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玄宗，一般人会把几个明显的标签给他贴上，比如少年英武而晚年迟暮，既乾坤独断又儿女情长，特别是他一手把大唐王朝扶上了最巅峰，又一手把它打到了最谷底，其中的转折点就是安史之乱，这几乎也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逆转，此后再也没有了汉唐雄风。
为什么会出现巅峰逆转，造成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性大悲剧？各方都探讨了很多，相当多的原因归结于唐玄宗个人的晚期不作为。甚至，有的把他与杨贵妃的爱恨离仇当成了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典型的红颜祸水之论。在《百家讲坛》持续开讲唐朝系列历史的于赓哲先生，在对唐玄宗的讲解中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判断，那就是——平衡的失败。
于赓哲认为，唐玄宗的平衡策略贯穿执政始终，即使晚年也并未失去对形势的把握，直到安史之乱前都掌控着局势，只不过是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怎么后来的平衡会出现了偏差，直至导致重大的失误？因为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让皇帝很自负，认为平衡策略是保持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朝廷各派势力并存，每一排都有另一派监督，每一派做事都有顾忌，虽会产生内耗，终究经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
于赓哲进一步梳理，在唐玄宗的统治年代一共经历三个阶段的平衡。第一阶段，吏才集团与文学集团之间相互的制衡，代表的就是宇文融与张说的对抗，李林甫与张九龄的对抗；第二阶段，随着文学集团的衰落，唐玄宗在朝中又引入了外戚势力，最典型的代表当属杨国忠，表现为天宝中期杨国忠与李林甫的对抗；第三阶段，在外戚与吏才集团对抗的同时，唐玄宗还在寻找新势力的加入，那就是边将势力。
但最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唐玄宗在初期的平衡是有效的，特别是在执政的初期，通过频繁的换相和诸宰相的牵制，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执政方略，也迎来了开元盛世。但是，从中期引入外戚开始，这种平衡已经出现了不太妙的情形，那就是裙带关系和腐化，坏了朝廷的纲纪；而到了后期，边将势力的介入，导致整个朝廷的虚实暴露无遗，为边将军事势力的非分之想开了通道。也就是说，聪明的皇帝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手玩砸了自己的平衡游戏，导致边将势力对朝廷的各派进行了一个总收拾，也包括皇帝自己在内。
按理说，引入几个将领来朝中当宰相不算什么，因为唐朝本来就是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执政的王朝，从开朝以来少数民族的大将和宰相就不少，为什么到了安禄山的时候就生出来不安分的想法，开始反叛朝廷了？这是内外两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内部来讲，皇帝在年事已高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怠政了，而且又保持原有的不切实际的自信，导致统治已经出现了大不如前的情景，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任宰相以来，不能说一无是处，但肯定是乌烟瘴气。手握重兵的边将到朝廷看见这种情形，藐视的心肯定有，而不安分的想法也就逐渐长了出来。
从外部原因来讲，军队制度的变化最终让边将势力成为尾大不掉的巨大隐患，为他们的不臣之心增加了最大的砝码。因为唐朝的军队在唐玄宗的后期已经由原先的府兵制转变为了更加职业化的募兵制，这些将帅专门招来打仗的专业士兵更多忠于招募自己的将领而不是朝廷。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导致对朝廷的职责虚化，结果谁有兵权谁就有实力说话，谁就可以称王称霸。安史之乱结束以后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这样的情形一幕一幕地在上演，直到宋朝开国以后，对这种军队体制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改革，设立中央禁军，但也导致了边将实力不强，对外战争不力。元朝似乎又重蹈了唐朝后期的覆辙，但明朝基本没有发生边将反叛的事件，说明控制有力，而清朝后期的湘军崛起，事实上又是藩镇割据的重演。
仅仅是军队制度的变化，还并不能激起安史之乱，更重要的是唐玄宗遭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善于伪装和表演的安禄山，身边又多了一个猪一样的宰相——杨国忠。皇帝在反叛的前夕依然被蒙在鼓里，还相信着安禄山一次又一次的进忠表演，但这些都是烟雾弹，直至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不识时务的杨国忠，联手安禄山扳倒李林甫后，又与安禄山闹起了矛盾，而且一天又一天的紧逼，最终给了安禄山动手最好的借口。对于内陆而言，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大动干戈了，真正是“马放南山、刀枪库”，许多武器甚至已经腐朽，当天天在边境磨刀霍霍的大军向内陆突然杀来的时候，哪里有什么抵抗力，盛世王朝就这样画上了让人叹息的句号。
（二〇一七年九月九日，雨中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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