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直有个梦想：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但是这个梦想除了最早期原始社会实现过，就再也没有实现。原始社会的“平等”也不是人类愿意那样，而是生产力太过低下，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在那时，人群也要选出（其实是自然产生）他们的头领，一般不是年长睿智者就是力气奇大者。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再也没有平等过。其中后两个社会都宣称要“平等”，但事实上都没实现平等。其实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非要追求平等呢？人生下来就由于外貌、体征、能力等因素造成天生的不平等。非要人为地营造出所谓“平等”，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呢？
既然人类的不平等是一种常态，我们对于这种状态也要有个说法。古代时的说法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最朴素的说法。意思是没学问的人要靠出卖劳力生存，有学问的人靠出卖脑力生存，且可以治理出卖劳力的人。到了近代社会，又有了“阶级”的说法。把人分成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如果再细分，还可以把农民到地主细化为：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工人到资本家也有类似分法。这种分法是按照人所拥有的资产多少划分的，把人从“无产”到“有产”分了若干级。这种分法在中国近代史上闹腾了近百年，战争不断，死伤无数。即便是在上世纪50-70年代，也一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弄的很多人现在还心有余悸，听到“阶级”两个字都心惊肉跳。
随着历史发展，现代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人的划分也“与时俱进”了，目前最新的分法是“三类人法”。这三类人分别为：资源人、配置人、资本人：
第一，资源人。他们是资源的最直接拥有者，依靠出卖自身的资源生存，比如农民靠耕地、工人靠做工、医生靠医术、作家靠写作，还有老师律师咨询师主要靠输出脑力生存。
第二，配置人。资源是谁的不重要，关键要有资源配置权。这类人依靠配置资源挣钱，从事资源的投入、整合、运营、产出工作，此类人以企业家为主，成功的创业者也属于此类。
第三，资本人。他们离资源最远，但是所有资源却统统归他们掌控，他们只躲在幕后玩操作游戏。资本投资者就属于此类人，比如孙正义、巴菲特都属于此类。
笔者认为
这种分法还是比较精准的。一方面是科学涵盖了以往的各种分法，另一方面又淡化了“剑拔弩张”的阶级对立。古代“劳心”“劳力”者都划在了“资源人”里面，不管你劳力还是劳心，都是凭人自身拥有的“资源”来吃饭。阶级的划分总是带有暴力的色彩，它隐含着一层意思是不管你原来属于什么“阶级”，是可以通过暴力改变你的“成分”的。贫雇农通过打倒地主，分了地主的土地房产，从而变成了有产者。而“三类人法”淡化了阶级的概念，主张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改变自己的成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三类人法”也不是完美无瑕，本文就是想对此法的问题深入研究一下。
“三类人”的细节问题
“资源人”通过出售自己资源（体力、脑力、时间）而生存。此类人在社会上是大多数。要是细说的话，从社会最底层（打工仔、农民工、小商贩、蓝领），到“中产阶层”（白领、工程师、经理层、医生、律师、咨询师）都在内。甚至笔者认为绝大多数公务员也属于这个范畴。按以前的分法，三教九流都在这个圈里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就希望从最底层混上经理（或者什么师）就烧高香了，不会再有更高的奢望。所以大多数家长不管自己原来是什么层次（也许是个农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用尽所有力量供孩子读书。因为他们知道读好书，就能脱离原有的环境，就有可能做进“中产”。“配置人”是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产生了一批“新人”，这些人可以不用只支配自己的资源，而是可以成批地支配“资源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企业家。“资源人”是靠经营自己挣钱，“配置人”最大的不同是经营“资源人”挣钱。这就比只经营自己产生了更高的“剩余价值”。当然“配置人”所承担的风险比“资源人”也高了很多。企业经营好了，可以拿到“剩余价值”；如果失败了，他将失去所有，可能又回到“资源人”，甚至更糟。所以不是所有“资源人”都能做“配置人”的。他们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眼光、魄力、创新力、机遇和资本。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次巨大历史机遇，造就了一批早期“配置人”。随着社会发展，一是那种机遇不存在了，二是“配置人”也在“大浪淘沙”，有文化有知识的“配置人”逐渐成为主流，原有的不进步就被淘汰了。“资本人”是最高层次的一类，从数量上说也是最少的一类。他们的特征是支配“配置人”的人。简单说，他们不用经营企业，而是投资给企业。主要以股权分红的形式甚至买卖企业形式赚取利润。可以说，“配置人”在给“资本人”打工。当然不排除一些企业家做大了，本身又晋级到资本家的。如果说“配置人”在经营企业时摄取了“剩余价值”，那“资本人”在经营“配置人”时又摄取了更高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杠杆效应”。应该说，“资本人”在现今社会中是处于最高地位的一个群体。而且随着资本的垄断与财富的“雪球效应”，这批人的风险反而变得相对较低。因为在他们数百亿甚至数万亿美元资产中，总是以小比例资产做高风险投资，大比例资产做低风险投资。理论上几乎不会有输光的可能。最终形成全球5%的金融寡头控制着95%人群，其中包括“配置人”与“资源人”。甚至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也是寡头们的“政治代言人”。如果总统不太听话，轻则弄下台，重则暗杀掉。
