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老一代农民工问题的讨论未休之际，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赫然临近，更要命的是，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也在悄然形成，成为城市化的新隐患。
然而，正如《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一书所说，对第二代农民工这个群体难以称呼，甚至对这一群体分门别类都似乎是个伪问题。如果称之为“流动儿童”，其相当一部分已经随父母定居城市；如果称之为“农民工子女”，则与“农民工”同样是个不确定的称呼，也有歧视的味道；如果称之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则无法区别其与外地城镇户籍的务工人员子女的区别；如果称之为“城市新移民”，似乎又无视了这个群体与中上层移民之间的阶层差异，这些孩子的处境与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后代不啻于天壤之别。就是目前常用的城市/农村概念对这些孩子们也不是问题，因为调查表明，他们根本对此无意识，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城里人，甚至当他们重回农村时，竟然也有着城市人面对农村人的那种心理优越感。但他们面临新的问题，就是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问题，父母在城市的艰辛和他们上学的另类环境，让他们对本地人充满戒惧和不信任，对自己外地人的身份感觉相当尴尬。目前城市的管理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子女的“外地人”意识。因而，《城》书的作者熊易寒说，他没有办法，还是用农民工子女这一称呼。而我则考虑到目前讨论常说的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暂时用“第二代农民工”概念来表述这一群体。
第二代农民工显然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明显差异。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讲，进城只是谋生的手段，农村的土地依然可以成为随时进退的后方基地，而他们想以城市为最终落脚的人也并不多，他们带孩子进城，最根本的也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孩子不再重复上辈人的老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则谋生只是进城原因之一，他们已经开始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力争最终融入城市，当然农村依然是他们的根，但他们却会坚决地把孩子们留在城市。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因为他们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或者干脆就在城市出生，他们的意识里自己就是城市人，但他们却不得不背上农村人之名，他们在农村是无根的，对农村的概念和城市人一样陌生，但城市却没有给他们真正融入的现实条件，于是，在城乡进退维谷之际，矛盾便油然而生，他们可能会对城市充满了愤怒，甚至走向反叛与对抗，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压力，给城市生活造成威胁。这些年，已经不是一个地方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子女已经成为城市犯罪活动的主力。事实上，以非洲二代移民为主力的巴黎骚乱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因为一代移民与过去的艰苦境遇相比，还心存感恩；到了二代移民，则是与周围的城市人相比，又怎能不失落、愤慨和仇恨！而非洲二代移民的问题就与当前的第二代农民工相似，只不过少了种族因素而已，这很可能成为城市化的新隐患。
化解第二代农民工问题，要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取向出发来研究。从相关研究看，表面的问题是其落户问题，核心是其在城市的未来生存问题。这一生存问题也不是常说的能就业、有保障，而是能否通过一定的渠道，顺利融入城市甚至是进入这个城市的主流。而这一渠道在目前就是教育，而不是户籍。因为户籍制度的取消，只是解除了一些针对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政策限制，不会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造成实质性影响，从而也就不可能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充其量有利于个体的社会流动，而很难改善整个群体的社会境遇。有研究报告就表明，以目前的农民工群体实力进城，其后代形成低素质、低就业、低收入的贫困循环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在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看来，教育担负着改变他们人生最终命运的重任，也是最为可靠的通道。
然而无情的现实是，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恰恰问题严重，其核心在于，目前的教育制度依然没有解决在当地求学、在当地高考的问题，而回本地高考就要面临教材变换、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学习环境较差、高考竞争压力过大等一系列问题，跨省的还要面临无法适应考试知识体系不同的问题。可以说，高考纵有万般不是，却是目前最为公平的竞争制度，而农民工子弟恰恰在这一平等机会的把握上出现困难。《城》书的作者甚至悲观地推测，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城市青少年，而且很可能低于农村一般的青少年。于是，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命运在初中后就开始失衡，在未来的上升通道无法顺利实现的时候，他们只好迎接人生的命运天花板，即在初中毕业后被迫上技校、上职业中专，或者直接进入社会，将来继续中低阶层徘徊，从事类似父辈的“3D”职业，即难（Difficult）、脏（Dirty）、险（Dangerous），无法走上渴望的上层人生之路。也因为如此，越上学到高年级，他们的努力会越退步，甚至消沉、自暴自弃。《城》书中的调查已经表明，由于他们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自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与消沉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极端则是叛逆的生成和对抗，即国外类似的“反学校文化”，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以此宣泄自己的不满，获得所谓的“独立和自尊”，最终过早地走向社会，并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这样的现象就曾在美国的中低工人阶层子女中广泛出现，而美国底层黑人社会的子女也有类似的境遇。
由于无情的现实是这样，这也就难怪农民工子女的思想教育效果不好，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面临的现实反差是如此之大。他们在课堂上接受的是平等、自由、参与、权利这样一套公民社会话语，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接受的是不平等、暴力与机会限制。与残酷的社会现实相比，温情的政治说教自然是软弱无力的。但也不用过分担心，《城》书的研究同样表明，农民工子女的“反学校文化”并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对社会规范接受的程度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是在其成长过程中的实际遭遇导致了他们对社会规范接受方式的改变和价值倾向的转向。
因而，化解第二代农民工问题，要从解决其融入城市的制度入手而不是解决其进城问题的措施入手，不解决其长远的人生向上通道问题，或者说不能给其一个较为明确的流动预期，则这一问题的化解相当困难，并难免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隐患。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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