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美——
当年吴冠中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从巴黎学成回国,一心扑向祖国的怀抱。然而,白云苍狗,动乱频仍,他经历了坎坷重重!他心里怎能不苦闷,不彷徨,不悲观?《旧居的回忆》有一段肺腑之言:“我自愿归来,如果入了地狱,也绝不肯向他们诉说。走进地狱的尽头去,我有牺牲自己生命的权利,宁让人咒骂,不让人嘲笑,更不愿让人怜悯。我在完全孤独中探索自己的路。”这里有悲叹,有不平,更有自尊与自信。回顾先生50年艰难的创作生涯:人体、风景、人体,题材在变;写实、写意、抽象、再写实、再抽象,手法也在变。但是,笔者认为,不论怎么变,理性的思考和理智的选择没有变,那就是先生探索的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的道路和对于一系列造型艺术规律的清醒认识与执著的追求没有变。请听:
“构成画面,其道多矣。点、线、块、面都是造型手段,黑、白、五彩,渲染无穷气氛。为求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作者可用任何手段,即择一切手段。”
“脱离的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
“造型艺术,是形式的科学,是运用形式这唯一的手段来为人民服务的,要专门讲形式,大讲特讲。……如果画家只遵循内容决定形式的法则,他的形式从何而来?内容是工农兵,于是千篇一律的概念的工农兵图像泛滥全国!缺乏形式感的画家,一如没有武器的战士。”
“抽象美在我国传统艺术中,在建筑、雕刻、绘画及工艺等造型艺术领域起着普遍的、巨大的和深远的作用。我们要继承和发挥抽象美,抽象美应该是造型艺术中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掌握了美的形式抽象规律,对各类造型艺术,无论是写实的或是浪漫手法的,无论采用工笔或写意,都会起到重大作用。”
“从艺60年,写生60年,我深刻感到‘错觉’是绘画之母,‘错觉’唤醒了作者的童真,透露了作者感情的倾向及其素质。”
“‘形’是创作的结果,而‘变’包括构思、探索与提炼的艰苦历程。不怕幼稚,幼稚必然会走向成熟,但艺术创作最忌虚伪、装腔作势。在造型艺术中,如对人的具象不掌握,对形式无体会,就想哗众取宠而变形,是自欺,但欺不了人,欺人也欺不久!”
一段段警语、格言式的论断,闪烁着理性美的光彩,同时也迸射出刚性美的批判力量。篇章中有破有立,先生正是在批判中不断建构着自己的独特的绘画语言、审美形象和造型艺术理论的。其实这些清醒的理性思考,全是在他正与反、成与败的长期而丰富的艺术实践中逐渐体悟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风筝不断线》这一篇。先生记叙了自己前后两次创作过程:一次是以《松魂》为题画泰山的五大夫松,一次是以《补网》为题画浙江石壕渔村晒场上渔民织补渔网的场景。两次创作的甘苦与体味,冲动与沉思、成功与遗憾,终于化作了理性认识的飞跃与提升,这对画家和作家们的创作同样都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借鉴。
单从文章的起、承、转、合上看,《风筝不断线》是无可挑剔的,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表现手法的运用也十分到位,可见先生的文章和绘画一样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此已勿庸置疑。我们只想侧重分析先生是如何从创作实践中结晶出那些极富理性美的真知灼见的,也好让读者更具体地感受一下先生散文那令人心折的魅力。在文章中,先生先写自己对五大夫松的仰慕和神往;次写自己登山寻见后人补种的松树时那种美中不足的遗憾;再写自己当场从不同角度综合写生,“照猫画虎”,画下五棵老松;接着再写自己依据写生画稿多次创作五大夫松,并对京西宾馆的巨幅画作不满,“苦于未能吐出胸中块垒”;然后又写凝神苦想时,先生忽然产生的五大夫松愤然扑来的幻觉和对罗丹《加莱义民》的联想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松的类比思考;于是才写出先生“试用粗犷的墨线表现斗争和虬曲”,并用“层层下垂”的峭壁的“灰色宁静的直线结构”加以映衬,再以满山彩斑“相撞”“相咬”,而最后画出《松魂》的情景。惨淡经营,历时五载,然而朋友和学生们看后却有所茫然,难以言说作者的用心和含义。这是为什么?先生深味再三,写下一段精辟的话语:“从生活中来的素材和感受,被作者用减法、除法或别的法,抽象成了某一艺术形式,但仍须有一线联系着作品与生活的源头,风筝不断线,不断线才能把握观念与作品的交流。我担心《松魂》频于断线的边缘。”五年的辗转创作,基本上被先生自己否定了。先生自己敲响了作品与生活频于“断线”的警钟。这该是多么发人深思的一笔!
一段过渡之后,文章开始记叙《补网》的创作经过。第一句写先生在某地渔港看见晒场上伏卧的巨大蛟龙似的渔网;第二、三句写看到的补网者补网的生产劳动场景和产生的直觉感受;第四至八句则写先生带着创作灵感创作《补网》的情景, 其中有墨绿与黑墨的对比与校正,有对运动感、音乐感的把握与表现,也有人物彩点的点缀与布置,然后先生又用第九、十两句话一反一正地表达了对《补网》一画的肯定的评价。文章至此,似乎已通过对《松魂》与《补网》两幅画的创作的记叙,把“风筝不断线”的画理说得够透彻的了,然而先生并不满意,又在第三自然段进一步加以开拓与引申。首先,他引述了一位关心当代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英国评论家在来信中谈论“抽象”与“无形象”的意见,然后以此为话题,有针对性地展开了一番极有见地的议论,先生说:“我于是又寻根探索,感到一切形式及形象毫无例外地源于生活,包括理想的和怪诞的,只不过是渊源有远有近,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而已。如果作者创作了谁也看不懂的作品,他自己以为是宇宙中从未有过的独特创造,也无非是由于他忘记了那已消退在什么长河里的灵感之母体。……如果从这个概念看问题,我以为‘无形象’是断线风筝,把一条与生活联系的生命攸关之线断了,联系人民感情的千里姻缘主线断了。作为探索与研究,蒙德里安是有贡献的,但艺术作品应不失与广大人民的感情交流,我更喜爱不断线的风筝!”这是极有力度的一段话。没有这一段的开拓与升华,关于艺术源于生活这一理性命题,便不会这么光彩夺目和令人信服。由此,《吴冠中画韵美文》,的理性美可见一斑,而表现这理性美的文字,却都是深沉隽永、深入浅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