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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芳华
邓敏
一九七六年出了许多大事：毛主席去世，朱德元帅去世，周总理去世。我正好在那一年出生，就是毛主席逝世的那个月。
那时候，伍佑镇幼儿园是跟小学合在一起的。一个镇上有两个小学、两个幼儿园。我起先在镇西的跃进小学上幼儿园。因为校长姓孟，是奶奶闺蜜的先生，他女儿孟小琴也在那个学校做老师，收奶奶学费低。但在我被推倒进学校小便池和我抓伤同桌男生雪白的脸皮后，奶奶果断找了她的干闺女薛老师，将我转到镇南边铁绳桥北的南伍小上幼儿园了。
薛老师也是南伍小的老师，这样我后来的幼儿园时光得到了优待，成为舞蹈队的成员。那时候，幼儿园、小学以及镇上有什么文艺活动都要我们这些舞蹈队的孩子们出场表演，活动相当稠密。奶奶说，我小时候就鬼，说我谎用她的名义跟薛老师请求退出舞蹈队，理由是怕孙女跳伤了。后来是薛老师跟奶奶直接对口供，才知道根本没有这一说。
这件事是奶奶告诉我的，我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但至今能想起，我们这些小舞蹈演员在老师给我们装扮好后，候场时会偷偷拿出老师奖励我们的一毛钱去学校门口的老奶奶摊上买糙米糖吃。那种糙米糖就是白米经过爆米花机炸过后变得又白又大，然后用糖料滚成拳头那么大的圆球。一毛钱可以买好多个，一人一个美滋滋地吃完。老师找到我们一看，原先涂好的口红，全被我们吃进肚子里了，只好气急败坏地再一一捧过我们圆圆的脸，上下两下，再涂一遍。
那时候，我们上台表演会把脸打得很夸张：眉毛画得特别浓，两个嘴巴像红屁股，嘴也是红通通的。表演结束，老师说到后台用水洗一洗。但我们哪舍得呀，带着显眼、夸张的装扮和一颗刚刚从舞台上下来的兴奋的小心脏儿，一路昂首挺胸，像只胜利的小公鸡一样，走过剧场西边热闹的十八间（供销合作社），然后再向北路过北街西边老镇政府。镇政府斜对面是印章门市，一字儿板门。我同学的瘸腿老爹就坐在刻章桌后面冲着我笑：“今天去演戏的呀！”我“嗯”了一声，一溜烟儿地跑了。
我小学是在正宗的家门口上的。那时候叫北伍小。南伍小是幼儿园，北伍小就是小学。当时，唯一的大门开在南边，我家住在伍小巷，因为家的后面就是伍小，而且距离南大门只有五步远，所以我小学六年当了一个唯一不变的“官儿”——开门的。那时，学校有鼓号乐队，我也混迹其中。辅导员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兼毽球教练王老师。记得每年清明去南边沟港村祭扫烈士陵园，鼓号队打头阵，吹吹打打，走到洋桥，回头一看队伍的尾巴还在伍中路口西边老远。每年祭扫时伍小的长龙阵，都是伍佑街上的一大胜景。有时，跟伍中、镇中、跃进小学的祭扫队伍连缀起来，那能从镇南头连到北头，从东边的洋桥连到西头的虹桥。那队伍正是蔚为壮观啊！
小学我的成绩并不好，但也没受过老师的冷眼。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四十九分，跟老师和父亲解释说头晕、不舒服，也没有任何人计较和批评过我。倒是碰上八七年版的《红楼梦》电视剧。头天晚上放一节，我们这些四五年级的孩子就在学校废弃的破教室里上演一节。我们那时居然全都看得懂《红楼梦》，而且还能深深揣摩角色的内心。我就很喜欢林黛玉，平日里一举一动都想象着黛玉的样子、黛玉的眼神、黛玉的情绪。有一阵子，我是活成林黛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镇上流行迪斯科。我竟无师自通，在六年级的最后那次儿童节上登台表演了迪斯科《黑猫警长》。真不知道，那时我哪来的勇气和创意，将当时热映的动画片《黑猫警长》主题曲与迪斯科热烈的舞姿糅合起来。也许是舞蹈新颖吸引到大家，也许是我跳《黑猫警长》时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以后有一阵子，同学们都叫我“黑猫警长”。而且我还被派选到镇上剧场与另一位叫华丽的女同学合作表演《路灯下的小姑娘》。她唱，我跳。我那时候的动作都是自己听音乐即兴想出来的，每一次跳动作都不太一样。
也许，这一次次登台、一次次的表演唤醒了我，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到伍中上初中时是我的黄金时代。那时，伍中校长是武进甲，是一位开明的校长。学校经常包下剧场进行文艺表演。那时，诞生了不少明星老师和明星学生，比如说：戚爱国老师常常披着条长围巾，在舞台上像忧郁王子姜育恒那样深情地歌唱，不知迷死过多少学生；还有司步华老师，一张铁嘴，主持、相声他都搞得定；而我则是为数不多的明星学生，我的独舞《采蘑菇的小姑娘》《小螺号》、领唱《南泥湾》等使得当时学校上上下下、街上老老少少没有不认识我的。那时跳得好、玩得好、成绩也好，因此深得班主任郝绍成老师的喜爱。初二时，有几个被班主任教训的学生，气没处杀撒，一度殃及到我，将我的字典扔到厕所里，幸而后来班主任出面摆平了这件事。
高中，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九二年达到盐中分数线的）进入了伍中，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但从此我从这个巅峰上一路下滑，高中的学习再也不似初中时那般轻松。幸而以我以前的影响，仍得团委领导沈德成老师的器重。学校的大合唱等表演活动，也成了我学得焦头烂额之余的一点喘息和安慰。
大学里，我迎来了艺术的春天，好像文艺细胞爆棚。我一人支撑起中文系的话剧社团。话剧团的名字叫“文韵”，还是我取的。剧团也是我一手筹建起来的。我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招募大一新生入剧团，总策划、导演了话剧《女大学生圆舞曲》。那个活动的舞蹈布景就是我的主意。我也是唯一的舞蹈演员。我用不同的舞姿映衬着前台男女主人公不同时期的命运和心情。这种创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舞台上还是挺少见的。据说我的这个舞动背景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许我的组织、公关和管理的能力有限，文韵话剧团只表演了一出话剧就解散了。但经过这个活动，我和学弟、学妹们倒留下了很深的友谊。除此之外，每年大学生演唱会我也少不了一展歌喉。至今还记得，曾雄风万丈地唱过《爱江山更爱美人》，无比怀想地吟唱《月之故乡》，还深情演绎过《妹妹找哥泪花流》。
九八年回到家乡镇中工作。第一年五一节，就作为教师团队成员再次登上家乡那熟悉的小剧场，一起合唱《明天会更好》，又一次燃起青春的热情。三年后调到母校伍中工作，和司步华老师同台主持教职工元旦联欢晚会，在学校同行间引起极大的反响。犹记得，在旧科技报告厅（已拆）大家济济一堂，外面很冷，而我每次上台串词都将棉外套脱去，身着大红夹袄、长裙来到舞台中央，脸上虽没有扑粉，却通红、滚烫……
我常觉得，自己的血液里是带风的——舞动、飞扬是我的本性。我想，若是生活在运动潮时期，我一定是最革命、最理想主义的一个。至今，我仍有一个梦想——到西部支教，再次舞动人生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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