总结
“三类人”按照自由度程度划分，很清晰。“资源人”属于自由度低的人群，且随着资产多寡也分为三六九等，绝大多数人在此列，低阶资源人也希望晋级高阶资源人，达到自由度与生存空间逐渐提升之目的；“配置人”自由度较高，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压力，其法人身份承担的风险较大，也算是权利与义务相匹配；“资本人”自由度最高，且由于寡头地位，生存风险较低，但达成资本人的过程难度极高。
“三类人”转换为什么这么难？
既然“资源人”占绝大多数，少数是“配置人”，极少数是“资本人”。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如何才能从“低级人”变成“高级人”？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没人不想从只能出卖自身资源的“资源人”晋身到能支配“资源人”的“配置人”；如果再有机会，也没有“配置人”不希望跳到控制一批“配置人”的“资本人”。在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柳传志，在下海经商前是中科院技算所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那时的他只靠自身智力生存，是典型的“资源人”；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机遇，80年代中期与其他十几位技术人员一起创建了计算所公司，经过若干年打拼，发展成为著名的联想集团；联想坐大后老柳逐步把实业交给年轻一代接管，自己则陆续成立了几个投资公司，从天使、VC、到PE做起了资本家的事，到目前在投资界做得也是风生水起。就这样，柳传志从“资源人”到“配置人”，又到“资本人”，完成了两次华丽的“转身”。柳传志的几个“转身”虽然漂亮，但有一个问题，联想的大股东是国有身分，所以联想旗下子公司无论实业还是资本，大股东一直是中科院，柳传志的个人股份只有3%左右。这样的话，柳传志身份虽然是从研究员到企业家，又到资本家。可是从所拥有个人资产来说，只能是个“非典型性”的资本家。中国“典型性”的资本家是少之又少，主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资本家发生了几十年的“断代”。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长出一批新的民营企业家，有代表性的像王健林、宗庆后、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等。如果说到资本家，只能是以郭广昌为代表为数不多的新一代资本家。郭广昌没做过“资源人”，大学毕业后直接与同窗梁信军一起成立了“广信公司”，以实业起步，很快就做成了“实业＋资本”的模式。用了25年时间，从3.8万启动资金，资产积累到5000亿之巨。所以，郭广昌可以算是个“典型性”的资本家。无论是柳传志还是郭广昌，我们注意到，最终转型成功为资本家的的确很少，转成企业家的多一些，但以13亿人口做基数时，那个比例也是很低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能坐住企业家和资本家位子的又打了个大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个基本事实是现存的企业一定是远少于倒闭的企业！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犯事的”或被抓进去的企业家与资本家也不在少数。可见转型为企业家与资本家是难之又难。我们常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考研、考公务员等现象，恐怕做企业家和资本家要比这个更难吧？近年在国家“双创”政策鼓励下，越来越多人走上创业道路。为什么好好的工作不干了，非要去创业？无非是想摆脱受人控制的“资源人”身份，晋身为控制别人的“配置人”，甚至“资本人”。可是有多难啊！99%的创业者天使轮都过不去，后面的更多“轮”还会无情地淘汰掉更多的创业项目。
总结
尽管“人往高处走”是每个人的权利，可现实“太骨感”，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个“美好愿望”。我们大家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像西方社会一样：绝大多数人都安分守己地做好“资源人”，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给有能力做成企业家或资本家的人去做呢？
“三类人”的转换规则是否公平合理？
