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一）
儿时记忆（一）
入学（一）
小时候，农村学校的教学时间安排和现在不一样。过罢年正月收新生，过年前腊月学生升级或者毕业，也就是说，每一个学年和自然年是吻合的。其间，有春假、秋假和年假，没有现在的暑假，但假期总天数和现在差不多，共七、八十天。春秋假里抽一定的时间，由学校统一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生产队的无偿劳动，在春种秋收中，也能为大人们帮不少的忙。
我们南马村是陵川当时最大的行政村，人口近三千，户口五、六百。据1963年十修《陵川县志》（未正式出版）记载：陵川三百八十庄，数了南马数张仰”。由于村大人多，我们村里的学校都是双轨制，每个年级都分甲乙班。文革后期，根据国家规定，学制改革，小学五年，初中二年，上初中不出村了，学生从小学可以读到初中毕业，学校也正式成为七年制学校。
我虚龄八岁那年，过了正月十九填仓节，父亲说，今年上学吧！我很高兴，跑到叔叔家问堂弟去不去？他说去。第二天早饭后，天气依旧有点冷，但阳光明媚，我们哥俩相跟着，说说笑笑到了学校。虽然我们村很大，但我们家离学校却很近，就一百多米。每遇星期天，学校没人，我们也常去学校里玩，学校的环境并不陌生。
教室里已经收了不少的学生，都在叽叽喳喳的说话。我们见了老师，心里有点紧张。老师先问堂弟几岁了，他说七岁，老师对他说：你回家吧！明年再来。堂弟一脸茫然，扭头就走了。然后问我，我说八岁，老师给我安排了座位，发了新课本。从此，我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那时候，农村没有学前班，没有幼儿园，大部分孩子最早也就是虚龄八岁直接上一年级。
那时候，学生不要学籍，不需要填什么表格、拿什么证件。老师一句话，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也没人说谎话，几岁就是几岁，同龄人很多，谎话会立刻被戳穿。
那时候，低年级就是两门课，语文，算术，加起来几毛钱的课本费，不收其它费用。另外的一些学习用具自己买，天底下一个价。
那时候，我们没有一点娇气。人虽小，但自理自立性强，不需要父母亲往学校送，和老师说长道短。
回想起上高中时，去附城地区医院（现在的陵川二院）体检，也没有老师送、家长陪。其实，对于附城镇我是很生疏的，我家的亲戚都在高平那边，那次体检前，也就是去过一两次附城，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由于当时学制短，初中毕业那年，我刚十四岁。
那时高中是分片录取，附城，西河底，丈河，曹庄四个乡镇都属于附城片。
高中开学的那一天，母亲给我准备好了铺盖卷，和一个小木箱，我在箱子里边放了几本旧书，父亲给我找了根废旧的镢把，两头一挑，掂了一下，放在我的肩上，说，挺好。去吧！我就和同时录取的几个同学，挑着这担行李，手里捏着那张通知书，步行十里山路，到附城高中去报到。自己找老师，找宿舍，办上灶。一切就绪后，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
那时候，都是这样。没有觉得苦，没觉得没人疼，感觉都是应该的。
石板和石笔 （二）
上小学一年级的当天下午，父亲去供销社给我买回一块石板和一捆石笔。石板约和32开纸的课本那样大小，一捆石笔有二十几根，一共花了两三毛钱。哥哥把我的新书前后皮用牛皮纸又包了一层，在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看着黑黑的长方形石板和灰白色的石笔，以及写上自己名字的新书，心里特别高兴。
那时候，能用得起纸和铅笔的学生并不多，只有到了高年级写作文，才用纸和铅笔、圆珠笔，用钢笔的也是寥寥无几。低年级学生，都是石板和石笔。有点区别的是，有的学生用的是镶着木头边的石板，看上去精致好看，也不容易磕碰或者摔破。但是，这样的石板比较贵，除了在外工作拿工资的家长，其他都舍不得买。父亲给我买的和大多数同学的一样，是没镶边的石板。
老师教我们拼音识字和加减法，我们都是在石板上写，交作业的时候拿着石板让老师看，老师用粉笔在石板上打勾打叉。石板可以两面写字，减少了擦的次数。石板容易破，所以，有的同学石板摔破了，又没钱买，只好用一半破的做作业。后来，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黑铁皮可以当石板用，干脆剪一块长方形的黑铁皮替代石板，这种替代品竟然在学校普及开了，同学们叫铁皮石板，摔不破用不坏，一劳永逸，再也不花石板钱，时间长了，黑铁皮擦得又黑又亮。
石笔也很不耐用，供销社不零卖，一小捆为一个单位。每根约六七厘米长，用小刀把一头削成尖状，用拇指和食指捏紧，才能在石板上写划，不小心就削折了，一根折两三次也就完了。所以，星期天的时候，同学们常常相跟上去野外山上找几块矸石，一种烧耐火砖的原料，回来用钢锯条自造石笔，但往往弄不成，不是折了就是碎了，偶尔成功几根，也和供销社买来的差别很大，写着不顺手，第一笔下去可能还行，第二笔就成粉末了，写不成字。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不死心，星期天照样去找，有时运气好，还真找到了能写字的小矸石，不过，不再用钢锯条去锯，整块拿在手里，不容易碎，把前面削尖，就那样当笔使。
今天想起来，石板一定不是石头做的，可能是陶制品，要经过塑型、烧制、打磨、上色。石笔到底是什么石头做的？至今也不明白。这种石头，虽质地软但又有一定的硬度，削的时候毫不费力，只要写字时用力适中，尖尖不会折。我想，它的制作工艺肯定是机器切割，因为，看上去一样的粗细长短，非常整齐。
上了三年级后，语文作业才用纸，做算术依旧是石板或铁皮石板、石笔和自造石笔。所以说，石板和石笔，一直伴随着我们整个的小学生活。
三 写仿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增加了一项学习任务，就是写仿，现在叫写大楷，练习写毛笔字。老师首先教给大家怎样拿笔，同学们拿惯了石笔，一下提根毛笔写字，还真有难度。
