唐诗排行榜》引发了诸多纷争。书中，作者将唐诗按照现代统计学方法，通过历代选本数据、评点数据、论文引用数据等，经过处理之后得出综合分值排名。

按照这种统计，排行榜前10名分别是崔颢《黄鹤楼》、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凉州词》、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登岳阳楼》、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蜀道难》。

且不说唐诗究竟能否排行、文学成就究竟能否量化，单说在这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人们还能对一个纯文学话题给予如此关注甚至争论,便令人欣慰。宽裕富足的经济环境、宽旷自由的社会背景、宽容恢宏的文化视野、宽柔豁达的政治胸怀、宽松开阔的学理思路，造就了贯休的“一条直气”，造就了整个社会对于诗人的尊重，造就了数万首诗歌的繁荣景象，也造就了唐朝汪洋恣肆的治、德、学。

洪迈（1123——1202），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字景卢，号容斋，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学家。《容斋随笔》是他的著作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史学必读之书。他在其中一则笔记中写道：“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洪迈历数唐朝诗人的“精品力作”——白居易《长恨歌》之讽谏诸章，元稹《连昌宫词》之针砭谕见，杜甫“三吏”、“三别”之泼辣僭越，李商隐《华清宫》、《马嵬》、《骊山》之锋芒毕露，感慨“唐诗无避讳”。在宽裕、宽旷、宽容、宽柔、宽松的创作条件中，由于没有禁忌、没有避隐，诗人“一条直气”、“直辞咏寄”，唐朝的诗歌艺术呈现开放的景象、开拓的态势，王勃、宋之问、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百家争鸣；边塞诗、田园诗、爱情诗、咏史诗、讽谏诗、宫廷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构筑了唐朝辉煌的文化景观。

回看洪迈所处的时代，史家感慨尽管赵宋王朝给文化人的经济待遇优于李唐王朝，但没有给文化无禁忌、无避隐的创作环境，宋代诗词也就没有唐诗那种浑厚与凝重、发展与繁荣。所以，洪迈在笔记结尾叹息：“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回到我的话题，一剑霜寒多少州？答案未必无解。小自诗歌、大至文化，其发展是有着经济、社会、政治与文明背景和规律的。现代统计学方法，可以统计选本数据、评点数据、论文引用数据，却不能统计数据背后的跌宕与起承；文化生产，可以排行、排名、排座次，却不能量计文明的更迭与转捩。

唐朝短短289年，堪称中国文化的辉煌年代，仅《全唐诗》就搜获诗歌近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遗留下来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数度呼吁读史者、治世者“鉴之”、“鉴之”，为其“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治学”，难怪社会学家韦伯感叹，“作为中国文化版图的真正奠基者，唐王朝彪炳千古。

《晋城佛教》2011年第4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