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春暖花开。近日，拍摄樱花等很多。联想上海的花卉市场。10多年前的格局还是不够大的。
今年３月，我们民进会员接待了来上海考察的台湾花卉协会的专业人士，就花卉市场建设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洽谈。据台北花木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郑振宏先生介绍：台湾花卉去年国内消费鲜切花约15亿人民币，盆花7.5亿人民币，植物（景观园林）25亿人民币，共约60亿人民币，出口近500个货柜、约5000万美金左右。台湾有六大花卉批发市场，最大的市场室内面积有４万平方米。台湾管理层对花卉市场建设相当重视，把发展花卉产业作为农业的支柱产业。自1988年开始，台湾采取由宏观投资兴办花卉市场，然后委托民营专业公司经营，以解决“三农“问题和花卉产品的货款回收途径。例如：将于今年４月开张营业的台北花木批发中心，土地价格15亿台币、土建费用９亿台币、交易设施（包括水电气等）约13已台币，合计人民币约９亿多，全部由管理层投入。然后向专业经营团队公开征询，根据各经营团队递交的《经营计划书》选定其中最优，签定委托经营９年的正式协议。在９年经营期间，市场向进场单位按照花卉成交价征收交易手续费，是4.9％（其中：买方是1.95，荬方是2.95）。管理层则向市场征收交易费用的10％，不再收取场地租金。台湾对花卉市场经营者安置就业人员没有硬性指标，但实际上也促进了社会就业。如果一个花卉市场进驻400家经营摊位，每家３个营业员（包括老板），就要达到1200人左右，再加上花卉的产业链上各环节，确实可以带动一批就业者。目前，台湾管理部门还在台北市的内湖地区征下约４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建造永久性的花卉市场。“市场公园化、交易电子化”，已成为台湾花卉市场的经营特色。
谈及上海的花卉市场，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上海拥有国内最高的花卉消费量，而花卉市场的环境确是国内最差的。由于上海的花卉市场场地一般是向房产商租赁的，容易形成短期行为，对于高档、大量的装修投入不敢。”台湾花卉产销股份公司的董事侯志文女士，已经在上海经营花卉多年。她在淮海西路570号新颖花卉中心和武宁路2207号曹安花市开设“花艺村”，还在松江北良泾新桥花卉交易中心拥有花卉生产基地。她认为：上海的花卉市场发展可以借鉴台湾的经营模式，而不必舍近求远、好高骛远地盲目崇洋。昆明有两大花卉市场。一家引进荷兰的管理软件，一家是台湾人自己在昆明市郊的玉溪兴办。结果台湾人开的市场越办越红火。台湾的花卉市场经营已经趋于成熟，日本还派人特意到台湾考察学习。上海和台湾血脉相连，他们十分乐意与上海合作。但希望上海的政府要大力扶持花卉市场的建设。台北市园艺花卉商业同业公会的常务理事林俊宏先生坦率建议：上海要办成全球最大的花卉批发交易中心，要稳定花卉的交易价格，要树立花卉城市的光辉形象。
他们认为：花卉经营是一项美丽的事业，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文明标志之一。要使消费者进入花卉市场就能养成“爱花、护花、用花”的良好习惯。台湾还重视对少年儿童花卉的审美教育。“爱花的孩子不会变坏”，侯女士的这番话颇有见地，台湾花卉产业之所以发达，从中也可略见一斑。
二、花卉产业是朝阳产业但上海差距较大
中国花卉业已成为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到2002年底,全国花卉种植面积已达3690万亩,居世界第一位,鲜切花销售额达到215.8亿元,。目前，全国大小花卉批发市场有2000多个，零售花店20000多个。北京、上海、广州、昆明、天津等地都成为花卉销售的重点城市。上海花卉消费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进入飞跃阶段。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花卉消费市场。2003年,全市花卉种植面积6255.2公顷，约有50家花卉批发交易市场，2000多家花店，鲜切花、盆栽植物等销售量达６亿多支（盆），人均花卉消费量居全国第一,全市花卉销售额达到10亿多元,出口额300多万美元.花卉作为新兴产业,随着产业发展,对改善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增加郊区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花卉业是当今世界上较具活力的产业。世界花卉年消费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据预测,每年将以10%的速度递增。国内有的大城市在花卉市场的建设上已明显走在上海的前面。北京莱太花卉交易中心地处北京东三环商业旺地,总投资1.5亿元,集花卉.展示、批发、拍卖、自选零售、信息服务,以及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大宗贸易等多功能于一体,并与荷兰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拥有与国际接轨的国内首家现代化花卉拍卖交易场所。而上海的花卉市场建设与发展规模还没有适应消费需求，花卉市场能级与经营管理水平，与城市花卉市场建设要求有相当距离。曹安路花卉交易市场因规模偏小、设施简陋而处于萎缩趋势。精文花卉市场因摊位饱满、交易场地又即将搬迁而陷入维持阶段。迄今为止，上海还没有与国内最大花卉消费需求相匹配的花卉拍卖交易市场。滞后的市场建设已成为上海花卉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为此，市农林局已经呼吁：.政府应当把花卉市场象城市森林、城市投资环境建设一样看待,纳入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中,并投入一部分资金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开发、培育上海花卉市场，促其健康发展。
三、加强花卉市场建设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
