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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居民移居郊区大型保障房社区的心理落差和舒缓

关键词:大型保障房移居居民心理落差

简要:随着大量新建保障房的建设,一些入住大型保障房社区的市区居民,因小区和周边生活配套严重不便等,普遍出现“难以适应”和“临时过渡”的心理落差,在新居社区的归属感一时难以建立。迫切需要按照社会认同、社会导向和社会规范,来加强对大居的性质再认识,努力培育和发展新型的大居文化环境,共同制定新建大型社区的文明行为规范和准则,达到文化共融、心理舒缓的和谐格局。

1、 近年来,按照中央要求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满足困难家庭住房基本需求,实现“住有所居”目标,很多大城市都兴起了大型居住社区规划与建设。近年来,上海把住房保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加快建设分层次、多渠道、成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不断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居住品质。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已经建设了包括宝山顾村基地、嘉定江桥基地、松江泗泾基地、闵行浦江基地、浦东周康航基地、浦东曹路基地等大型保障性住房居住区,上海市政府自2003年起先后批准三批40多个大型居住社区基地、在7个区统一规划并组织实施建设。

1、1保障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公租房、廉租房和市政动迁用房。 据《联合时报》5月31日报道:近两年本市开工建设和筹措保障住房3042万平米、40.4万套;竣工1250万平米、17.3万套。其中,两处市级统筹公租房徐汇区馨宁公寓和新江湾尚景苑自去年面世以来,如今已转入常态化供应。截至目前,市和区县建设筹措并投入使用公租房约3万余套,总体出租率约75%。

1.2本市新建保障房社区大都面积大,规划人口众多。以宝山为例,宝山区大居规划范围共19.76平方公里,规划入住人口约42.5万人。其中,顾村大居规划面积约14平方公里,规划入住人口约30万人,罗店大居规划面积5.76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12.5万人。本市的大型保障房社区中,入住人口多数是从市区导入。在这些导入人口中, “五多”现象特别突出,即老弱病残多、待业人员多、外来人口多、问题人员多、人户分离多。其中,老年人占导入人口中有的小区占到30%多,这些导入人口从市中心区导入,虽然居住的面积宽敞多了,但面对小区和周边生活设施还普遍不够周全的现实,普遍出现“难以适应”和“临时过渡”的心理落差,在新居社区的归属感一时难以建立。还有一些保障对象入驻后,乱搭建,破墙开店或出租,给入住居民带来不安全感和对环境的不舒适感。这些,都迫切需要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需要加大调整和深化力度。

1.3造成市区居民导入心理普遍落差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建配套滞后,居民生活不便。主要表现在:出行严重不便;商业设施太少,民购物很不方便;菜场布点太少,居民买菜很不方便;公共交通不多,居民乘车不够方便。郊区几乎所有的保障房小区普遍存在出行难、看病难、购物难等,还有就业问题、养老问题等,都还缺少近期切实可行的缓解措施。二是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力量配备还比较薄弱。虽然,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文件,要求按照一定比例配备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等,社区居委会的办公条件比起市区相当宽敞等,但由于这些都是郊区当地的干部和人员,对从市区来的居民的心理和文化特征还不大熟悉,沟通有些困难。有的居委会干部无奈也是比较客观地对来自徐汇区的居民说:你们原先居住的房子是几万元一平方米的,小区和周边的生活配套条件当然十分方便和优越。如今,你们来到郊区住几千元的房子,小区和周边的生活配套条件相应肯定较差不便。你们也要有个适应心理。

2、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一定社会时期内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和人交往的规律关系,以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本市居民移居大型保障房社区的心理需求,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乃至全国大中城市住房保障及民生建设方面的一个特点和关系,需要从文化及社会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把握。

2、1上海大型保障房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在全国住房保障规划的统一制定和发展过程中,积极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为了大力发展民生,解决许多市民买不起商品房、居住仍然保留在低水平的困难,而推行的一项重要民生保障政策。由于近期要加紧“补课”,每年要完成国务院下达的建设指标任务,而市区土地紧张,只能规划建设在郊区。先天不足的生活配套,导入过程中的缓慢进程,势必带来种种不便。这是发展中的困难,也只能在发展中逐步得以解决。

