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从微博上看到一个议论“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当然我的圈子内网友几乎一面倒地要求法治，反对德治。但我却觉得这类讨论十分荒谬，荒谬感来自：
一、 国内正在苦恼整个社会的道德品质低落，行行业业没有底线，社会在呼求道德复兴，岂有最上层的政治精英不以身作则，同时也在社会上提倡道德的道理？
二、 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不是德治，美国的立国精神「基本要义」(The Great Essentials)中就表现的很明显，其要义包括四点，一是不管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何方，它都可以被其治下的人民所收回。二是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障其人民的福祉。三是政府所赖者是成文的宪法，而不是人类领袖的个人权柄。四是权力必须分散于国家、州与地方政府，并加以平衡。其中第三条就明白地将国家建基在法治之上还是人治之上对立起来谈。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谈，又是一项“中国特色”。
三、 即使在宪法最老牌最稳固的美国，总统也不断要作道德呼求并以身作则的。一般而言美国总统，尤其是在竞选时，一定会表现多爱妻子多爱家庭，支持家庭价值，克林顿表演一套作另一套，就遇上了大麻烦。当然，美国政治领袖百分百要支持美国价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只要努力就能出头的美国梦等等。还有，就是基督新教的道德观，除了极少数的如天主徒的甘迺迪外，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是基督新教徒，甚至小布什的当选最主要的诉求就是他的虔誠。奥巴马曾被对手阵营“污蔑”有回教徒倾向，还好他的对手麦凯恩是个君子，为他澄清，要不然这个流言一旦被接受，今天美国总统大概就不是奥巴马了。
四、 法治是建基在德治上的。法治的要义是宪法之治，守宪的概念来自于守约，卢梭的民约论强调要守民约，民约就是人民与国家领袖立的约，就是宪法。但守约却是基督教最重要的道德，守旧约，守新约，都是守与神立的约，旧约就是摩西十诫，新约就是耶稣宝血立的约。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误导了大家以为守约是守与人的合约，尤其是经济合约，这大错特错。守约是基督教的道德，也是西方社会道德的泉源。
五、 法治另一层意义当然是人民要有遵守良法的精神。而良法一定不能违背宪法与道德。西方的，尤其是以基督新教为主的国家，守法精神是建基在守约之上的，也就是建基在基督教的道德观上，这一点哈佛知名法学教授伯尔曼论述的最好。一个最好的范例是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还有些地方有祀神杀人的恶习，英国以人权为名，一方面教化印度人，一方面立法禁止杀人。而推动这项法案的，却是“克拉朋圣徒”们，领袖是威伯福斯，他们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虔诚基督徒，却反对在印度推行基督教以取代印度教，那只会引发宗教冲突。相反地，他们在基督教道德中找到了人权的理由，再以人权之名立法，成为后世各国都遵从的法律。
六、 德治最后是要落实在礼治上的，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本土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就强调中国社会是“礼治秩序”，也就是社会的善治来自于一个个生活的小团体中的道德实践，古代社会有乡规民俗，现代社会则是各个自治团体的伦理，学者要有学术伦理，医生要有医德，记者要有新闻伦理等等。道德不是唱唱红歌，读读四书就能得到的，而是这些道德原则落实在每个人的生活小圈子里，在一群知根知底的人中，大家秉持着共守的伦理，相互监督，相互砥礪而来。这一点古今无别，中西相同。而国家一定会对这些道德原则有所提倡，使之更深入人心。国内不正是这些伦理不彰，造成了诚信危机？
法治是建基在德治上的，社会与政治的善治一定来自于德法并治。但为什么国内却有一种流行迷思，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的，我们要法治，不要德治？
究其实，大家误以为的“德治”是一种人治，而且是国家领袖以道德为名来统一思想的人治。换言之，这种人治不但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识来订定法律，而且以个人的见解来设定道德原则，并不是真正的德治。
但又有一种社会流行的迷思，认为这是中国专制皇权的传统。其实这是现代集权政府才有的“新生事务”，所有“伟大领袖”要写一本“我的奋斗”、“x（某一颜色）x书”，发表一些“xx思想”、“xx主义”之类。中国皇帝不管真的假的，总是要宣扬孔子思想，一如美国总统总是要宣扬家庭价值、美国精神以及基督教道德观。只是越到近代，中国越来越集权与极权，但即使是康熙想控制思想大兴文字狱，雍正敢以政统挑战道统，说出孔子生在当时也要“尽人臣之常经”的话，但也不会有一套“康熙思想”或“雍正主义”之类的宝书要全国人民学习。
最后以一个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作结。李世民身旁的一群马屁精鼓励李世民出版一本“贞观思想”之类的书，李世民马上拒绝了，说如果贞观之治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自有后世的人会整理他的言行，广为流传。但如果自己的政绩乏善可陈，出版了再多的宝书，也只是徒留后世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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