世界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6000美金时,花卉消费就会迅速升温,上海正在从5000美金向8000美金进军,城市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2010年又将兴办世博会，这一切无不给上海的花卉市场发展带来十分珍贵的机遇。上海应当切实加强花卉市场建设，并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１、认真借鉴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花卉发展史，寻找上海花卉市场的建设发展规律。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继荷兰、美国后，花卉产量逐年增加发展迅猛。1990年到1993年猛增44％。2000年比1990年又增20％，达到121亿美圆销售额。同年向37个国家出口价值409亿美圆的花卉产品及其他园艺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哥伦比亚，是典型的花卉发展后起国家。上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哥伦比亚在世界花卉出口国排名榜上还不见其名，而今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花卉出口国，年创汇4亿多美元。现在，全国花卉种植面积已达到4200多公顷，年产鲜花50多亿枝，其中40%用于国内，60%用于出口。无论在外销还是内销中，哥伦比亚花卉服务性组织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帮助生产者开拓、建立市场，解决销售问题和其他全方位服务问题。在所有花卉生产者中，有85%的成员参加哥伦比亚的花卉出口业者协会。哥伦比亚政府，在花卉产业发展中也起着积极主动的作用。早在二十几年前,哥伦比亚政府对花卉产业就给予大力扶持.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采用先进栽培技术，根据市场需要,引进和改良花卉品种,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从而促进了花卉的种植和出口的大发展。目前全国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卉生产公司农场约100多个，每个农场种植面积约20至30公顷，而生产出口的花卉品种却只有十来种，足见其花卉生产的专业性和集约化。上述经验说明：政府重视、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和市场体系健全，是发展花卉产业的三大要素。
２、结合城市环境、产业经济与劳动就业振兴上海花卉市场。借鉴台湾花卉业的发展经验，上海在推进花卉市场建设中要紧密围绕城市环境的美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劳动就业等方面统筹兼顾。上海今年已成功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城市森林和城市绿地的建设已经初见成效。能否在已有的一些市中心大片绿地中，或环线的绿化带中（不影响交通和绿化养护前提下），由政府划定几个花卉市场点，通过征询委托一些专业民间公司经营？这样，既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又可促进市场繁荣，并出现“市场公园化”的美观。上海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实行“三个集中”，有些农村苦于没有产业抓手。借鉴台湾经验，花卉养植业和园艺是否可以成为上海农业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劳动就业上，上海的任务艰巨繁重。政府每年要拨出大量资金购买就业岗位。能否换个思路，政府通过扶持兴办一些诸如花卉市场的那样“朝阳产业”，来生成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象花卉市场的岗位，比较适合农村非劳力转化者。上海花卉市场一旦繁荣，就会在花卉种植、园艺研究、运输流通、包装、中介服务等一连串产业链中发生连锁反应。花卉业的兴起对促进上海服务业的繁荣业也将产生重要作用。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花卉从业人员已达到近200万人，今后还将有大发展的趋势，成为世界各国最大的花卉业产业队伍。
３、大胆创新积极鼓励境内外专业商来沪兴办花卉市场。台湾人口有2300万，人均GDPＰ达到近２万美金，最低工资4000元人民币左右，年人均花卉消费260元人民币。上海常住人口约1600万，人均GDP近5000美金，最低工资570元人民币，年人均花卉消费40元人民币。人均GDP差４倍，人年均花卉消费差近７倍。上海的花卉消费潜力很大。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台商已在福建沿海一带投资兴办花卉市场，也有积极性在经营。上海政府可以制订积极鼓励政策，吸引台湾专业花卉商，或者以台湾花卉协会名义来沪独资或合作经营花卉市场。台湾花卉的产业化经营程度较高，其模式可基本概括为“政府+中介服务组织+市场+基地+生产者”。政府、花卉服务性组织和以拍卖市场为主的各种市场，在台湾基地式、集中化的花卉生产经营中是关键性的因素。值得上海大力借鉴。
台湾政府对花卉业从政策到资金等多方面的大力扶持。如给农民低息或贴息贷款，每户最高可贷款150万人民币；花卉产业发展初期产品不交税，还从进口物资、肥料等方面给予优惠。政府还拨款1.5亿台币，从荷兰全套引进自动化育苗设施；拨款3.4亿元台币于台北、台中花卉交易市场，出资兴建花卉集货场所，建造贮藏冷冻熏蒸仓库，购置运输车辆及推广单位的器材等；盆花协会成立时，管理部门给予1000万台币作活动经费；责成各区农业试验研究所把其研究出的最新品种与生产方式、生产技术，随时通过各级推广人员传授给花农。政府的扶持刺激了台湾花卉产业的迅速发展。
2004年4月29日修改
媒体刊用：
“台湾花卉市场的启示”
——《上海商业》2004年５月
“城市花卉与休闲文化”
——《中国城市经济》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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