第一学期是相当于现在的描红，老师给每个学生写一个样，我们叫“影”，衬在大楷本纸的下面，学生用毛笔蘸墨水在纸上照着写出来。可见当初当一名小学老师最起码要有一手好毛笔字，否则很难胜任。
可能是老祖先留下的标准，也可能是时代的局限性。那时候人们衡量一个读书人书读的怎么样，首先是拿毛笔字说事，如果有一手好的毛笔字，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优秀的读书人。
经过一个学期的写“影”训练，同学们有了一定的运笔基础。第二学期就上升到临帖了。老师特别重视这一技能的培训，每周两篇，每篇十六个字。老师对于每一个学生的作业都要亲自过目，对于写的好的字，在上面用红水毛笔画一个圈，表示对这个字的结构安排以及运笔的肯定。
大楷本是用小白纸，也叫棉纸，自己装订的。这种纸是我们邻村泗河纸厂制造的，以桑皮为主要原料，属于手工业制品。有韧性，耐腐蚀，是老百姓过年糊窗、正月十五糊花灯用的。一毛钱八张，有16开纸的四倍大。其他地方这样的纸厂估计也有，各地定价统一，由供销社统一销售。它之所以用来写仿，是因为它吸墨，写出来的字有立体感，好看，和现在搞书画用的生宣有相同之处。一张叠四页，每页可以写三厘米见方的字16个，花一毛钱，恰好叠三十二页，订书机订两个钉，一本大楷正好，一个学期够用。
我当时用的是柳体碑帖，是父亲给我的发了黄的老帖。临帖一段时间之后，老师在上面画的红圈也越来越多。后来，十六个字，就有超过十个字被画了红圈，并被老师批写“贴堂”，老师裁下来，贴在教室的墙上，展览给同学们看，自己感到有莫大的荣誉。后来，贴堂的次数越来越多，每篇都有12个字以上被画红圈，在教室墙上的学习栏中，贴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大楷。一个学期下来，大楷本几乎被裁光，只留下前后皮和少数几页。
其实，在同学们毛笔字写的逐步向好的情况下，也促进了硬笔字写的进一步成熟。那时候，只要是小学毕业，哪怕成绩不太好，写出的字确实像读书人写的字。我长大参加工作后，办黑板报，写标语，写材料，都受益于小学时候打下的基础。
感叹的是，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英语成为主课，导致国语教育严重滞后，加之后来电脑的广泛使用，手写汉字更是惨不忍睹。教学只为分数，严重缺乏书写训练。甚至有些高学历的人写出的字，像文盲，与身份截然不符。不知道是悲剧？还是悲剧！
四 防疫
新中国，是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国民党溃败时，又偷运走了所有的黄金储备。所以，虽然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但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并不能一下子改变。瘟疫也频繁发生，伤寒，鼠疫，肺结核，天花，流脑，麻风，血吸虫病等，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国家花大力气 防疫治疫，在短短的不到十几年间，这些疫情全部被控制或者灭绝。毛主席曾写过《七律·送瘟神》二首，那是毛主席1958.6.30.看到《人民日报》当天登载的余江县血吸虫病被消灭的新闻消息后，即兴写下的诗篇。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故乡因为大，是附城镇的重点村，各个方面的工作，一直深受上级的关注。
农村，物质基础差。但国家对抗疫防疫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每个乡镇都设有防疫站，都有专门的防疫人员。村里边都有卫生所，上面派一位医生，村上再配一名类似护士一样的人员，维持卫生所的正常运转。平时给村民看看病，打针输液，冬春配合上级搞防疫。
农村的各行各业，都属于国家的薄弱区域，所以，国家号召文化下乡、医疗下乡、农林科技下乡，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一项项落在了实处。尤其像我们故乡这样的大村，常年住着上级派来的各类技术干部、专业人才，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得其中有一位医生，不知道是从哪个大城市来的，一口普通话，姓赵，大家都喊他赵大夫，个子不高，三十多岁，在故乡住了好多几年。他初到我们村时，不会挑水，大家都帮他，但他不让，自己学，大家看他挑水的样子，就想发笑，扁担、水桶、脚步都不在一个节奏上，就像豫剧《朝阳沟》里的城里姑娘银环。但赵大夫医术高明，为人和善，给村民看好了很多陈年老病，防疫时给大家讲各种传染病症状和预防的方法，老百姓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专业人才。
每年到冬季春季，大队都号召村民给孩子打各种防疫针，种牛痘，这些都是免费的。学龄前的儿童是让家长监护着到村卫生所打针，我们学生是在学校集中打，一个班一个班站着队到老师办公室打针。那时国家困难，医生只有一个注射器，带几十个消了毒的针头，打一人换一个针头，注射器不换。所谓消毒，就是把那些用过的针头重新在开水里煮几十分钟，然后下一个班再接着用。除此之外，每年大队都到学校熬中药预防瘟疫，校园里用砖头垒个大火，架一口特别大的铁锅，每天要熬上百斤的中药，连着熬好几天。当时，我们知道瘟疫是会让人生病的，但不知道它的可怕，只知道药汤的苦，不想喝。但老师让喝，我们不敢不听老师的话，每人每天喝一碗，需要喝好几天。村民们也端着锅、盆到学校舀，供家里人喝，都是免费的。一直到1981年土地下户前，年年如此，岁岁如此。
图片：网 络 文章：秦文堂 排版：顽 石
文字凝固时间 乡土永连心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