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是县城。我成长的地方。
县城叫射阳。
小镇,大名是合德。
小镇的手艺人可以分为几个档次。叫“某某匠”的是一种,称为“做什么的”又是一种。同样是木匠,所谓的方木匠,也就是打家具,造房子的,被人称为“刘木匠”、“张木匠”;而圆木匠,也就是专业制造盆和桶的木工,则被叫作“箍桶的”。那“生缸”“补锅”“锔碗”的人,还要在他的职业前面加一个“小”字,“小补锅的”,年龄大了些的,客气些,“王补锅的”。
这些小镇的工匠,构成当年小镇热闹的生活场景。更是给喜欢相呆的我,丰富了生活的内容。
铜匠 先说铜匠,是因为当年最喜欢在铜匠铺子门前看热闹。高中毕业后,还曾在一个小铜匠铺子里做过一年多的临时工。
上小学时,特别喜欢到合德诊所旁边的一个铜匠铺子看热闹。
门外一只火烧得通红的大炉子,有人在一边拉着风箱——后来就改为鼓风机了;门里一个年纪较长,戴着眼镜的,瘦瘦高高的老者,脚踩着一个泥制的模子,指挥炉前一年青的男子,将熔化的铜水舀起,小心地往他脚下模子口中倾倒,老人的脚上似乎还在用着劲。铜水倾注结束,老人将右手拿着的一个椎形,蘸上点油,往那注铜水处一插,晃一圈,就有了安装勺柄的洞口子了。再过一会儿,将上面的那个泥模子拎起,在边上的水盆里轻轻一点,再移旁边的泥沙中,用手中的椎形物,一拔,一只大铜勺子就出来了。做铜铲子和小铜勺子,就简单些了,不用蘸水,一推,就从模子上下来了。
门两边,各有一个小木箱担子,有人坐在担子后面拉着一个被铁环圈住前端的长锉,锉去已经冷却下来的铜勺、铜铲上的毛刺。这个时候,钢锉与铜勺互动的声音,被下面木箱子的空间扩大着,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声响。
若干年后,高中毕业了,在街道办的那铜匠铺子里做记账的,才知道,那泥制的,便是“模范”,上模,下范。也就是在那些年里,才知道了,铜钱的中间为什么会是方的,除了中空减少些用铜量,还在于制钱铸出来后,用一根长方子将它们串在一起,批量地用长锉去修理边缘,中方,稳,不至于乱动。
敲白铁的 铜匠铺子旁边,就是一个敲白铁的门市。那个地方不好玩,太吵了。可能是因为太吵了,倒适合听力不好的人。那里就有一个朱姓的男子,特别手巧的,是哑巴。
那里的产品,最初是铁皮的水桶,小店收钱用的钱盒子,还有单位里才用得上的烤火炉及长长的烟道。后来,也为普通人家换钢精锅底子。
一根工字钢,一把铁榔头,或是木棒子,一下一下的敲打,就将一张白铁皮子,敲打成他们想要的形状,长方体、圆柱体或是圆椎体——这是后来的数学老师曾对我们说过,到敲白铁的那里去看看各种形状。
据说,那朱姓的师傅很是了得,杂技团的许多道具,特别是文革中演出的杂技剧《红卫兵长征之歌》,还有《地道战》中用到的魔术类道具,都是由他制作的。哑巴,能保密。
后来,敲白铁的一部分生活也被铜匠铺子抢了,比如,换钢精锅底子,我呆过的那个小铺子也在做。而水桶、钱盒子之类,又被塑料制品取代了。
铜匠铺子还修锁配钥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学到了些皮毛。大学期间,也曾为两位老大哥级的同学配过钥匙。可惜,一把锁也没能打开过。
铁匠 铁匠铺子,在小镇上消失得较早了。1978年,我的土墙房子改造为砖瓦房子时,为了门窗上的铁“挂落”,好容易才在射小更南边找到了一家铁匠铺。当年秋天,我上大学,第二年暑假,再去那里,已经不再有人打铁了。
铁匠铺也是我喜欢去相呆的地方。
我家前面,就有农具社,小镇铁匠陈氏兄弟都在那里上班。东兴街上,曾有一五金厂,后搬迁到南边汽车站那儿了。这两处,都是我喜欢去听,去看的地方。
陈大爷、陈二爷,打铁是老师傅。学徒的拉风箱,烧炉火。陈大爷左手握住一把铁钳,夹着刚刚从炉膛里拿出来的铁件,眯着个眼,右手拿着的小铁锤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指挥,另两个汉子,双手握住大铁锤,照着陈大爷小锤落下的位置轮流敲打,大锤两响,小锤一响,很有节奏。打完了,陈大爷还要将小铁锤在那个铁砧子上颠几下子,似乎是尾声,也是返场曲。好听。离多远的,你就会被那声音吸引过去。当年,还好奇他们穿着的围裙,那么长,那么厚。
东兴街韩家豆腐店旁边的五金厂也有打铁的,还有电焊。但他们早就用上了先进的空气锤。那就不需要有陈大爷那样拿小锤子指挥了。那同样穿着长围裙的师傅,从被鼓风机吹得通红的炉子里夹出一块铁,来到空气锤前,一脚踩下一根环成一圈的铁棍,那是开关,双手握住红红的铁件,让那机器上下敲打。与陈大爷他们大小锤子的声响不同,空气锤,会在正式敲打之前发出“呋呋呋呋”的声音,再有打到铁上的铿锵声,然后,又是一阵“呋呋呋呋”。
后来,我们家前面的农具社也用上了空气锤,那声音,就没有东兴街上的五金厂的好听了。它与锯木机的声音一起,对圩子里的人们构成了噪音骚扰。很快,农具社从圩子里搬到合兴公社所在地旁边去了。同搬去的,还有大同医院,也就是合兴医院。
木匠 “木匠木匠,一天吃四样。”很早就听到这个顺口溜子。一天能吃到四样不同的菜,多福气啊!