这个问题比第二个更有挑战。前文说了，要想实现“三类人”的转换其实是难上难的。其难有三：一是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其实是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而发展起来的，却误以为自己是“天赋异禀”，结果在经济危机或市场竞争压力下（其实这些才是常态）败下阵来；二是改革开放后，国家虽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可所有的法律与政策环境非常不健全，很多企业家在这种环境下挖到第一桶金，其实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不公平性为前提的（这就是所谓“原罪”）。随着法律与政策的逐渐完善，这种“不公平前提”不存在了；三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经常变动与不确定性，使得改革之初的那些“红利”已然消失。做实业的企业家们哀叹生意越来越难做，做投资的资本家们抱怨具备真正价值的创业项目也凤毛麟角了。在这个转变身份的大潮中，人人都在关注“我能不能上一个台阶”？农民工想通过努力混上工头甚至经理，小白领想通过努力混成主管然后经理总监总经理。中小企业主想通过打拼混上“新三板”进而上“创业板”“主板”。投资经理也想通过努力混出自己的基金进而当“郭广昌第二”。尽管这个过程难上难，尽管一批批企业家资本家倒下了进去了，可是这个大潮还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前赴后继地涌来。其中每个阶层除了关注“进阶”的可能性外，更关注这个过程的公正性与公平性。
说到转变过程的公正性与公平性，首先我们看到以往在不规范环境下的那种不公平条件基本上不复存在了，不要再幻想以新的“原罪”实现“进阶”的过程。第二，在正常条件下，市场机会越来越小了。这还不只是传统领域（工业时代）的机会小了，即便是在新兴领域（互联网时代）的市场格局也已形成，想在互联网领域捞红利的事也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新常态”下，如何从“资源人”晋身为“配置人”是大多数人的关注焦点。这方面的标杆是联想的郭为与杨元庆，他们是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下，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从“打工者”到“企业家”的地位。可是在同时代，也大量存在着靠不正当手段与歪门邪道夺得企业“上位”的例子。在民营企业，也有很多父子相争、夫妻反目、兄弟相残的“丑剧”（具体案例可见笔者新著《管理之源》）。这些显然是行不通的，靠这些手段“上位”的一般也没有好下场。第二种进阶方式是创业。笔者认为这方面有些不好的导向与误区。比如说鼓励大学生创业，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导！大学生由于年轻、无社会经验、无管理与经营经验，盲目走上创业路风险极大。如果用成功率来说，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对于这样一个群体，非要以巨大社会资源去投入，实在是得不偿失。结果是绝大多数创业失败者还得回到“资源者”地位（应有的位置），留下的是一大堆创业失败成本。其他创业者（有工作经验者）的创业也要慎重。笔者三年内参加了很多创业路演活动，现场看了很多创业项目。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很多项目质量不错，无论商业模式还是市场前景都还可以。可是我最想对他们说的就是一句话：“这个项目让马云或雷军操作啥问题没有，可是您不行。”这话很残酷，也很伤人，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创业项目之所以成功率这么低，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人人都可以创业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老板的。假如我们做个统计，比如以C轮融资结束算作创业成功，看看成功率到底是多少？再比如以企业做到10亿算作企业比较稳定的标准，再看看有多少能做到的。这样两个比例算下来，估计是很低的。以此来告诫创业者这条路有多难，在走上创业路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创业，最好不要去做失败者的大分母。在“配置人”向“资本人”转变过程中也有类似现象，最多就是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百军千马过独木桥”而已。近年来，投资行业突然变成热门行业，人们似乎突然明白了行业最高台阶所在，是个人都想介入投资。一拨是原来做实业的，由于实业越来越难做，又有互联网经济的影响，再加之投资风潮的劲吹，纷纷转行投资领域；另一拨是原来做咨询与培训甚至媒体的，也由于原有业务不好做，据说加上投资业务客户会比较容易买单，于是也进入投资领域；再一拨是演艺界人士一边演着戏，一边摇身一变越级成为资本家；再有就是大学毕业生加上小白领，忽闻投资行业是最上游，至少比卖楼的强，也纷纷跳进这潭泥水里搅合。其实冷眼看过去，虽然“投资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可真正做实投的并不多，大量的是做FA。这正是国人最擅长的一项：改革之初，做实业的也不多，“倒腾”东西的“倒爷”多；后来房地产火了，倒腾房子的多起来，特别是倒腾二手房的更多；股市火了，上市公司不多，倒腾股票的多。特别是二级市场的“掮客”多。最新的投资热也是一样，大家都摞胳膊卷袖子，都想从“资源人”直奔“资本人”。殊不知自然规律一样无情，从“掮客”晋级为“投资人”已经很难，再从投资人成为成功的投资人又是少之又少。
总结
无论“资源人”向“配置人”转变，还是“配置人”向“资本人”转变，其实都有一定的黄金法则，热闹地折腾平静下来后，我们会发现总归都趋于一个常数，也就是说转换比例基本是一个固定比例，且与全世界各地的比例差别不会太大。这些转变过程的公平性宏观看也是好的，且越来越规范，靠歪门邪道“上位”的路也越来越窄。
笔者最后想说明的一点：世界就三类人，你做哪类人其实也基本是个“定数”。对于绝大多数人还是不要盲目跟风，盲目追求“最高目标”。在作出低阶向高阶转变的决定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能力水平来定夺。最好是有了那“金刚钻”，再揽那“瓷器活”，否则到头来不仅自己难堪，还白白耗费了很多社会资源。最后希望每个人都恰如其分地活出精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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