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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课堂】邓敏 |圬者王承福与日者司马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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圬者王承福与日者司马季主

——邓老师讲《古文观止》之五

邓敏

      读《古文观止》到《圬者王承福传》时,不自觉又细细品味一番。此前已多次读过该篇,因其被选入高中语文读本。接触颇多,但每每读来还是会为人物的经历、谈吐和思想所倾服。这次读泥瓦匠传记,不由自主地想到另一个人,他是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中的算命先生司马季主。不知怎的,就将他们俩联系到一起去了,他们俩身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和相通之处。

一、平凡人,各安天命。

说来也巧,他们都是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职业者。圬者王承福是大唐子民,世为京兆长安的农夫。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安史之乱爆发,他应征入伍,东征西进,九死一生十三年,竟然全身而归。本有官勋,但他主动放弃。弃甲归田,家已无田,只好到长安城干起了泥瓦匠的活计。无田无居,他就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三十多年来租住在雇主家,食宿抵薪,如有余钱还拿出来周济路边的残疾、生病和饥饿的人。因为泥瓦匠是社会低收入者,所以他一日无懈怠,方能苟全自己,更不用说顾及妻儿,这样他终身未娶,孤身一人。但一个人生活,他倒也乐天安命。韩愈在文中说“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看他的神色怡然自得,听他言谈,简约而透彻,倒无半点自卑和自苦。反而觉得自己干这活,虽然劳累些,但问心无愧,心里是安稳的。

      司马季主呢?是汉文帝时期,长安东市的日者。他每天与弟子定时出摊,为人打卦算命、消灾解愁。除了在市井中出没,他有时也背起行囊云游四海,日子过得悠游自在。当中大夫宋忠、博士贾谊为他叫屈时,他却能不卑不亢,笑谈自己的职业非但不卑微低贱,反而胜过他们这些在官场的,权势越高越危险,惶惶不可终日。

二、大智者,参破天机。

他们虽然是市井底层劳动者,但言谈里的认识、举止中的风度却别是一般。无论是韩愈,还是司马迁在传文中都流露出对他们的钦佩之意。

      韩愈就认为污者王承福谈吐超凡,“盖贤者也”。王承福对世事有超出常人的认识。他认为,人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社会有分工,人当各尽其能,各安所能,就像容器有大小各自承重不一样。好吃懒做,必降天灾。那些心智不够却强力为之,或者功劳小而俸禄厚,甚至尸位素餐的人,最终富贵难守、家败人亡。所以,他宁可辞去不能承重的官勋,选择泥瓦匠的简易工作。干一天活儿,得一天报酬,足够安生,也足够活得安稳,活得问心无愧。在这一套理论的保护下,他活过了玄宗后期的历史纷争,活到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历经四朝,该有多少王公大臣、贵戚权门倒下,但一个小小的泥瓦匠却安然自在的活着。

      司马季主也一样,虽然是长安城的小小算命先生,但宋忠、贾谊初见就觉其“如类有知者”,作者司马迁引用褚先生的话称其为“楚贤大夫”。他们对司马季主有如此溢美之辞,不仅因为司马季主有过人的见识,还因为他骨子里的那股清气。对贤和不肖,他自有一套别与贾谊二人的见识。他认为,真正的贤者是直道正谏,不听则退,不望报德,不顾怨恶,以众利为务,不能胜任的官职不就,不应得的俸禄不受,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人。而二大夫所谓的高人恰恰是尸位素餐、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祸国殃民之辈。真正有德的人,不以有德自居,避开世俗,摆脱人伦束缚,悬壶济世,不求高位。日者就是这样的人。而那些在君王之侧,摇唇鼓舌之人,居赫赫之势,丧命之日也为时不晚。所以,他乐得逍遥一辈子时,二大夫已早早陨命了。

三、贤君子,洞明世事。

为什么这两位身居下位的智者贤人能够参破天机,安然自得地长久活着呢?他们怎么会有这些超出常人的见识呢?这应该来源于他们对世事的洞明吧。

      圬者王承福之前经历过长达十三年的生死考验,他有幸能活下来,定然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参悟到生命的真谛,否则他也不会甘于放弃官禄,选择一个不起眼的营生,唯求安稳地活着。此后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长期出入于富贵人家,看到多少黄梁一梦,兴衰变更,富贵转眼成空,更坚定了他平凡自守的心意,故而有了上述的一套人生哲学。  

      司马季主则“大隐,隐于市”。他宁可做个算命先生,也不愿入朝为官,有平生所精学之《易经》、黄老之术的影响,也有他在凡世中与人算命时对世事的无常、人生宠辱不定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深谙世道是非黑白的隐晦不明。所以,他宁可独善其身,高蹈于世,也不愿跻身于世俗的泥潭。

 四、作传人,争天抗俗。

有意思的是这两篇传记的作者,一边不时流露出对王承福、司马季主这对洒脱自在、市井高人的艳羡之情,一边或借他们之口来讽刺官场的德不配位,或用他们对比出达官贵戚的冥顽不化、贪得无厌。那两位作者是否也像他们笔下的传主那样参透人生,看破红尘,逍遥于尘世之外呢?

     司马迁隐忍著书,终其一生未抛弃官职。韩愈多次求仕,更是成为儒道忠勇的斗士。他们羡慕司马季主的摆脱尘俗、自在逍遥,赞叹王承福的乐天知命、独善其身。但于他们自己,他们做不到这样。做不到,不是因为他们贪慕荣华富贵,不能放弃物质享受,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利天下”之心。

      司马迁若为苟活,也就不会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史记》一书问世了。他正是用一支利笔为历史改天换命,还天下一个公道。他不是懦夫,是一名勇往直前的骑士。韩愈虽多次上书求仕进为后世耿介之人所不齿,但也恰恰是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于直言说真话,敢于向世俗说不。

      这两位争天抗俗的斗士,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位是三千多年前的孔子,他殚精竭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荷蓧丈人的耻笑,他劝阻了暴怒的学生子路,敬称其为“隐士”。还有一位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他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他欣赏陶渊明的性情,希望自己晚年也能学陶渊明回归田园生活。但这位即使被贬仍一心为民的父母官,他晚年归隐桃源的心愿,用他弟弟苏辙的话“其谁肯信”。他们明明都有王承福、司马季主那样的智慧,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但他们没有,他们也不能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要没有一个个孔子、司马迁、韩愈、苏轼挺身而出、鼎立潮头,这个世界恐怕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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