小镇上,单独称为木匠的,一般是指“方木匠”,就是造屋、打家具的师傅。那个时候,好像要打家具的人家也不多,单独开木匠铺子的没怎么听说,或者,是我不知道。那一年,同学的大哥,和他单位的伙伴们一起到南京参与了五台山体育馆的建设,让我佩服得不得了。
我家前面的农具社,也有几个木匠,他们也就打条板凳,钉个箱子什么的,没见到他们做过正规家具。
1970年代中期,有一批苏南下放的人,到了小镇上,将木匠生活做得风生水起。一个能将小提琴拉得特别好的苏州人,与同伴一起在东兴街上做起了雕花的“八部顶子”床。
要说那个木匠,苏南的,姓陈,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四姐结婚用的橱子是请他做的。据我做过木工的姐夫说,他的手艺好的。让我想提到他,是因为后来,他曾做过一件惊动小镇的案件,一个夜里,到开业不久的射阳商场里偷了几十只手表。一年多后,破案抓到他时,我已高中毕业,在街道待业。我曾奉命与另五六个待业青年一起,押着他游街。
箍桶的 听这个称呼,就知道,比起木匠要低个等级。他们又称“圆木匠”。
箍桶的人,与补锅的一样,是挑担子走街串巷的,还要叫,“箍桶,啊——!”很特别,那个“啊”字是要慢一拍再出来的。他们还多住在船上,
印象中,请到他们来家门口做生活,主要还是修理。将澡盆子、小亮子的“箍”紧下子,脚盆子底下朽了的一块板子换一下子,再不然,就是为新买的铁锅配个锅盖。。
对他们印象深的,是两样工具,一是刨子,与方木匠不同;一是紧箍的铁棒子,像凿子,却没有刀口。
弹棉花的 我一直不服气,凭什么那周大爷、周二爷开的弹棉花店,就没有个招牌,说起来,就是周家,弹棉花的。
周家的弹棉花店,在大同医院斜对门。前面是他们老兄弟俩的工作间,后面就是他们大家庭的住处。作坊坐东朝西。实板门进去,南边是一台弹棉花机,好像是专门为老旧棉花胎子翻新的。中间,是一张大大的床,是真正弹棉花胎子的地方。
弹棉花机,最早是用脚踩的,有点儿像农村里的脱粒机,旧棉絮从这一边喂进去,经过机器里的一根根的钉子抓、翻,出来的,就已经是蓬松的花絮了。那个地方的污染重的,粉尘的污染。
弹出来的棉花,或是新的棉花,铺放在那床上,周大爷要在腰里扎根宽带子,后面固定着一根长竹竿,竹竿垂下的绳子,吊着一张大大的弓子。弹的时候,周大爷一手扶着弓子,一手用一个比鼓槌要大得多的木槌子在弓弦上敲打,弓弦震动起来,使棉花继续蓬松开。弹弓子的声音是美妙的音乐,有高低,有缓急。放到棉花上去弹起花来时,有些沉;提起来,将花絮弹飞下去,又变得激昂了。那一年,读到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我竟然觉得,“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描写,用于周家兄弟的弹棉花才恰当。
接下来,便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下个工序,是在弹好的棉花上网上一层细丝线,讲究的,还得有颜色,或有图案。老兄弟俩一人站在一边,也不多说话,特别默契地用一根像放大了若干倍的缝衣针一样的长竿子,相当于针尖的一端在周大爷手里,相当于针鼻子的那端,穿着一根细线,周大爷将那竿子伸过去,把线送到周二爷手中,周二爷将线接住,分拢在指间,再接,指间接满了,老兄弟二人就很谐调地将线压到棉絮上。如此来回地摆动着,老兄弟就将线均匀地网在已经成型的棉絮上。
最后一项精彩,是舞蹈。周大爷或是周二爷,拿着一个像锅盖一样的木头,站在上面,来回地扭动着,行走着,将已经覆盖了细线的棉胎子压实在。
将床上的棉絮翻个个,再重复一次。一条棉胎子就成功了。
我1978年上大学之前,在周家弹的一床棉胎子,还收藏着,尽管已经少用了。那天,二位老人知道我这是要带到大学去用的,在蒙细线的时候,老兄弟俩还说了许多的吉利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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