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制革厂的“不了情”
11月9日午后三时，原在晋城制革厂的一位同事用手机一路咨询着找到了我新的住处。来前，从丈夫口中已知我做了胃癌手术。今日登门造访，脑子里顿时象过电影似地变幻着一个形体憔悴面色萎黄者的形象。然开门后，两眼放光，笑格嘀嘀地吼道：“不错！不错！恢复的真不错！
妻与她之前就认识。几十年不见，彼此叫着对方的名字，分外亲热。面对端在眼前的茶水，她连连摆手谦谦礼貌地说：“不用，不用，来时已喝了一大杯（水）”。随即拽着妻肥实温暖的手笑吟吟地赞赏道：“ 发福了，发福了，保养的不错。”“哎呀，发甚福，遍身都是毛病。腿也疼腰也疼。”“年纪大了，都会有点毛病。”“你还小呐。”“小啥呐，退休都十年了。每天看小外孙，到了傍黑也是累的不行”。妻得知她的小外孙都已经两岁多了，便提起当年分娩后去看望一事，她感激地说记得记得。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人一接茬，就没有我插话的空儿了。
寒暄一阵子后，才轮到询问我的康复状况。
我们在一个厂相处了近二十年。六六年我高中毕业她读初中二年级。在校原本不认识，招来厂后听说曾在一中读书，油然对这位小学妹平添了几分亲近感。后来我当了仓库保管员，她在皮件车间任会计员。缘于业务关系，有了更多的往来。
终于等来了一条属于我的信息。
她说几年前桂花曾与众姐妹相聚一次。听到‘桂花“这个名字，我立刻打断她们的谈话，追问有否王宜民的手机号。她说没有，不过可以搞到。我点头示好。接着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我走后厂里发生的一些人和事。几十年后，第一次发现她如此健谈，且底气足嗓门高。可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习惯地掏出手机瞧了眼，突然”哎呀“一声，说”你休息吧，都快两个小时了，别累着，我改日再来看你！“一边说一边起身，急急忙忙告辞了。
送走了客，妻扭身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她说以后谁要再来，稍坐一会儿，今天坐的时间有点长了。我说今儿高兴不累。
翌日十点钟。手机突然想起，键面上跳出”丑荣“二字。”丑荣“何人？乃昨天接二连三打电话上门的那个同事。她是南村张庄人。姓孔，名丑荣。但其邈并不丑，乃家中长子而父母特爱而为之。她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孔祥荣“，与孔祥熙同一辈分。电话中她告诉了桂花的手机号，是从张润香（身居太原）那里得到的。我迅速把这个曲线辗转得来的号码记录下来。看来她还有话要说，手机中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的谈话中断了。
132······7225，我当即拨出了这个号码。数秒后，果然通了。我立刻自报家门，但可能语音重，或几十年未谋面，对方连问数声，竟听不出我是谁。面对熟悉的太原口音，一听便知她就是老王的爱人——张桂花。我们未聊数语，难于说清，她便把手机转给了老王。
桂花与润乡同是1970年从省城太原招来的十八九岁充满朝气的小女孩儿，同行的男女共计十五人。
晋城制革厂当时不足二百人，但1965年在其名字前冠上“山西”二字后，1956年公私合营的手管企业——晋城毛皮制革厂更名为晋城制革厂，一夜间便成了省皮革公司直属的骨干企业，且冠了国字头。基于这个原因，厂里招收工人，指标竟分配在三百五十公里外的太原市区。由此，这些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小青年不得不从省城来到山西东南部这个与河南交界的小县城。几年后，其中有三个女孩儿找到了她们自己心仪的郎君，落地晋城，再也没能守在父母身边。张桂花就是其中一人。
晋城制革厂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驿站。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入了党，同时也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个曾经辉煌的地方。记得进厂的第一次见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非常自豪地向刚走出校门不谙世事的我们这些学生介绍了这个厂的辉煌。那时候还没有广告这个词，用现在的话说他借此为厂子做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宣传。他讲了两件事一个笑话，至今我记忆犹新。这位领导说话颇有技巧。第一件事他采用提问的方式层层推进，把要表达的话传达给了我们。他问我们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知不知道？废话！我们岂能不知？！便同声回答知道。接着他又问你们可否知道我们厂为此做了什么贡献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语塞。停了一会，又问我们听过金碧辉煌这个词没有？当然我们不甘示弱，高声说听过。随后他笑着说：“人民大会堂的贴金就是我们厂加工的金箔（薄如蝉翼）。”大家一听，面面相视，感到惊讶。见此他显得有点得意似地详细介绍了当时有关部门在全国寻找加工单位（捶金）的经过并乘势介绍了为本厂争得荣誉的两位师傅。这两位师傅一个叫薛宗棋一个叫宋建业，是从陕西来到晋城的。年轻时在陕西从师学过捶金。由两位师傅牵头，我们厂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国庆十周年时，有关单位还邀请厂里派了一名代表出席了国务院的表彰会，朱德委员长与代表们合影留念并接见了我厂代表郭国正老师傅（铺头人）。（1972年，本厂再次承担了为河南郑州二七纪念塔捶金箔的任务）。
