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奇 杨政
1.教育主管部门为新一代操碎了心
近日，教育部连续发文，主旨为中小学减负、加强体育、美育内容。就连中小学生的生活（睡眠）也纳入管理内容。
很难想象，放学之外的时间管理，主管部门发文之后如何落实，恐怕又是一个接一个的表格层层上报，所有这些最终都成为一线教师的负担。
2.教育最前线没有声音
“管办评”一体化长期广泛存在于我国教育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中小学教师需要应付各种教学式的检查不说,各种与教育教学不太相关行政性的检查、评比和评估就多的喘不过气。此外，中小学教师还要组织公开课，以供教研室领导（行政人员）观看并指导。
据中国教育报的2015年的调查，苏北一普通学校，4个月里接受检查验收24次，仅台账材料就准备了67盒，排在一起长达5米多。教师天天忙于应付表格，教育教学反而成了副业。可是，最近连这种报道也没有了，只有“积极面对检查促提升”这样的官样文章。
更为复杂的是，教师的压力缺乏向上反馈的现实路径，但可以向家长与学生传导，而只有学生是最后的默默承受者。这样，站在教育最前线的人，在教育问题上失去声音。
3.“弱者”的武器
一方面，教育体系的内部因过度行政化，更加注重形式主义。因为完成形式就已经费尽全力，形成偷工减料应付反而能生存，老老实实做事反而受不了的逆淘汰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教育体系内的行政化趋势难以阻挡，身处教育一线的主体，博弈的价码只能选在教育体系外，典型的就是“补习班”、“学区房”，还有一些彻底的退出者——“留学”。
根据中科院、前瞻经济学人、36氪的数据，我国K12教育市场从2013年起，已经翻了1倍以上。
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发布2019年度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数据报告：中国是美国最大留学生源国，共向其输送近五十万（474497）名学生，接近国际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中国学生在2018学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150亿美元。据统计，在K-12阶段留学美国的78366名低龄学生中，有36842名来自中国，占比高达47%。
近期，包括新东方、好未来、猿辅导等在内的课外辅导机构因各种因素受到有关部门顶格处罚，但问题在于，供给的原因是有需求，如果我们限制了这些教培机构之后，相关的需求会去哪里呢？是会自动消失，还是让家长与学生跨越千山万水选择海外。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教育最大供给者，同时又是比赛的裁判员，动辄以罚代管、以关代管，致使大家都是一个模式，那么社会办学的意义何在？
4.人口红利之后
近年来，出生人口迅速下滑，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1200万，下降265万，降幅约18%。与之伴随的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根据央行的论文，预计2020-2050年间，劳动人口将以每年超过0.5%的速度逐年下降，2050年比2019年下降15.2%。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0年为74.5%，2019年降至70.6%，预计2035年为64.6%，2050年为59.8%。
可是，人口红利的消退之后，人力资本的红利并没有到来。产业难以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寻找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新环境下的发展机会。
这在我国新型产业的发展上就有反应，以互联网企业为例，我国企业很重视运营，往往规模导向，多用人力堆砌增长；而美国企业往往重视研发，技术创新导向，多用数据驱动增长。
国家的发展其实需要很多创新型人才，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同样需要觉醒的自我意识与自利行为。创新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性思维，不墨守成规，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更加注重个性化，不是培养千人一面的流水线。
5.教育的主体责任是家长的，教育机构是搭建平台，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是保住最基本的教育供给。
让教师成为真正最受尊重的职业，要从教育主管部门做起，从学校管理者做起。发展教育应面向一线，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集中精力提高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待遇，立法保障一线教育工作者充分的权利以达到因材施教，不能只是行政意义上的指导，从而减轻他们的负担，淘汰那些不合格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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