2、2社会心理的需求实质是文化。不同地区生活的居民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后著有《菊花和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她从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等级制度入手,从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出发,分析和判断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的政策制定起了相当大的参考作用。市区居民向郊区移居,必定带有市区社会的文化心理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忘却的。同时,新入住人口作为居住区的外来人员,也有可能与当地文化存在矛盾甚至是冲突。主要表现在:城市开放性文化与农村相对封闭性文化的摩擦和碰撞;城市生活方式与农村生活方式带来的代沟与误解;饮食习惯的差异、作息时间的差异以及消费方式差异等造成入住人口与当地人口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城市居民原有的与生俱来的城市优越感与农村居民自卑感碰撞带来的风险;城市居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失去原来的交际圈,失去沟通交流渠道,由此带来的心理落差,缺少人文关怀等。这就需要与郊区社区的文化心理不断磨合、调整最终达到融合。

2.3由于居住大型社区在郊区,又由于移居在这个社区里的大多是经济比较贫困的人群。按照社会学的原则,一般不宜居住人口结构的单一化。今年市政协大会发言上,有委员举例香港“天水围”悲情,提请上海保障房建设防止出现类似悲剧。1992年,香港“天水围”第一个公共屋村建成。由于位置偏远,20多万居住人口大都是低收入阶层,那里发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后来,引起香港特首的重视,采取了三项弥补措施:政府投资建设跳蚤市场,免费给无业人员设摊;政府与香港赛马会联合拨款,设立健康中心;政府拨款建设天水围医院等。

3、上海市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管理。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最近,又明确由中共市社会建设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大型保障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创新工作。市领导多次视察已经交付使用的新建保障房小区。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在一些小区设立住房保障管理工作站,如试点成功将在全保障房社区推广。最近,市政协组织委员视察,有关方面透露将在保障房社区里增设44个养老院,以弥补规划建设配套的不足。凡此种种,说明有关方面已全部发动起来,本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市民心理诉求将会在近期内得到有力舒缓。

3.1按照“社会认同”,对新建大型居住区的性质、地位需要有个再认识过程。按照规划,全市建成后的大型保障房社区,共入驻人口规模要达到100万左右。拥有5万-20万以上人口的居住区,其实是一个新建准小城镇。所以,对现在试行的镇管社区的模式,要作深入思考。同时,要考虑对居住者提供就业的保障等。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对于移居此地的市区居民的心理落差舒缓,需要建立在对大型居住区现有的社会和城市管理的功能设置、需求适应及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一是弱势群体居多的服务管理;二是老年人居多的服务管理;三是市区人口迁居郊区的适应管理。主要探索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相结合的新型模式。如南京的城市治理委员会模式。他们的治理委员会中,有50%是公众代表。

3.2 按照“社会导向”,要注重培育和发展新型的大居文化环境。一是要加强新社区文化的“硬件”建设,促进居民间的文化交流与整合,努力培育社区共同文化,给入住居民创造释放因对新环境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增进居民间交流机会。二是增强居民行为规范的引导,为新社区居民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环境。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促进居民间的文化交流与整合。通过形式灵活的、适应新社区不同年龄层次和社会背景的居民的社区文化活动来满足新社区入住居民的心理需求,得到他们的认可。由此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相助扶持,逐步消除来自城乡居民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3.3按照“社会规范”,可以由政府与聘请的社会组织,包括住宅社区居民,共同为新建社区制定文明社区行为规范和准则。对于这具有城乡一体化特征的大型社区管理,政府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组织参与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等。当前,尤其要聘请一些专业心理咨询工作者,加强对入住居民的心理落差问题,进行专业舒缓。

参考文献:

 1、《社会心理学》(美)迈尔斯

2、市政协《联合时报》5月份相关报道

3、网络媒体上相关专家、学者的文章等。

                                  201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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