第一件事讲完后，他看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便提高嗓门 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他开始吊胃口，沉吟片刻说，你们谁知道被誉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是哪个国家？不记得谁喊了一句阿尔巴尼亚。他立马接茬说对了。就是这个阿尔巴尼亚朋友曾经参观了我们厂。省委书记陶鲁茄陪着来的。
转而他轻松地给我们讲了一则笑话。一听是笑话，大家都挺直了腰板竖起耳朵静静地等待着。
他开始娓娓道来：县委某领导去武汉出差，给老婆买了一只精致的手提皮箱，非常得意地带回了家。一进门老婆高兴的不得了，顾不上给丈夫洗尘，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里里外外左看右看，突然，一个长方形的精致铝牌跃入眼帘，上面竟赫然写着“晋城制革厂制造”七个大字。开始以为看花了眼，再看后便不吭气了。本来事情到此打住就算了，但快嘴的老婆却把这事张扬了出去，一时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这事虽说有点巧合，但厂里生产的部分产品诸如绵羊山羊服装革行销大江南北，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和王宜民同志六八年先后来到这个厂。他是山东威海人。不同的是他66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两年后分配来厂，而我们是招工的。在厂里他是唯一的本科毕业生，而66届高中毕业的我们也仅有几个。那个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能够跻身工人阶级行列当一名工人感到无比自豪。但进厂后，令我们大失所望。招牌大单位小是好事，但制革这个行业太特殊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且不说工人师傅的智商如何，那个“臭”字真是名至实归，一点都不虚。毫不夸张地说在炎热的夏天，整个厂区上空是臭气冲天，准备车间一年四季污水横流。初涉此地，令你窒息，让你却步。当然久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恰好应了“久而不闻其臭”那句俗语了。老师傅戏言动物产生的气虽臭能养人，可与化工原料一接触产生的废料废气可就作孽了。不仅严重的侵害着工人的身体，更不能接受的是某些致癌物（甲醛、红矾)工人们在生产中难于避免。.为了工厂的命运，他们默默地一年又一年地无私奉献着承受着。为了改变厂貌，全厂上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责地筑梦奋斗不懈努力。文革十多年后，老王和我及郭相庭三人第一批站在了同一面党旗下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老王接过手机立马听出了我是谁。相互交流中，我讲述了两件事，向他表示感谢。第一件事是1985年9月，厂里派他（时任副厂长、工程师）与采购员到云南昆明考察西南地区的山羊皮资源，其时，因事拖着不能成行。我得知后，找他商量，经厂长同意派我去了（我曾主持全厂多年的供应销售工作）。这一年，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归来不久的二哥接到了昆明军区的离休命令（时年55岁）。几十年来，唯父亲去过昆明。在我一生中，二哥曾给予很大帮助。上学间的学费全是他寄给父亲而父亲把这些钱又转给了我。如若没有来自昆明的资助，可以说在最困难的六十年代（60——66）我没有条件读完初高中的课程。想去看望他的愿望由来已久。千年等一回，我的愿望实现了。第二件事是1986年离开厂两年后的一天上午，现任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刚一坐下，他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制革厂？突如其来的问话，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等还过神儿，他接着说让你回去当副厂长。当然听清后第一反应是NO。我说好马还不食回头草，这个道理我岂能不懂！？他看我态度坚决，便告知是王宜民找他的。
由于一些原因，没能及时向老王表示谢意。后来听说1991年他夫妇调回了老家——济南制革厂。可惜了，当年晋东南地区唯一的制革专业工程师啊。
人走了，情未丢。那段历史与情谊结下的种子却深深地植根于胸中，未敢忘却。
几分钟后，开通了微信。通过视频，两个七八十岁的老顽童笑着欣赏着唠叨着。显然，了愿后的一股暖流正在彼此的胸间涌动。
点击在看
送你小花花
图：网络
文：刘光元
文字凝固时间乡土永连心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